今天我讲的题目,好像在替我自己的书做广告的样子。但《万古江河》这本书,不是作为一般的历史教科书或者一般的通史而写,而是有一定的想法的。从中国的史学传统言,大概只有司马迁的《史记》和抄他的摹本做续集的班固的《汉书》这两部书,关注的不仅是政治,也关注商业、社会、交通等等问题。这两部史书不仅关注到皇帝的家事和国事,还关注到老百姓中的一些特殊人物。“二十四史”是断代史,《史记》、《汉书》以下,讲的几乎都是政府、国家与皇帝的事情,还有就是对外的征伐等等,对于老百姓的事情,对于一般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现象几乎都没有多少关注。到了近代,有了一般通史。我得益甚多的钱穆钱宾四先生,他写的《国史大纲》是最好的通史了。他在书中讲了很多文化现象,但是主要还是上层的思想史,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他的书里也不交代。这个情况,我个人觉得还有可以补足的空间。
我一辈子做的工作,是从社会经济起首,然后作了文化史研究。常常有人问我,什么什么事情,在哪本书里可以找到。比如,我曾在一家旅馆吃饭,主人亲自出来招待,他就问中国菜这样那样的烹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一想,哎,真是,中国通史上没交代。那次之后的两三个月,有饮食文化研究会找我去讲演。我就专门找中国小炒菜的起源。为什么做小炒菜?一般来说,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小炒菜不能大块吃肉,是小口吃肉啊!那篇文章得到了很多的反响,还被内地的《寻根》杂志拿了去登出来。可以说,这些小零碎的事情,跟我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风俗信仰都有点关系,但史书里却不交代。这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也有人写,但都是笔记。这里一段,那里一段,通常不被人注意。我太太也常跟我说,她常常被人家问,你们夫妻俩都学历史,能不能介绍一本我们看得懂的中国通史给我们看。他们说,一些思想史好是好,但论的都是天大地大的问题,又是引经据典,我们老百姓看不懂。我太太总是碰到这个问题,也总让她无以为答。后来她被逼急了,就说我让我先生写一本去。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是我写作《万古江河》最初的动机。
但更重要的动机是,我想告诉我们的同胞,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慢慢长大的。几千年来,我们中国是自成局面的,今天大多数的同胞,总以为中国从古以来就这么大的一块。自从中国人认为我们中国就这么大一块以后,天下其他地方都不太管了。除了常在世界各地走动的人,我们大多数同胞脑子里的世界地图,在自己脑子里的中国地图边界以外都是模模糊糊的,很像中古时代欧洲人画的地图。当时欧洲人画的地图,遇到画不出来的地方就画水,再画不出来的地方就画个大雪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加个渔叉扮个海神,或者画个天使飞在天上。而我们中国人呢?我们根本就不太管外面的事,好像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突然就蹦出黄帝来了,然后黄帝生了一大群儿子,然后我们慢慢就出来了。谁生女儿啊?没问。黄帝这么多儿子得娶媳妇才有子孙啊!难道我们都是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笑声)所以,这些事情一直以来大家都是模模糊糊的,形成了“中国中心论”。
更常见的是“中原中心论”,说我们四面是“蛮夷戎狄”。“夷”这个字还不错,一个人背着一张弓,还是个人嘛!“狄”这个字也还可以,有狗有火,在草原上过日子,带只狗带个火还过得了日子。(笑声)“蛮”是个虫,其实“蛮”正规写起来,是头上梳了两个辫子盘髻的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这四个字,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但演变到后来呢,只有我们中华是特别好,外面都“蛮夷戎狄”。我在海外过日子,常常碰到一些很热心、很爱国的同胞跟我说,我们中国人是特别优秀,你看这个学校里功课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我则常常跟他们说不见得。他说,我们优秀得很。我说,你优秀,我不优秀,我普通得很。
这种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华帝国”、“天朝上国”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在过去,我们关着门过日子,能够跟我们打架的都远得很,打不动的都已经投降了,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就不能再这样了。我们想想看,住在一个村子里,有一家破落户,他老跟你讲我祖宗是大学士。几代祖宗啊?十八代以前。他说,我看不起你,你的门第不高,你赚的是黑心钱,我家是世家大族。(笑声)你听了多不舒服啊!跟这种人不能正常交朋友。所以我写作《万古江河》的第二个动机,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是慢慢长大的,当年的“蛮夷戎狄”就是今天的腹地,当年的敌人就是今天的邻居,同样的,将来的邻居也可能是今天的敌人。
我深受感召的梁启超先生,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可惜没写成,只写了一个绪论。他说,“中国”是从“中原”开始的,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将来还要进入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一百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在一百年前没有第二个人敢这么说。所以我在《万古江河》的序文中,特别提到我欠梁任公先生的情,因为他对我的重要启示,使得我一步一步地做着展开的工作。我自己是读上古史的,最初只关注春秋战国,也正是梁先生所谓“中原之中国”时代的“中原”。但后来我的研究往两个方向延伸:一个方向往下,延伸到汉代;一个方向往上,延伸到商周、延伸到新石器时代。
