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

我们在寻求比较公正的见解时往往会坚持我们的成见，其原因除了节省精力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成见系统也许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

在那里，人和物都有着众所周知的位置，发挥着某种预定的作用。在那里，我们会感到如在家中，适得其所。我们了解周围的道路，我们会发现熟悉，平常而可靠的迷人之处，其常规形态我们了如指掌。虽然我们在曲身钻进那个模式之前要放弃许多诱惑我们的东西，但只要我们打定主意进去，它就会像一双旧鞋子那样令人舒适。

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某项准则，他就会逐渐具备该准则所要求的那种人性。

如果不是每一代人都会出现若干人物孜孜不倦的把那些成见整理，规范和上升为诸如《政治经济学定律》，《政治学原理》类的逻辑体系，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就会根据各种杂乱无章。交替出现的成见而各行其是。一般说来，只要我们谈论文化，传统和群体精神，我们就会想到这些由天才人物所完成的体系。如今已没有人怀疑研究这些理想化观念的必要性，但历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名流却不会到此止步，因为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并不是某个天才所制定的系统观念，而是每个人头脑中那些交替出现的模仿，复制，伪造，类推和歪曲。

每一种理论都有一个不由自主的盲点。

成见系统一旦被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互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无意之中，我们就对符合我们哲学的事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笼统谈论人性之所以危险的一个原因。一位慈爱的父亲可能又是一个刻薄的老板，一个满腔热忱的国内改革家和一个掠夺成性的对外侵略者。他的家庭生活，事业，政治谋略和对外政策，依靠的是完全不同的版本：别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体现在社交圈之间，两个国家之间或者两个种族之间，这就是号称忠于同一信仰体系的人们竟会刀兵相向的原因。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在一个人创造出他认为明智而可取的虚拟环境之前，必须限制他接近真实环境。因为，人们在直接接近他们所看到的事物时可能产生误解，同时，又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他们将如何误解，除非他能决定他们到哪里去看和去看什么。

无论保密的理由是言之凿凿还是牵强附会，屏障都是存在的。有人坚持要在所谓公共事务领域的所有方面进行保密。因此，问问自己是如何了解那些使你产生了自己看法的事实的，往往会令人恍然大悟。实际上是谁看到，听到，想到，说到了使你有了看法的事物？是告诉你的这个人？还是告诉这个人的那个人？而他又被允许看到了多少？当他告诉你法国打算这样那样时，他对法国有着多大程度的了解？他如何了解到的？然后，它们将提醒你注意隔在事件和舆论之间的那种距离。提醒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词语和货币一样是要反复流通的。它今天会激发出一种想象，明天又会激发出另一种想象。同一个词语在记者与读者头脑中是否能唤起同一个想象，这谁都没有把握。

我们用那些看懂了的词语唤起的各种想法，构成了我们观点的绝大部分依据。世界太大，我们面对的情况太复杂，我们得到的信息又太少，因此，舆论的绝大部分必定会产生于想象。

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置身于庞杂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照片对于今天的想象力有着行使管辖权的性质，这种权力昨天还属于印刷文字，再早则属于口头语言。它们似乎都是完全真实的。在我们的想象中，它们不受人为干扰的被我们直接继承了下来，是最为轻松易得的精神食粮。任何语言的描绘，在形成图像存入脑海之前，都需要经过记忆。但在银幕上，整个观察，描绘，报道以及想象过程都已为你完成了。你需要做的只是不断感受银幕上涌现的，你的想象力始终追求的效果，此外并无别的麻烦。

问题出在成见的性质和我们运用成见时的那种轻信，而这些东西最终要取决于我们生活哲学的各种样板。如果我们的哲学认为，这个世界应当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法则去描绘世界。但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世界无关紧要的一分子，他的智力程度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一张粗糙的观念网络的皮相。

认识到我们的成见始于何时，始于何处，如何被我们继承，我们为什么接受。一切有用的历史都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澄清的。它能使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童话故事，学校课本，传统，小说，戏剧，绘画，言论把一种先人之见注入了此人的头脑，把另一种先人之见注入了彼人的头脑。

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出的情感。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们在了解别人的思想之前，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行为。

毫无疑问，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即锲入在人与环境之间的虚拟环境。

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人们环游世界就必须要有世界地图，但他们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弄到一些不再标有波西米亚海岸的地图。

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的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拟的事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本能反应。

大人物——即使终其一生——照例都是通过一种虚构的个性而广为人知，一个老生常谈也不无道理：仆人眼中无英雄。在仆人和私人秘书看来，他们只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常常沉溺与自我虚构。他们至少有着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是公共的王室的自我，一个是私下的与凡人的自我。

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如果他的图像告诉他世界是个平面，他就会由于害怕从我们这个行星的边上掉下去而不去靠近那个边缘。这种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将要作出的行为。它并不决定人们成功与否，它决定着人们的努力，人们的情感，人们的希望，而不是它们的实现结果。

想想吧，巴黎和会正在重订欧洲边界时，一个驻外大使在用力打探该国及本国的政治意图，一个拓荒者企图到一个落后国家开辟一块租借地，一个编辑在期待一场战争，一个牧师在呼吁警察管制娱乐，一个夜总会在接受一场罢工，一个董事会面临着雇员的一大堆要求，一个商人在琢磨下个季节的供求问题，一个银行家在决定是否给一家新企业提供贷款....想想吧，在美国人心目中，“大英帝国”，“法兰西”，“俄罗斯”，“墨西哥”的概念有着多么千差万别的意义。

因此，当局并没有让公众将将军们了解的所有事实真相发挥影响，而只是向他们展示了部分事实，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才最有可能稳定人心。

杰斐逊眼中的民主是乌托邦下的民主，人民在荒野里自给自足，各司其职，它是闭塞的，如果真如杰斐逊所设想般不需要机器化生产，不需要对外开放，那么我想中国应该老早就应该成为超级大国，但事实是没有与外部密切的联系，这种想象里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不可能出现整齐划一的舆论。

孤立状态下的人类在形成舆论共识时总是借助已有的经验来想象外部世界，这对于意见领袖（统治者）来说是一件有益的前提。人民在服从社会管理过程中就是简单式地从法律和道德里抽象出模式来整理想象，通过地方事务的接近性引起共鸣最终形成一直舆论。

所以，要想真正形成舆论就必须保持独立团体的开放，让人民尽可能地接触到更多第一手资料。但由于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使得舆论越来越被牵着鼻子走，社会热点问题往往得不到全方位的调查舆论就抢先一步进行抨击，结果新闻反转成为常态。我以为舆论的基础要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才可以进行评论，当然，这些反转，舆情又和信息全球化不可分割，在科技的刺激下，舆论主体扩大，表达平台多元，观点交锋频繁，舆论看似显得是在众多意见中脱颖而出，不过，在电视环节培养长大的青年有着更容易被情绪化引导，由此网络上也出现群体压力，情绪感染的现象这些无不会影响公众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