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资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人格最多的阶级。它的另一个名称“中产阶级”最能表明这一点。它是“中间的”，介于贵族与下层之间，既分有上层阶级的部分人格，又分有下层阶级的部分人格。资产阶级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消灭了贵族，又通过镇压和收编消灭了无产阶级，这并不意味着着两个阶级不以它性的形式继续存在于资产阶级字自己的人格构成中。事实上，从一开始，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中就充满了对立成分，常常使它处于自卑、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它若不想继续成为一个自我分裂的阶级，就必须清楚自己人格中的异己成分——这，就有待于一场文化革命或意识革命来完成。（p009）

文化领导权的旁落，后果有目共睹，它使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时代一直以可耻又可笑的形象出现：一方面，它被认为是政治强人和经济巨人，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贵族、文化贵族、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控诉，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原因很简单，早在它成为资产阶级之前，就一直处在非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下，非资产阶级情感早已进入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而且在后来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非资产阶级文化和情感通过教化在一代代资产阶级那里被不断再生产。直到60年代，这一再生产过程才被中断。中产阶级的孩子本想以一场大规模的反文化运动来继续这一以贬低资产阶级为乐事的传统事业，不料反倒为资产阶级夺回了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全面巩固了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人格构成中的他性被克服了。它再也不是一个有犯罪感的、严肃而忧郁的、总是心神不宁的阶级，而是成为了一个不必愧疚的“普遍阶级”，可以对外部一切对立力量雷鸣般发出道德和正义方面的指控。（p10）

70年代以后的情势证明：终结的并不是一切意识形态，而只是左派的意识形态，因为右派的意识形态在经过“无罪化”处理后，又被供奉在神龛里。这一次，它非常聪明地把自己装扮成“共识”或普遍真理，以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名正言顺地从历史犯罪感中走出来，并借助全球化的浪潮将其合法性推广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p13）

所谓文化领导权，实是一种给人洗脑的权力，它使别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意识上处于自我遗忘的状态。（p14）

实际上，相对主义越来越成为非主流文化、第三世界文化，不正常的生活方式获得并维护自身存在权力的依据。……这或许正是60年代的非凡成就，它扩大了自由，促进了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并通过搁置价值判断使任何一种此前被认为歪门邪道甚至大逆不道的文化或生活方式获得合法性。一句话，它摧毁了一切专横的价值权威，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实现了早在政治和经济层面实现了的自由、民主和平等。但也正因为它摧毁了一切专横的价值权威，使任何政治激进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基。（p24）

新中产阶级是一个被教育出来的阶级，大学是它的培训基地。这与无产阶级的形成史类似，而与贵族和老资产阶级的形成史不同：贵族形成于战功、分封和世袭，而老资产阶级或老中产阶级来自投资。……无产阶级却形成于雇佣劳动，高度集中的工厂。新中产阶级形成于专业知识，高度集中于大学。当60年代大学生把大学称为“知识工厂”时，显然联想到了无产阶级与工厂的关系。像工人阶级一样，地理上的高度集中性也使得中产阶级大学生又可能形成一种群体感，并以群体方式进行一场社会运动。（p39）

（弗洛伊德、金赛、《花花公子》）等读物使60年代的中产阶级孩子比以往如何时代的同龄人更“早熟”……作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先导，是放纵身体，而避孕药等发明使这种放纵变得不必承担后果。身体不仅是身体，那个可以触摸、有痛感和快感的可见存在，还涉及大量有关身体的观念（禁忌、羞耻、得体等），而这些观念从源头上说又来自作为“意义给出中心”的高级文化，尤其是宗教部分。要解放身体，就必须解放文化。

身体的解放，在传统生活方式最隐蔽的地方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正是私人生活方式的革命，才称为文化革命的感性基础，因为它直接瓦解了传统文化和道德得以建立和保存的私人心理基础。（p51）

左派不是被从外部打垮，而是因自身理论上的困惑而内部涣散的。（p59）

资产阶级只是看上去项资产阶级而已，在这幅僵硬的形象下，隐藏着作为“精神父亲”的贵族阶级的形象，它以“高级文化”的形式存在，暗中左右资产阶级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和评价，并致力于在任何有关文化、道德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贬低资产阶级。(P61)