我现在最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看人家不看的破破碎碎的瓦片。别人看来这些破瓦片盯着它翻来覆去看,有什么意思?其实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许多事情。既然我搞上古史,慢慢慢慢地想起“中原”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原”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这些人的每一群跟另外一群之间,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这时,我就开始想,这些古代的地方上的文化是怎么样聚合的呢?我因此自认为,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国内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他已经过世。中国考古史学界过去比较受制于“一条鞭”的单一理论,主要是“单线的演化论”、“中原的扩张论” 两种说法。苏秉琦先生在这种风气之下,居然突破所有的关口,从证据说话,从实实在在的事情上说话,找出了一个理论,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 ”。他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地区性的文化圈,文化圈里又有不同的类、不同的系。他根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现象,将中国划分为六七个区,每一个地区都有至少三四层的次级系统。如果我们追溯到新时期时代初期的话,当时区还没形成,系也没形成,类也没形成,型也没形成,每个地方都是将就着当地的资源过当地的日子。经过互相学习、互相模仿、商品的交换、知识的交换,还有人口的交换,最重要的是男婚女嫁,以及抓人家做奴隶。经过如此这般交换以后,慢慢才并合成一条线、一条线,然后再慢慢并合成一个区、一个区。这一套理论,和梁任公先生的理论是完全配套的。只不过梁先生是从“中原”起头,苏先生是从“中原以前”起头。我自己也找到一条很重要的线,就是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时代。
公元前3000年左右,陕西形成一个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就是旁边的河南陕州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文化”的意思,在考古学意义上讲,就是怎么样过日子、住什么样的房子、烧什么样的陶器、用什么工具来敲石头、敲成什么样子等等。我们主要靠发掘出来的破罐碎瓦等来考察。这两个文化,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渔猎工具越来越多,农耕农具的比例比较少;而庙底沟呢,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等于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隔着河过日子,然后慢慢地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了,它的文化渗透力大,于是慢慢地往外展开了,越到后来,越往东走,并不是往西走。这样东边的地方慢慢地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庙底沟这条线一直拉,拉到河南郑州。不但是一条线,它还往两边扩张。也就是说,这种生活生产方式,附近的人、两侧的人也都慢慢地学习掌握了,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个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当然这不是那时候最高、最强有力的生活生产方式。当时东北的红山文化,就早于庙底沟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还有神庙、很大的墓,有等级不同、规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结构房子,还有水稻。湖北、石家河那一带,有一连串的城市,每一个都比庙底沟看着要像样子。而山东的大汶口,可能过的日子也不错,甚至可能有文字,因为有几个字留下来了,不是普通的符号,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这么好这么多的大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2000年前几乎全塌下来了。为什么塌下来啊?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气候?人口压力?过度浪费?都有可能。但庙底沟文明,不但没塌,还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了。考察其中的原因,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没有石头、雕刻,也没有大的土台,也没有城市。但我跟你讲,刚刚所讲的几乎所有的好的、漂亮的器物的文明,它都从中学到了一点。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尤其是山西的运城平原。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礼仪性建筑,有大的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水沟,这些现在还在继续的发掘中。
注意到这一串现象,我就认为这个庙底沟二期,在其他文明塌下来之后,它站起来了,应该讲就是中国文化的起源。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其他更早的文明。早到五千年以前就有了,而且很多很多。但我认为,庙底沟文明是核心。考古学家将之称为“夏文化”,我觉得夏文化应该是“诸夏”,在文献上讲夏朝就是诸夏,就是许多的夏,并不只是一个夏。“夏”大概是一些人自己称自己的名称。诸夏,彼此之间有很多小的差别。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纳、肯吸收。而且,这一群人在那附近居住,一些考古界人士认为那是国家住址。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二里头可能是一个公共的聚会中心,这样的聚会中心还不止它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地方。这些人、单位肯聚在一起,讨论、解决共同问题,肯去接受外来文化。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写的《万古江河》就是以此为核心展开的,旨在填补梁任公先生在中原以前的那一段。我讲文化的扩大,不讲武力。——我向来不喜欢讲武功,因为我从小在战争中长大,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事情,我知道什么叫做鲜血,所以我最反对歌颂战争中的英雄、歌颂鲜血。我不讲武功,不讲汉帝唐宗、成吉思汗,不讲开疆辟土,只讲文化圈的扩大。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从庙底沟二期开始,我们就继续不断地向四周“给”,也从四周“拿”,不然庙底沟二期也不会长大。
