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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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心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由此看来，这就有可能是（尽管我们出于善意）一种不切实际的——如果不是不恰当的——反应。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这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4页 -
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 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谁也没有权利享受这种天真、这种肤浅，享受这种程度的无知或记忆缺失。 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 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不公正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 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来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赶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5页 -
追求更富戏剧性（人们常常这样形容）的影像，成为摄影事业的动力，并成为一种以震撼作为主要消费刺激剂和价值来源的文化的常态。安德烈.布勒东宣称：“如果美不令人战栗，就不是美了。” 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它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 那影像永远是有人选择的；拍照即是定框，定框即是排除。 即使有姓名，也不大可能被“我们”所知。当伍尔夫指出她看到的一张照片中的一具男人或女人的尸体如此血肉模糊以致完全可以使一只死猪时，她的意思是说，战争的参保性已惠去了个人的身份，甚至人类的身份。这当然是从远方观看时战争的样子——它只是一个影像。 照片留下了参考路线，成为追求各种目标的图腾：情绪围绕一张照片要比围绕着一个文字口号更容易清晰化。照片还有助于建构——以及修改——我们对较遥远的过去的感知，尤其是迄今不为人知的照片的流转带来的事后震撼。大家都认得的照片，如今已构成一个社会选择思考什么或宣称它已选择思考什么时不可或缺的参照。社会把这些理念成为“记忆”，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一种虚构。严格讲，根本不存在集体回忆这回事——它就像集体悔罪这种假概念一样无稽。但却存在集体指示。 所有记忆都是个人的，不可再生产的——它随着每个人死去，所谓集体记忆，并非纪念，而是规定：这是重要的，而这是讲述故事经过的故事，还配合照片把故事嵌入我们脑中。意识形态制造了庞大的图像档案，这是一些代表性的图像，概括人们对重要性的普遍看法，并催生可预期的思想和感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风信 -
电视上的影像，按其本质来说，是迟早要被人厌倦的影像。这种麻木感，是有其根源的，这就是电视想方设法要以过量的影像来吸引和满足人们，因而扰乱注意力。过量的影像使注意力变得分散、流动、对内容相对漠视。影像流动使影像失去稳定性。电视最大的特点在于你可以转台、不耐烦和沉闷变成一种正常状态。消费者垂头丧气。他们需要被刺激起来，被启动起来，一次又一次。内容不外乎这类刺激物。如果要更有反省力地观看内容，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意识集中——而媒体播送的影像寄予的各种期待，正好削弱了意识的集中；媒体把内容过滤掉，是使感觉麻木的主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风信 -
现代人最重要的期望和道德情感，是深信战争是畸形的，尽管可能难以阻止；和平才是常态，尽管可能难以获取。这当然不是历史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才是常态，和平是例外。 达芬奇知道如何描绘战争时，强调艺术家必须有勇气和想象力去全面展示战争的恐怖。要担心的反而是绘出的效果不够令人难受：不够具体，不够详细。怜悯可引起道德判断，如果怜悯像亚里士多德说得那样，被我们当成对蒙受不幸者的愧疚之情的话。但怜悯绝非灾难性不幸事件中的恐惧的自然伴生物，而是似乎被恐惧稀释（分散）了，恐惧往往淹没怜悯。达芬奇的意思是，艺术家的目光必须不带怜悯。图像必须够震撼，而在这可怕之中含有一种具有挑战性的美。 这种理念应用于摄影，是行不通的：在战争摄影中发现美，未免太冷酷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8页 -
萨尔加多的展览和摄影集突显的《人类一家》式的貌似圣洁的辞令，确实伤害了这些照片。……萨尔加多的照片还因其展示悲惨画面时往往善于适应商业化环境，而遭到严责。问题在于照片本身：在于照片聚焦于无权无势者，他们全都被弱化成一筹莫展。文字说明中都没有这些无权无势者的姓名。照片若不提及对象的姓名，就等于与名人崇拜合流，尽管不是故意的。这种做法加强了对另一种对立的摄影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只提名人的姓名，而这等于是把无名者贬为他们的职业、种族和苦难的典型人物。萨尔加多这些摄于39个国家的移民照片，在单一标题下，汇集了一大群处境和苦况各不相同的人。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更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实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一个在这样的尺度上构思的题材，只会使同情心不知所措，而且也会变得空泛。但是一切的政治，就像一切的历史，都是具体的。确切地说，任何认真思考历史的人，都不可能也认真地对待政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2页 -
以见证为己任的摄影师，也许会觉得不使奇观变成奇观的做法，在道德上更正确。 有道德的摄影师愈来愈关注战争摄影中对情绪（同情、怜悯、义愤）的非法利用和以粗俗方式挑衅情感等问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3页 -
人们喜欢观看苦难的图像。我深信我们对他人的真正不幸和痛苦怀有一定程度的但绝非轻微的喜悦。我们如此热情追求的绝非奇观，而是某种不同寻常而悲惨的灾劫。（埃蒙德·伯克） 巴塔耶可以想象极端的痛苦并非只是痛苦，而是某种升华。对痛苦，对他人的痛苦的看法，是根植于宗教思想中的，这种宗教思想把痛苦与牺牲联系起来，又把牺牲与极度兴奋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与现代感情大相径庭，现代感情认为痛苦是某种错误、意外或罪恶的东西。某种必须铲除的东西，某种必须拒绝，使人感到软弱的东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9页 -
