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那一代人的消失，带走了一个热情而富于正义感的时代，当今时代有充分理由对政治狂热保持冷淡，而稳健的尝试也忠告人们：宁可生活在平庸的时代。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的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情，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革命，在后革命时代人看来，是一项高成本风险投资，高得足以打消任何革命念头。要对付以政治高热为症状的法国病，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患上以政治冷静为症状的英国病；萨特之后，必定是雷蒙•阿隆；凯恩斯之后，必定是哈耶克。屋顶上的风信鸡已转向了右边，全世界的保守主义者都忙着在英国的新老自由主义仓库里搜寻派得上用场的货色。

人倾向于保持一种虚幻的同一性。当一个人把他的多重人格中的一种显现为唯一的人格时，他就在追求自我同一性。E.M.福斯特从文学人物角度将其称为“扁平人物”，以对应有更多人格、更复杂、更矛盾的“圆型人物”。当一个人觉察到内心的矛盾时，他实际发现了自我内部的他性的存在。为恢复自我同一性，他试图去掉这种他性。但更多时候，他性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外部，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他者就变成了敌人。 资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人格最多的阶级。它的另一个名称“中产阶级”最能表明这一点。它是“中间的”，介于贵族与下层之间，既分有上层阶级的部分人格，又分有下层阶级的部分人格。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消灭个贵族，又通过镇压和收编消灭了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阶级不以他性的形式继续存在于资产阶级自己的人格构成中。事实上，从一开始，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中就充满了对立成分，常常使它处于自卑、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它若不想继续成为一个自我分裂的阶级，就必须清除自己人格构成中的异己成分——这，有待于一场文化革命或意识革命来完成。 但在老资产阶级习惯于在外部寻找敌人，把自我内部的他性当做外部的他者。所以，在60年代，当中产阶级孩子突然群体性的站在中产阶级父亲的对立面时，父亲们惊愕得一时没了主意，以为老无产阶级和老资产阶级之间早已了解的历史恩怨又卷土重来，，以为自己的孩子背叛了自己，而没把它看作资产阶级的一次继续革命，一次针对自我内部他性的革命。 中产阶级孩子可能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真诚地自以为在反叛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的制度时，其实是在通过反叛外部他者的方式来消除资产阶级内部的他性，所以他们没料到，他们的文化革命最终所成就的，竟是自己父辈的一项未竟的历史计划。他们的父辈显然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一时父子反目，母女失和；虽然现在双双言归于好，但可能仍没意识到这一点。 其实，回头浪子大可不必忏悔当初的狂热。相反，他们本该有一种革命成就感，其画像可以毫不逊色地与家族史上著名人物的画像并排挂在壁炉上方。他们在60年代进行的文化革命，意义丝毫不亚于其先辈们在18、19世纪进行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老资产阶级以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从贵族手中夺取了经济和政治霸权，并成功阻挡了新对手无产阶级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它发起的一波波攻势。奇特的是，老资产阶级却无意间违背了本阶级利益，让文化领导权留在了对自己怀有敌意的阶级手里。这一未完成的革命，由60年代中产阶级孩子完成了，而且为此只付出小得不能再小的社会-经济成本，显得比其先辈还要技高一筹。先辈以恐怖、镇压、流血、掠夺做到的事，他们以口号、静坐、狂欢、游行和象征性的街垒战就做到了。 文化领导权的旁落，后果有目共睹，它使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时代一直以可耻又可笑的形象出现：一方面，它被认为是政治强人和经济巨人，另一方面，又被砍做文化诸儒和道德小人。贵族、文化贵族、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愿意很简单：早在它成为资产阶级前，就一直处在非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下，非资产阶级情感早已进入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而且在后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非资产阶级文化和情感通过教化在一代代资产阶级那里被不断再生产。直到60年代，这一再生产过程才被中断。中产阶级孩子本想以一场大规模的反文化运动来继续这一以贬低资产阶级为乐事的传统事业，不料反倒为资产阶级夺回了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全面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人格构成中的他性被克服了。它不再是一个有犯罪感、严肃而抑郁的、总是心神不宁的阶级，而成了一个不必愧疚的“普遍阶级”，可以对外部一切对立力量雷鸣般发出道德和正义方面的指控。 经过60年代反文化运动，安东尼奥•葛兰西当初所说作为“霸权”两方面的“统治”与“精神和道德的领导权”才真正同时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完全可以按照本阶级的利益、美学趣味和道德旨趣，由自己来再现自己和他人的形象，而其国内和国际的反对派则因失去至关重要的文化领导权，处于文化和道德上的守势，在资产阶级一波接一波的指控下顾此失彼地为自己辩解。丹尼尔•贝尔曾感叹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辩护人。如今情形反过来了，资本主义找到了自己的巧舌如簧的雄辩家，而它的老对手们则变得相当狼狈。他们似乎已无力创造一种更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于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明智地沉默下来，结果，为老一套意识形态进行辩护的重任就落在了几位思想简单、头脑僵化、词语匮乏、笨嘴拙舌的老意识形态家肩上，而他们若免开尊口，反倒对他们为之辩护的那套意识形态的伤害可能还要小一些。 ……（一段对哈耶克主义潮涨潮落的描述。略。） 到80年代，即撒切尔夫人-里根时代，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政治修辞学替换后（以“价值中立”的社会学词汇系统替换左派词汇，如以“全球化”替换“殖民化”和“西方化”，以“中产阶级”替代“资产阶级”，以“民主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完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意识形态逆转：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贬斥的资产阶级，突然开始以正义、道德和文明的新形象出现于世界舞台，而且新老对手们则纷纷成了邪恶的象征。资产阶级仍一如既往是资本输出者，但如今还成了象征资本输出者。所谓文化领导权，实是一种给人洗脑的权力，它使别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意识上处于自我遗忘状态。连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家如今都把亲切的眼光投在本国新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身上，把它当做本民族的摩西一类的角色，而他们自己的任务则是向无缘进入这个新阶级的普通大众论证这一点。