等到庙底沟二期长大了,到后来“中原”变成了“商”,“商”也不断地给予、吸纳,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秦人原来在西方,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壮大,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吸收了六国的人才,才得以壮大。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汉朝的文化输出,东到日本、东南亚,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汉朝的文化输入,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有北方巫术文明和各地的巫术,也被汉武帝通通接受,后来变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葡萄,从北方带进来骆驼、野驴子等等很多很多的物产。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都是“有给有拿”。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个人才是一个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人。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教书这一行,最好的一点,就是我教给人家越多,自己收获也越多。这跟做买卖不同,不会是我拿出去了,自己就少了。所以,在这样子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
我在《万古江河》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新大陆被欧洲人占领,1505年侵占的白银就开始运到中国来了。这也是中国面临第一次世界格局的形成的时候,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做了断代,前面写了半本,后面写了半本。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他,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跟他们做个交叉,叫他们变成识别器,我们也变成识别器,大家作合理的融合,而不是单向的学习。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说法,前几年,我又经常看到“先进国家”这个名称。用“先进”一词,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们落在后面,晚了一步。如果说齐头并进,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就没有所谓的“先进”、“后进”。
事实上,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它的成长过程也是“有给有拿”。只是到了近代两百年来,它逞凶霸道,只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给有拿”,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怎么会学了火药呢?怎么学了阿拉伯字母呢?更广泛地说,世界上几大文明的成长过程基本上的格式都一样,而且阶段划分也是相当接近的。我要写的下一本书就是从世界几个文明着眼,讲几个文明齐头并进的阶段以及每一个阶段是什么情况。但我最苦恼的就是找不到一个刺激变化的原因。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就盼望能给读者提供一本书,使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可以得到初步的解答。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这样子我们才心胸坦荡,可以组织起一个大的文明团体,而这个文明团体也更需要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地面对那些曾经压迫、欺负我们的文明团体。我们应当承认,别人的方案不一定错,我们的方案不一定对,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我们对的地方,可以重新整理,为未来全世界所用。你认为非常好的部分,到今天出了毛病了,也要想想要不要丢掉,要不要重新来过。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很深层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这都是西方文明近几百年来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整顿。
譬如,资本主义本身所依据的股份制度、金融制度,都发生了极大的问题。这事说来话长,我只简单举个例子。在今天的美国,股份已经分散到全美国的每一个人,因此每个人基本上都拥有一点点某个公司的股权。这些股权都分散在共同基金上,共同基金变成许多人的保险金、退休金的基础。我就是教员,每个月拿退休金,而这一大笔钱储存在一个二三十万教员所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里。这个会投资全世界的共同基金,是投资在所有的不同公司的每个员工头上。所以说,我拥有全世界任何公司一小块或者说是几千万之一。这时候,我们任何一个股东,实际上是无权监督公司的,公司的运作就在没有监督之下。照过去的想法,公司的经理人和所有人是分开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今天,公司的所有人变成了无数的小老百姓,而经理人变成是年薪一两千万美金的专业人员。经理人只在乎他的薪水,不在乎小股东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形式,导致今天各公司的经营变得非常不合理了。取短利、做假账的现象,已经是常见。最近有个安然公司被判罪,这家公司的资金大概是 1000亿,是第一家因为这个事情被判罪的大公司。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资本主义的许多基石都在动摇。
