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法主义

“在当代最杰出的自然法学家眼里，对人性的本体论观点，肯定无非是要么接受，要么拒绝，没什么好辩论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绝对是正确的。” 哈哈哈 “更重要的是，由‘自然’一词所导致的对‘是’与‘应当’的混淆……” 这个很有意思。古今政治哲学都是从自然出发的，但古典政治哲学是从“自然的目的”来谈，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家庭、村坊、城邦这样一个发生学上的顺序是不重要的，城邦虽然最迟产生，但性质上最高，因此我们无法从起源来推论目的，恰恰相反，只有明白了目的，起源的意义才能得到说明。当然这都依托于目的论宇宙观。 近代自然权利论依然从自然出发，但却是“自然状态”，是“起源”。当然，目的论被机械论取代了，“自然”的含义也变化了，在目的论宇宙观下，自然不是感官看到的那些琐碎，而是背后的理念、形式、本质之类的；但现在，自然就是经验现象，目的啊、上帝的计划啊都不是自然的了，可观察的经验才是经验的。而可观察的人性自然是什么呢？“人是政治的动物”可以被观察到、被经验确证吗？可观察到的是，人都是欲望动物、趋利避害，于是这种前政治的状态——自然状态——中的契约造就了政治、国家，政治和国家是人造的，不是自然的，是工具性的，不是本身就有价值的。 但问题是，当“自然”去目的论化后，“是自然的”和“是好的、正确的、值得欲求的”之间的关系也就断裂了，“是”就是“是”，和“应该”没关系，而古典政治哲学中，人是政治的动物本身意味着人应该成为政治的动物，而在自然权利论中，如何论证自然权利就是应然权利呢，或者说自然的趋利避害如何是一种权利呢，权利这词如果用的是ius的话本身意味着某种正当性，若是lex，则是实证的，自然状态中当然没有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似乎只能说这里还是因为它是自然的，就认为是正当的、应然的了，自然这词的魔力还在？于是，自然权利论中的“自然”确实混淆了“是”与“应当”。康德法哲学当然是在休谟的洞见基础上写就的，康德至少在词汇上拒绝了自然法的修辞，其契约论的规范性依据不再是“自然权利”，而是理性，而理性又直接和道德勾连在一起。

以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区别点区分法律与道德：“它的主要目的，乃是坚持法之所以是法，不在与其是好的，而在于一些道德中立的标准，例如它是被某人强制执行的。可确定谁是执行者却很难。随着专制君主的倒台，主权的概念失去了具体的政治表现，它沦为了不够是同义反复而已：法即主权者宣布为法之物，而主权者即宣布何者为法之人。” 46“然而，如果他认为，可以用像政府执行力这样的单一形式标准来定义社会控制，那么他显然对社会控制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满不在乎……强制性和执行力这些概念都十分模糊，以至于缺少具体含义。在任何给定时间地点，决定它们特色的因素是无形的，取决于执行者及其臣民的态度和相对位置……它并不是‘在那儿’，而是一系列变化的关系。”

39“为什么要强调道德的内在性？要从根本上理解着一点，我们就必须回顾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观，此乃强调道德内在性的根源所在……罪孽并不仅仅是对另一个人的伤害，而是对上帝的拒斥。它有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内在行为，并不引起任何外在的变化。……” 40“实际上，贯穿整个历史，各政府都一直忙于为上帝而行上帝之职。刑法的历史就是‘保护上帝利益’的故事……直到欧洲总体上不在相信罪孽的时候，对罪孽的惩罚才变成了绝对的暴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内部行为不受法律调整。” 41“诚然，并非只有相信罪孽的人才认为道德具有内在性。动机道德观或良心道德观也声称，某行为之所以是道德的，其唯一标志，就在于该行为的动机正确，舍此无它。另外，动机是内在的，而法只能要求控制外在行为，只要外在表现守法即可。然而，动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合乎普遍的道德原则。因此，内在动机和这些普适道德原则的关系，类似于罪孽和上帝的关系，而基于同样理由，法对内在活动和罪孽都不应插手。” 42“就罪孽伦理观和良心伦理观来说，其主要的问题在于，它们的信徒很少记得这些伦理观的神学、哲学和社会的起源和目的。尤其是那些在刑事责任问题上坚持意志自由说的刑法学者，更是如此……然而，什么是意志自由呢？它不是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理论，而是说明人与上帝的关系。” 43“以上我评论了‘道德实乃内在之物’这一观念的起源及命运，这并不是想对基督教道德神学或良心道德观加以褒贬，而是想说明，该观念唯有在这连个道德思想体系中才占有一席之地……而要对道德与法进行分类，这一区别根本不堪此任，因为它排除了太多种的道德理论。……归根到底，对区别点的各种方案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最后都归结为一点——道德是内在的，法是外在的。”

“然而在英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实证主义的要旨就是自由主义，而现在，实证主义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在语言上区分法与道德，正是为了要把道德从法中清楚出去。极其清楚的是，对混淆的担心既不是源于对法的关注，也非源于对道德的关注，而主要是如何对私人和公共生活进行恰当分野。诚然，这是政治的重大问题之一，但它并不真的是一个逻辑分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