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性别

“在手工制品的情形中，破解这些有关过去时代的象征符号的关键是身体性的：如果我们能实实在在地把这些平常的物品拿起来，在手中称量称量，试用一下，身体的感受将把我们带回到它们所属的那个世界。

一种建立在博物馆学的移情效果，虽然需要体验者丰富的学识和强大的想象力外，这种脱离生活本身的感知，当梦回现实后即被遗忘。

P2

“每个人类社会都为自己建造一个食物、居所、服饰和其他物品的世界，这是一个物质性经验的领域——通常用词语、数字、图画、手工制品加以丰富和多样地证明。

“我们能将这些物质实践与经验的体系对照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教义，以探讨意识形态与世俗信念的相互渗透。要想创造性地阅读这个庞大、丰富的文本，要想发现它所记录的转换、沟通和破裂的含义，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技术史的术语，而把一个社会的科技当做政治和文化实践之间网络的组成部分来分析。

从物质的客观现实到将其作为一种文本进行读解，带有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意味。

导言

p2 我们能试着重新获取技术的实践与产品所传达的信息，去了解社会角色如何通过最强有力的规训形式、身体习惯而使人归化。

p3

这本书所关注的是，按照列威斯·莫姆福德（Lewis Mumford）的精神可能称之为“妇术”（gynotechnics）的一套科技：生产女性观念的一种技术体系，因此，一般来说，也是关于性别系统和性别等级关系的技术体系。在中国的“妇术”中，包括了三个科技领域，在中华帝国晚期对于赋予妇女生活以形态和意义尤其重要，即房屋建筑、纺织和生育。妇女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正如在别处一样……

p5

直到现在一般的劳动家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从经济方面来看待工作，但是，对于政治家和哲学家来说，“女织”对于社会秩序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道德贡献；而其实际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家庭免于穷困并交付租税。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分歧：在民间的家长制中，妇女养育孩子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而正统思想却继续描绘一个理想的世界，其中妇女于国家之维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部分集中于妇女的住所和卧室。它着眼于身体的观念和医学的于社会的技艺的积累，这对于不同阶级和等级的妇女追求母性身份都是有用。我表明多生育——这远不能决定每个妇女在“传统中国”的命运——必须在“自然”对“文化”的更广阔的意识形态语境中得到理解，它规定了男性典范以及女性典范，甚至更清楚地表达了阶级之间地差异而不仅是性别之间的差异。我们再次看到了精英与大众在女性特质的观念上和家长制形式上的分歧。在贫穷的家庭中，一夫多妻是负担不起的，所有为妻的角色落在一个妇女身上，她的功绩可能由她天生的生育能力来决定。而对于许多精英阶层的妇女来说，社会性的为母之道比生育更重要，因为她们有法定权利收养妾和女仆所生的孩子。

……生育的观念强化了阶级的差异，也强化了男性对女性，以及女性对女性、阶级对阶级的剥削。

p6

今天关于传统中国性别角色的惯常表述将妇女主要刻画成一个生殖工具、被动的消费者和家长制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她们作为日用品以及知识和观念形态的生产者的角色则被边缘化甚至被忽略。因为一般的科技史主要集中于日用品的生产和科学知识的发展，这使中国的科技史家几乎关注不到妇女与性别，而研究中国妇女的史家又很少提及科技。

按照传统的定义和研究——作为一个知识和设备的体系，使高效或低效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得以进行，并对环境加以控制——科技，乃是西方优越性话语的核心要素。科技史保留的殖民主义者心态，可能比任何其他的史学分支都更多。John Staudenmair在提到Joan Wallach Scott关于“大叙事”或“历史定论”的定义时曾这么说：“对于科技史家来说，‘大叙事’就是‘辉格史家’将西方科技发展解读为自然的和必然的进程。”他认为，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解释，所谓“大叙事”以强制性地排除其他历史为基础。在这个认识论框架中，西方科技变成了象征一个等级结构的符号，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现代对立于传统、积极对立于消极、进步对立于停滞、科学对立于无知、西方对立于东方、男性对立于女性。正如女性作为非男性而成为一面衬托出男性优越性的镜子，其他社会及其科技作为非西方，也成了这样一面镜子，使西方能充分欣赏到自己的优点。

p7

李约瑟的研究及其方法在科学技术史专业内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的工作在中国和印度受到热情欢迎，成了找回民族自尊心的一种方式。