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社区、宗族、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每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话说有一家姓张的,五代六代同堂,皇帝就问张家的大家长:“你们一家五六代人能住在一起,靠的是什么?”他就说是“忍”。“忍”是什么?就是吃亏也算了,就是每个人都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笑声)这种“ 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孙中山先生就说:集体主义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的积极性。大家知道,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迅速成长,正是因为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换句话说,分配是调动了你个人的意愿,这和集体主义是相违背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了。西方资本主义要反省,我们也要反省。
再比如说,我们儒家是不讲“神”的,我们讲“良心”,而天主教、基督教讲“上帝”。“上帝”是西方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没有上帝,很难讲到人权。“天赋人权”,西方人的“天”就是“上帝”啊!有一个保证人在那里啊!保证给你人权。但在今天,美国的教会衰落了,教堂里的会员越来越少,大多数人不太相信了。我们也看到,美国天主教会的学校一家一家地关闭。我家斜对面是一个基督教会,每个礼拜五要举行bingo来赚钱。耶稣基督当然是不允许在殿堂上赌博的,但是穷啊,为了维持教堂的存在只好出此下策。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要说明在生物科技越来越发达的时代,很多当年建立起上帝信仰的那些话,已经很难再说服人了。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基础,将来怎么办?也要修改,要向我们中国“以人为本”的方向修改。
印度人非常重视自然。各位看过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对不对?“天龙八部”这名词出自佛经,包括“非人”、“天”、“龙”、“乾达婆”、“阿修罗”、“ 迦楼罗”、“紧那罗”和“摩呼罗迦”八种神道精怪。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这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 ”,注重“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调节、和谐,讲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截然不同。浮士德把他的灵魂出卖给魔鬼,然后换得一切都“更好、更好、更好”。西方的主流观念就是永远成长、永远扩张、永远要“更高、更快、更好”。但这也就意味着永远在浪费自然。在这个事情上,西方要向中国和印度学习。但是印度推行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这要向西方学习。我们中国因为集体主义,比较重亲属、欺外人,重邻居、欺陌生人。这个也要改变。投票制度是一人一票,如果在这个课堂里投票,选出来的大首长肯定是姓王的、姓李的和姓张的。王、李、张这三个姓加起来,肯定超过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甚至可能占到五分之一。照这样以亲疏关系来投票,完了,我们许家就要永远做奴隶了。王、李、张三家人一讨论,说加征许家的税,那还不是一致通过了吗?这一种状况,我们中国要向西方学习。
个人的权力是个人的。中国人认为“生儿养老”,好像儿子就是会说话的工具。他想要往东,你却叫他往西。这个可不对啊!儿子是一个人,他有人格啊!你作为父亲,也不能这样剥夺他的权力。我们中国人在海外,20年前家家户户都叫小孩学医,15年前家家户户又叫小孩学电脑。我对我儿子说,你爱学什么就学什么,饿饭是你,不饿饭也是你,你追求的是你的兴趣。不过,我的儿子现在确实在饿饭的边缘,他搞了个艺术。他搞的是理论人类学家艺术。看运气吧,靠他自己碰去吧!我对他的劝告是,真的没什么办法的话,你开个照相馆。开个照相馆,赚了钱,再搞你的艺术。他的艺术跟摄影艺术互不相悖嘛!你们将来要照婚纱照,我介绍我儿子,他照得特别好。(笑声、掌声)
最近有一本很流行的畅销书,书名叫《世界是平的》。他说,不管肤色、不管信仰、不管种族,大家一律平等。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进入全球社会的时候,记得不要完全听他这个话。大家一律平等之后要竞争,但是竞争遵循谁的规则?在哪个操场上竞争呢?如果在你的操场上竞争,或者按照你的规则竞争,我肯定吃亏。对不对?所以他讲的这个并不完全可用,世界并不是那么平。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比如我比你们矮,我手脚完全不行,就不如你们。我到体育场上竞争,根本进都进不去嘛,还怎么竞争?所以,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自主的战争。不许自主地说“我爱打谁就打谁”,这不可以。昨天,美国的共和党大败,真是大快人心!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难预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气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疾病正在酝酿当中,许多天灾我们是不知道的,而人的愚蠢、贪婪和无情也可能造成很大的灾难。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呢,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行。这种危急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现场提问选摘
问:胡適先生说过“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您作为一位历史研究者,是怎样保持历史的客观性的?