他（欧文•豪）借用文化保守主义者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术语，称中产阶级造反大学生为“新野蛮人”。特里林自命为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美国传人，而在阿诺德的术语里，“野蛮人”指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贵族，一个“不仅充满户外活动的激情，还充满个人自由的激情的贵族阶级……野蛮人的这种文化（姑且称之为文化）大体上不过是一种外在的文化，主要体现为外在的禀赋、风度、相貌、礼仪、才艺和体育才能。”（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主义》）当60年代的嬉皮士在70年代后纷纷出落成高雅而冷淡的雅皮士后，新野蛮人才真正证明自己原来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野蛮人的苗裔，只是比其先辈更精于生财之道，恰如Yuppie（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年轻的城市专业人士）和Yumpie（Young upwardly mobile professionals，年轻腾达的专业人士）这两个名称所意味的那样——这一点，最能说明他们仍然是中产阶级，只不过其政治和道德激情已经枯竭。他们摆脱不了中产阶级身份，却追求外表上的非中产阶级化，其方法是把贵族或雅皮士进行一番政治无害化处理后，作为自身的一种时髦装饰：在前一种情形下，他们成了中产阶级-贵族（雅皮士），在后一种情形下，他们又成了中产阶级-波西米亚人（bobos，布波族）。换言之，除了中产阶级这一不变身份外，他们还可以根据时髦或当下情绪变成其他任何一个阶级，因为这些阶级不再是一种政治或道德力量的存在，而是一种类似服装、情调或生活方式的商品，是一种“外在的文化”。（如今谁还将一身嬉皮士打扮的人视为政治激进分子？）他们是各种商品的毫不吝啬的和毫不愧疚的消费者，尤其是有关身体的商品以及作为商品的身体。身体成了拜物教的新图腾。

贝尔的历史想象力是意象派的，是空间性的，也就是非历史的，试图把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若干符合他心意的东西并置在一起，平凑成一座哥特式的“三一教堂”。他说：“我在经济上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就像你从集体农场回来，顺路在街角发表一番有关个人自由的演讲，晚上则在家挑灯度莎士比亚。

全民在想象力和判断力上都贵族化了。因此，当贵族指控中产阶级庸俗而中产阶级接受这一指控时，它们其实分享着同一套编码系统，中产阶级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根据这一编码系统，它的确是庸俗的。

“芝加哥是一个警察城市，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自己。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变为坟场。但是，将由我们而不是他们来决定这场战斗的开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