“中国社会秩序所试图吸收和包容的巨大冲击和挑战，那么，这一通常标志着惯性或停滞的连贯性最好能被理解为适应性：它表示文化的沟通、结合、调试的复杂过程。

p22

在农业和其他部门，生产方式和模式的改变存在于不同地方，但是国家将商品和财富的快速增殖视为社会稳定的威胁，本质上不为社会所需要。因此它尽其所能地与这一增长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抗。

p23－24

谈到中国表现出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长期持续性或停滞性，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彼岸花。在1000-1800年间，中国三次被外来入侵者征服，它也经历了多次农民起义和内战。有领土的转移、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从维持生存的生产的熬商业化生产的转变，这标志着民族经济的剧烈变化。

…… …… ……

尽管有这些意义重大的变化，及其她们可能开启的政治统治的新的可能性，晚期帝国征服仍继续将自己限制在农村问题，甚至贫困人口和低水平生产之中，对此不能在现代经济的意义上予以理解，而是要看成史政治性甚至道德性的经济。整个帝国时期的农业政策乃是一种为维持重农主义的政治秩序而进行的连续的、相当成功的斗争，皇帝和它的官员以此对“民”，即小农阶级行使直接的统治。这一政治哲学转变为一种整个帝国时期在总的原则上保持不变的财政秩序：国家是靠直接从娘民家庭获取的财富而得以维持的，其中基本的设定是：男子在田地上耕作生产粮食，他们的妻子在家纺织提供衣物。务农被规定为最根本的职业，而工商最多被看成是二等的，最坏被看成是有害的。大部分政治家和统治者把经商带来的财富快速增长看成是一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根源。到明代中叶，生产领域的变化已相当深刻，以致不得不财政方面予以承认：在16世纪晚期，以钱纳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实物税。尽管在此时，可能有人期望能转变政策将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为税收基础，但是农民仍然被视为国家真正的税收基础。几乎所有帝国晚期的农业立法都力图通过保护小农已保持广泛的乡村税收基础，国家和小农直接相互依赖的意识形态保持不变。清朝的政策甚至是比明朝的更加保生存而反商业，可以说满清皇帝盲目迷信小农式维持基本生存的生产。大量清朝还滴的法令表明，Pierre-Etienne称之为“正确农业”（correct agriculture）的物价稳定政策对于她们相当传统的社会秩序观念来说是多么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科技史家可能认为中国统治者的保守型植根于被Mark Elvin描述为“高水平平衡陷阱”的物质现实：中国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高水平不是靠节省劳动力设备的发展、而是靠着持续增加的劳动投入 （一种通常被称为“内卷”的发展轨道）。这样一种生产模式既支持又需要人口增长。中国没能自身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是因为没有动机以投资于集中的、更有劳动效率的生产。

最近不断增加的大量著作证明了中国经济史的复杂性和不一致性，以及在官方话语和现实状况之间的鸿沟，这可能形成一个更有意义的视角以考察体现于经济和土地政策上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以及其对社会价值和意欲之连贯性的毋庸置疑的重大影响——不是把它直接与物质条件相关，而是当作一种执着的迷信或一种咒语。这就是说，节俭、秩序和适当的社会角色与关系，在连续性的经济和土地政策中被反复申说，这既没有抑制真正的变化也不能反映缺乏真正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这反映了出现的挑战被驯服、包容，并能安置于易于管理的位置上。

p26-27

Clifford Greertz在《农业革命》中提出的著名观点，水稻种植几乎允许土地利用的无限强化。

p27

事实上，对中世纪和晚期帝国的皇帝来说，最为性命攸关的不是经济而是象征性的秩序。中国统治者要求为自己的人民即农民的福利而斗争。在困难时期提供保护、在一开始就采取措施组织困难和灾荒发生，乃是国家的职责，这些措施类似于现代农业发展政策的“技术建议”（technological packages）。国家有规律地开发新的耕地，投资于大规模的防洪、灌溉和鼓励耕作技术的发展，同时，分发食物和减免赋税。国家的目标是安定和适度的富庶，而不是不受控制（和不平衡）的财富增长。政策不是倾向于发展经济，而是保持（在艰难时期则是恢复）社会秩序的良好状态，农业组织象征君臣之间的正当关系，并限定生产性和寄生性职业之间，劳动者和劳心者之间的区分，同时也规定男人和女人作为国家男性和女性臣民各自适当的任务。

p29

基本的生产性科技规定了日常工作和大多数人民的物质生活。它们是一般社会成员“经历”意识形态和广泛传播之主流价值的一种重要途径。技术知识和工作关系的等级以身体时间的有利形式代代相传，使融入其中的价值和信念自然化，并铭刻于社会记忆中。