答:凭自己史学家的良心,凭一个史学家的判断能力。胡適先生讲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反讽。当时跟他对抗最厉害的是“左派”思想,胡先生就说“左派”是捏出来的历史,和他理解的历史是不一样的。这是反讽的话。但确实我们不要认为历史可以完全客观。任何事件都没有天然的边缘,但是一个历史事件的边缘必须要有一个裁定。一个史学家要处理一个事件,必须硬性规定它的边缘,这个硬性规定的本身就是判断。一旦有判断,就不能很客观。比如,两个村落打群架这样一个事件,那么你的记载是打斗在前线的人的记载,还是后方的长老的记载,还是警察局来抓他们的记载,还是法院审判他们的记载,还是回过头来看两个村落几百年累积起来的恩恩怨怨的记载?你要真正重现这一事件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重新活过一遍,不是一个人的一遍,而是无数人的一遍,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从不同的角度怎么拼合,前线的小兵,还是后方的指挥部,不同的信息怎么拼合?这个完全靠判断。这个判断是能力问题,故意不故意却是良心问题。因此,一个历史工作者,我们自己觉得心里有一杆秤,不仅称事件,也称自己。有没有良心?有没有故意说错话?有没有捏造或隐匿证据,只因为这些证据对我的整个立场不利?这是良心问题,是“ 史德”。自古以来,对史学家的要求就是“史识”、“史德”、“史才”、“史笔”,这四项都具备,才能做一个非常优秀的史学家。但是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史识”,要靠培养。“史德”,要靠坚守。“史才”,是天生的。“史笔”,是合理、简洁、清楚、明白地写,不是说你写东西眼花缭乱就够了。这是一个好的史学家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你认为你几乎到了那个境界了,可是你会发现还差了那么一点。特别要时刻谨记自己对“史德”的坚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许先生对战争持否定态度,但我个人认为战争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请问您在研究历史、面对历史因素的时候,是怎样处理战争因素的?
答:请注意,我并不是说我主张历史书要忽略战争。我所说的是,因为我曾经历战争,所以我厌恶战争,希望将来永远不再有战争。战争通常是因为人类心理上的“ 贪”、“欲”和“野心”构成的,尤其可怕的是常常是领袖们的野心导致了战争。战争的后果,毁灭性和建设性都可能有。建设性的部分,我举近代的例子,比如声呐是在战争中为了遥测而发明。这一套学问慢慢演变到今天,发展成应用在医学上的超声波,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福祉。但是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常常是无可回头的。不要说原子弹掉下来,将导致几十万、几百万的人死亡,就是一枪打死一个人,对被打死的人和他的家属、他的爱人,这也是无可挽回的哀伤和损失。
战争所毁伤和毁失的部分是不能挽回的,而得到益处的情况是相当偶然的。我早年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发现是战争使中国的交通网发展开来。因为战争需要兵车通行,当时兵车相当大,比现在的汽车还宽,所以需要相当宽的路。而且当时的兵车也没有橡胶轮胎,是木轮子在那里滚,所以黄土地必须夯打得坚坚实实,兵车才能过去。春秋时代中国道路网的形成,和当时若干次大的战役有着重大关联,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人流、物流交换也有很大的好处。这是战争带来的益处,但不是由战争的挑动者设计的。挑起战争的人,不会说我留下一个声呐给你们用用,我留下一条道路给你们用用,不会的。他的想法是:“我灭了他再说!”大家看看,布什在伊拉克搞成什么样子!布什以为凭美国的战争能力三天就可以打下伊拉克回去了,但是到现在也没完。天天死人、天天炸弹、天天放火,这种灾害不仅是生命的灾害,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也是永远的。那种恐惧是永远的。我在八年抗战时期长大,看见了战争的残酷。我27岁到了美国,美国的警车声和当年的空袭警报声是一样的,所以我到晚上听见警车声,就立刻跳起来,赶快穿裤子,准备逃啦!这是自动的反应。当年在万县、在重庆、在宜昌,月明之夜,日本飞机五十架、一百架轰隆隆地卷过去。所以我望见月亮,没有想到嫦娥的情绪,只有对于敌机轰炸的恐惧。这种心灵上的伤害是永远的。所以提这个问题的朋友,我盼望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尤其是将来的战争,杀伤力极强大,假如是生物战争、核战争,那更是祸殃几代的。俄国核泄漏的地方,至今旁边的村落是寸草不生。所以战争不能用英雄史观来歌颂它,不能够!(完)
ZT 许倬云讲座:我为何写《万古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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