任何战争，看上去像无法阻止，人们才对恐怖反应迟钝。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情感，它必须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问题是如何对待已被激起的感情，对待已知悉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们”束手无策——但“我们”是谁——而“他们”也束手无策——“他们”又是谁？那么你就会感到沉闷、犬儒和冷漠。 只要我们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们就会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谋，我们的同情宣告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出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93页 -
让自己的苦难与任何其他人的苦难并列在一起，是不能忍受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4页 -
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韧性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 战争新闻在全世界传播，并不意味着思考远方人们的苦难的能力也显著提高了……但说人们对这类苦难的反应少了，恐怕不是实情。 我们没有被影像感动得彻底变成另一个人，我们可以不看，可以把这一页图像翻过去，可以转台，这些都不表示我们对影像的冲击的道德价值置疑。我们看这些影像时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受尽煎熬，这并不是什么缺点。这类影像时邀请我们去注意、去反省、去了解、去检视掌权者就巨大灾难提供的辩解是否合理。是谁造成照片中的苦况？谁应对此负责，是情有可原吗？是不可避免的吗？我们到目前为止接受的事态是否需要受质疑？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白道德义愤就像同情一样，是无法强求以行动来处理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5页 -
无法明白，无法想象。这就是每个经历过炮火、见过其他人在身边倒下而自己有幸逃过鬼门关的士兵、记者、援助人员的真切感受。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5页 -
照片是一种手段，它们把那些也许会被享有特权者或仅仅是安枕无忧者宁愿忽视的事情，变得‘真实’（或‘更真实’）。 (查看原文) -
如果那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抗击穷兵黩武及服膺教权势力的法西斯主义，为捍卫西班牙共和国做出最大贡献”，则这些照片可能会加强他们相信那场斗争的正当性。 (查看原文) -
佛朗哥的民族主义叛军的宣传头目坚称，是巴斯克人自己往下水道放置炸药（后来的版本则说，那是巴斯克土地上生产的炸弹），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摧毁了他们自己的古城和前首都格尔尼卡，以便在国外引起愤慨并加强共和派的抵抗。因此，居住在塞尔维亚或国外的塞族大多数派，直到塞族包围萨拉热窝结束时，甚至在结束后，也依然坚称是波斯尼亚人自己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发动恐怖的“领取救济品大屠杀”和一九九四年二月的“集市大屠杀”，向他们自己的首都市中心发射大口径的炮弹或埋地雷，以便为外国记者的镜头创造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和为波斯尼亚博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查看原文) -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贸易中心所遭到的攻击，在那些逃出世贸大楼或就近观者的人士的最初描述中，常被说成“不真实”、“超现实”、“像电影”。（以前，灾难生还者往往用“感觉就像一场梦”来描述他们刚经历过的事情，描述那种短期内难以形容的感觉，但是，经过好莱坞四十年来一部部耗资庞大的灾难片的洗礼，这种描述方式似乎已被“感觉就像电影”取代了。） (查看原文) -
在绰号“齐姆”的戴维·西摩那幅常被复制的照片《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埃斯特雷马杜拉土地再分配会议》中，一位正给怀中婴儿授乳的憔悴的妇女站着仰望（紧张地？畏惧地？）。这张照片常常使人想起某个人正担忧地扫视天空，看是否有空袭飞机。她的面部表情和她周围人们的面部表情，似乎充满疑惧。记忆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更改这个影像，给予齐姆的照片一个象征性的地位，不是为了它实际上表现的事情（一次户外政治会议，发生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而是为了即将发生在西班牙的、会带来巨大反响的事情：飞机空袭城市和农村，其惟一目的就是彻底摧毁它们。这是空袭首次在欧洲被用作战争武器。不久，空中果然出现飞机，向类似照片中那样失去土地的农民投下炸弹。（再细看那位授乳的母亲，细看她那布满皱纹的额头，她那眯起的眼睛，她那半张的口。她看上去还疑惧吗？难道你不觉得她眯起眼睛是因为太阳照射的缘故？） (查看原文) -
《一名共和派士兵之死》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真实瞬间，被偶然抓拍到；如果事实证明那士兵为卡帕的相机做表演，则照片的所有价值将立即崩溃。 (查看原文) -
我们要求摄影师是爱与死的偷窥者，要求被拍摄者未意识到相机的存在——乘其不备。无论我们对摄影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抱多么精深的看法，都不会削弱一张由某位警觉的摄影师在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过程中拍到的照片带来的满足感。 (查看原文) -
擅长拍摄世界各地悲惨情况（包括战争的恶果，但不限于此）的摄影师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一直成为这场针对不真实之美的新运动的主要目标。尤其是他称为“迁移：转变中的人性”的七年计划，一直遭到持续不断的抨击，指摘他制作的美丽壮观的巨幅照片，因为它们有“电影感”。 (查看原文)
作者: [美] 苏珊·桑塔格
isbn: 7532740420
书名: 关于他人的痛苦
页数: 145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黄灿然
定价: 13.00元
出版年: 2006-6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