身体习惯——行为举止、礼节、工作实践——在两个意义上是强有力的。首先，它体现权力关系，在中国，儿子在父亲面前跪下，体现着孝行固有的尊敬和谦卑。……第二，身体习惯在成为文化再生产的强大工具之意义上是有威力的，他们在无意识之中因而是毫无疑问地被染习。

p31

在中华帝国晚期：精英阶层把自己地任务看成是将社会基层秩序稳固地吸纳于礼的领域，同时维持保证其权威的距离。

注释

注38：在介绍当今日本有关保护小规模大米农业的争论中，经济学家Kenji Ozawa提出，稻田在预防洪水和保持“传统的”日本风景上的环境重要性（1993）。Yamaji和Ito也提出许多“文化的、情感的和环境的因素”影响着日本是否应该打开它的大米市场（1993:363）。Ohnuki-Tierney探讨了大米在建构日本身份认同上的作用（1993）。

注42：英国议会体系允许政治精英的成员（财产拥有者）增进本阶层的自身利益，他们声称他们总体上有利于国家。在中国，尽管大多数占据官职的文人来自士绅家庭（也就是说，其主要收入来自地租），但当他们当官以后，他们被要求代表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群体的利益。这经常导致地方官与当地士绅的矛盾，也是地方官何以不能在家乡任职、不能在一个地方任职太长的一个原因。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成员来说，原型性的道德两难使忠孝难全。

注45：……尽管长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是较低的，但人地碧绿的上下变动更加寻读，一方面入侵、战争、起义和自然灾害经常使农耕区锐减，而新领土或生态龛位（ecological niches）的占领又使人口增长得到平衡（Rawski 1972; Bray 1984;Perdue 1987）。到了18世纪初，人多地少的压力似乎不再是地区性的，也不能由国内移民或增进土地利用率来得到解决。在皇帝和他的文职大臣们心中，人口压力已经造成食物供给上的不能无视的威胁。国家的反应并不是限制家庭规模，或推进持续的农业革新。取而代之的是重申“正确”的农耕方式，强调节俭，阻止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而从事“寄生性”的职业。

注47:在宋代以前，中国经济主要是非商业化的，并以地区性流通为特征——除了赋税品的流动。鉴于直至整个清代中国地方经济高度地域性和非整体性的特点，地方性循环或变化不能当然地作为说明总体经济的典型（施坚雅 Skinner 1985）。但是尽管有地方性或总体性的阻遏和倒退，长期性的商业化趋势仍然是帝制晚期的特征。商品农作物和其他产品的跨地区市场自宋代以来迅速发展，国内市场也是如此。

注49：宋代政府因为要面对极端的军事上的威胁，这一时期的政府官员探索史无前例的增加税收的方法。宋朝施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激进主义政策，这至少在19世纪晚期以前都是绝无仅有的。国家直接（通过国家企业和垄断）和间接地（通过对商业活动的税收）参与了正在萌芽状态的商品经济。宋代的财政专家在官僚系统种处于精英地位，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复杂和有力的专门化财政机构的网络，管制不断增长的国家商业活动部分。商业税使国家税收不断增长，并榨取经济。新经济政策于1068年至1085年之间实行，“扩大了国家对新地区和新产业的控制，直接挑战了为国外和国内贸易利润而经营的私人商品手工业，这都是为了自主侵略性的新的领土扩张政策和国家防卫。”（Paul J. Smith 1991:9）举例来说，四川的产茶叶在1074年转为国家垄断，所得用来购买藏地的战马。但是，这些政策内含了破产的内在原因：对农民的严酷剥削，国家对中间商和代理商的依赖不断增长，它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通过发展商业税基础而增加国家税收地战略在宋代中期被废除，在这之后，它的名声始终不佳，在正统新儒家那里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