20年代美国禁酒与新教徒对天主教徒（天主教认为红酒是耶稣的血）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南部州的利益（信教、种烟草）以及中部、南部保守势力（小镇新教徒）对东海岸城市生活的反抗等因素相关。

如果说禁酒运动是新教伦理对天主教和犹太教发动的一场宗教攻势，那么，从地理上来说，由于信教主要是美国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传统信仰，因此禁酒运动又可视为 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对东海岸大城市发起的一场文化攻势，是前现代性、单一文化、保守主义、农业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现代性、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商业和工业、“外国人”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征讨。新教的伦理核心是“勤俭”，即多积累少消费，而20年代在大城市开始实施的信用证制和分期付款制却以“多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危及了新教伦理。（p74）

在文化上贵族化，带来了一个深远后果，那就是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自动接受了贵族的意识形态偏见，以贵族的眼光打量自己，把自己看作一个文化上欠缺、道德上可疑的阶级。（p125）

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一个阶级按照自己的利益、美学趣味和道德旨趣抬高自己的形象，贬低对手的形象，使自己崇高化，使对手妖魔化。但当它进行这一神话工程时，一定会以人类、国家、社会、传统等普适概念掩盖自己的特殊利益，借以僭取通常存在于普适概念中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它的成功通常不取决于其真实性，甚至不取决于其说服力，而取决于它对别人施行意识形态催眠术的本领。（p129）

“英国文学”的最初体制化不是发生在大学，而是在机械学院、工人学院和大学函授学院以及夜校。（最初剑桥牛津认为英国文学因为其易学性而不是属于贵族的学问，而拉丁文等需要耗费人大量时间精力的学问才是真正的“文化”）（p199）

第一批英国文学教授大多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曾目睹英帝国的顶峰状态，而当他们在牛桥著书立说之际，却看到国势已露衰败之相。因此他们的爱国主义非常务实，那就是挽救英国的颓势。……英国文学研究进入牛桥并成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历史，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如FR利维斯是乐器商的儿子）开始进入牛桥的历史。……因此，当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英国文学学者进入牛桥后，就以反抗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劳动大众的形象出现，从而分享了牛桥由来已久的贵族排外主义。（p209—213）

（60年代资产阶级的）愧疚感不仅与早期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以及基督教情感有关，而且与5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工厂的生产方式有关，即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对人道主义理想与基督教情感的一种背离。50年代以前的资本主义工厂建立在机器与工人的身体最大限度的结合上（例如流水线），是一种直接的有形的身体剥削，而其手段要么是强化工作强度，要么是延长工作时间。

这种身体上的直接性，会导致工业资产阶级良心上的不安，而第三产业或服务业的资产阶级的犯罪感要轻得多，因为其剥削方式是间接的、抽象的。（p262）

60年代中产阶级孩子们的造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集体犯罪感的情感供认。这种犯罪感即源自历史的隔代遗传记忆（如美国黑人史），又源自现实的场景（如“血汗工厂”）。……中产阶级对其犯罪感的供认和补偿，具有一种心理治疗作用，使其从犯罪感中摆脱出来。到70年代中期，也就是60年代运动已经烟消云散的时候，中产阶级再也体验不到这种以阶级意识出现的犯罪感了。（p269）

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政治意识更多地形成与政治实践中，而不是对政治理论著作的阅读中（既因为书斋中的革命家著作晦涩难懂，也因为媒介技术的革新——对越战战争画面的播放）……在一个现实问题溢出了理论容器的刻不容缓的时刻，阅读是次要的，理论是无力的，而行动才是第一位的。（p281）

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起初是葛兰西主义者，后来少数人却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幻想一小群革命精英分子在资产阶级统治核心地带突然发难，在统治阶级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前就迅速夺取政权。但这种理论仅停留在纸上。中产阶级大学生既没有起义的计划，也缺乏起义的果敢劲。极少数行事果敢的“极左派”在最后关头也只证明自己是一小群制造毫无意义的破坏事件的恐怖分子。（p392）

基于前面几章的论述，现在可以勾勒一下这场革命的复杂的政治层图：

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

第二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

第三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

第四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

第五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斐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

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p398）

传统宗教和文化建立于某种相对单一、稳定而持久的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并依靠大量神话、记忆、仪式等象征形式及某些似乎不言自明的普遍承认的前提，将民族共同体塑造成具有凝聚力的自足的想象共同体。而现在，这一切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不仅使人种发生混合，而且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也日益相互影响，这就终结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宗教和文化的绝对性和纯粹性。……更关键的是，60年代发展了一种可被笼统称为解构主义的批评智力，即对一切体制、神话、历史写作等构成物之下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秘密运作保持一种充分的警觉，因而从文化等级制和传统道德体系赖以建立的那些基本前提中，不断发现其意识形态性。……

相对主义是一种现代感知方式。时代的节奏快得使人穷于应付，而空间和时间的变换令人目不暇接，这一切，从深处改变着人的传统感知方式，瓦解了文化等级制和传统道德体系赖以建立和保持的那种稳定的时空感和模式。这典型地体现在电视这种电子传媒上。……（电视）通常不具备仪式的色彩，它是反讽的：它是一个个片断（节目），片断与片断之间可以毫无联系，也可以展示完全对立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态度，而突兀地插入节目中的商业广告则不时打断、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一切都是短暂的，忽生忽灭的，它们激起相对主义或者虚无主义的情感。（p401）

后现代人所感到的归属感的缺失，可能恰好说明后现代人在情感上的非后现代性，即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和土地意识虽然在意识层面瓦解了，但悄悄移入了潜意识层面，并在那里暗中发生作用：它们仍可能无意识地成为后现代人评判后现代的一种尺度，一种视野。在这种意义上，归属感就是怀旧感。（p406）

或许，油画之所以被认为比照片“高级”，仅仅是因为发明油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它体现的是贵族时代（手工时代）对资本主义时代（工业时代）的文化偏见。贵族把自己时代的文化视为高级文化，以此来贬低资产阶级的文化。但资产阶级却自动接受了贵族高级文化的基本假定，所以富裕起来的资产阶级男女往往模仿贵族，请画家为自己画像。……这正是资产阶级未能控制文化领导权的后果。（p419）

工具理性最本质的特征正体现在这种不作为价值判断的技术主义精神上。它刻意“保持价值中立”（value-free），倾向于从技术层面（负面性）而不是从价值层面（原则性）解决问题。韦伯把工具理性（“可计算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些规则本身就是普适性的原则，为了适用于一切人，即必须被非人格化，获得一种可计算的技术性，例如法律的程序。（p436）

最富裕、也最有权势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开始在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上亦步亦趋地模仿没落贵族，好使物质财富转变为精神资本。他们这样做，是把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领导权主动地交给了贵族。不过，就中下阶层的资产阶级而言，清教禁欲主义伦理仍然以内在绝对律令的方式起作用，是资产阶级勤于积累而耻于消费。这为经济的发展积累了资本。从这里可以看出，韦伯对资本主义 清教经济伦理的揭示，与桑巴特对贵族奢侈作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阐释，并不矛盾，它们从生产与消费两个环节上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贵族的等级制和资产阶级的禁欲伦理的基础都不是超验的，也不是自然的，而恰恰是经济的，是财富普遍匮乏时代的意识形态，既为少数人的奢侈消费提供了合法性，又为大多数人的勤俭致富提供了宗教动力：没有后者的生产，就没有前者的消费，而没有前者的消费，就没有后者的扩大再生产。这一过程慢慢将大部分社会财富从少数人手里转移到多数人手中，一旦多数人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财富而自己又不去消费，那就使扩大再生产陷入了危机。此时，就要求一种大众消费经济学，以取代积累经济学。（p447）

苏联之所以在70年代之后开始面临合法性上的危机，是因为西方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造反运动给文化和道德领域带来了一种相对主义气氛，也就间接地瓦解了左派乌托邦的道德绝对主义的基础，使人们不再相信左派神话。左派神话的衰落，造成了这么一个直接的后果，即西方中产阶级重新获得了旁落于左派之手的文化领导权，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再现自己，并将这种世俗利益穿上普遍道义的外衣。（p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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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是一个警察城市，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自己。警察想把我们的公园变为坟场。但是，将由我们而不是他们来决定这场战斗的开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