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

有些人永远也长不大

秘密花园里的不洁耶稣 ———————浅析《铁皮鼓》 不知道君特•格拉斯先生在他的青年时代创作《铁皮鼓》时，是考虑进了多少种不同的可能性，才将这个主人公奥斯卡定型的。在文学的世界里，无论我们多么不愿意谈及，却也总是无法避免产生一个令所有人尴尬的的现象，即不管作者多么地竭心竭力，可是读者依旧会在数目庞大的书库种发现有太多的故事，女主人公们都怀着同样一颗悲伤的心为着几近完全相同的经历而哭泣，男主人公们自古至今也就被作者们描述出做着大抵相同的事。有时候在这些书中，我们甚至可以发现大量相似的主人公们的心路历程。或者爱，或者不爱，再或者搞出个暧昧，一切被描述的都是呈现着惊人之少的可能性被写进那些小说之中，甚至没有了个体的独特的性格和思想，就算谈个恋爱也永远只会说那几句情深深雨蒙蒙的话来。作者们所想到的大千世界的大千事情也就是那么几个，于是他们对其进行数次的排列组合，结果也就丰富多彩了。 那么，《铁皮鼓》这个故事，超越了上述的种种的被作者们想到的可能性了么？它让我们看见一个全新的形象和全新的世界了么？自出生便有独立的意识，三岁时便决定不再长高，铁皮鼓从不离手，鼓声也成为他的语言，以侏儒的身形与女人做爱，自称耶稣，并能随心所欲地唱碎玻璃。看来这所有的一切组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极有意思的小说。《铁皮鼓》犹若一簇埋藏在浓密树荫里的艳丽玫瑰，语言的褶皱仿佛层层叠叠的花瓣，大段大段梦呓一般的文字诉说，显得异常华丽，而整个的故事是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低沉中不时便蹦出一朵动人的玫瑰来。他的文字是间断的，在一段又一段的故事中游移着，而后再抵达其顶峰。这种复调式的写作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奥斯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他不但不是拯救国家的英雄，反而是一个病态的畸形的“反英雄”式角色。通过奥斯卡，一个“局外人”的眼睛去反映一个荒唐的时代，以荒唐来面对荒唐，讽刺着二战时期的那些往事。极度夸张的怪诞倒映出一个颠倒的世界来。写二战，许多作家总是免不了宏大叙事以及幽幽地泄怨，但有意思的是《铁皮鼓》种仅仅出现过一次关于战争的正面描写，即1939年的波兰邮局保卫战，可格拉斯没有声泪俱下，反而是用一种近乎刻薄的冷静，用奥斯卡的嘴叙述一种不合理的癫狂举动，仿佛整个世界因此而扭曲了一般。同所有人一样，奥斯卡，这个主角也是有罪的， 他在战争中谋害了自己的假象父亲扬。布朗斯基。并且，这份罪恶感一直存留在奥斯卡的心中。 罪孽，罪孽，满眼所见皆是罪孽，纳粹们粉墨登场，那些小市民们，奥斯卡的假象父亲马策拉特，蔬菜商格雷夫，以及那些年纪轻轻地就被送上战场的孩子们，他们并不懂得政治，可是依然跟着人们先戴上党帽，过一段日子又穿上褐衫，继而又穿上党裤，登上皮靴，然后随大家一起去参加集会。在一个夸张怪诞的的年岁中，这些盲目的小市民们也会是有罪的么？ 若说人的智力在群体中会有下降的话，那么在那段时期里，人不仅在跟随群体，更是在跟随一个疯狂的群体，他们自己也由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生命的代价，这也算是罪么？假若他们没有罪，他们也是马策拉特，也仅仅是在自己的一小块厨房里才能展示自己的价值，并没有做什么太多的事情，那么是否也是说他们是清白的呢？但如果没有他们的跟从，纳粹又如何能登上讲台呢？在最初的岁月里，人们拥护驼背勒布扎克，大家争相嘲笑德共的洋相，纳粹难道不是人们的选择么？“一种思想的理想基础就是隆肉”，隆肉是不可动摇的，人们总是依附于强权，在强权政治下的人们又不自觉地巩固了强权政治。所谓的全民民主，所谓的政治开放，所谓的人权，也是当时被政客们摆弄的小玩偶。而大部分的人们也仅仅是充当了一回被摆上台面的棋子。所谓的集体罪责，自二战后便不断被人们提及，我想，这里是有这一点的。 奥斯卡拒绝长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宣告着他是以“荒唐的局外人”的身份来叙述这段历史的，在他之外，又有一个无所不在的作者在后面不停地叙述。奥斯卡用敲鼓来表达自我，用唱碎玻璃来反抗当下的社会。他用的鼓是红白相间的漆皮鼓，长达十七年之久，他站在一百只红白相间的漆皮鼓的后面，躲避着来自于现实的丑恶。直到他承认自己谋害了第二个假想的父亲马策拉特的时候，才放弃了他的鼓。这时，便有这么个问题：红白相间的漆皮鼓意味着什么？ 奥斯卡的祖父科尔雅切克最初因为涂上红白两色的象征波兰国旗的漆而被工厂主殴打，这才导致了他在一怒之下防火焚毁了整个工厂。奥斯卡又用诸如“。。。。。。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地富有艺术性。。。。。。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表现作为伐木工的外祖父。奥斯卡用鼓声敲出了外祖父的死，死得多么绝妙。他的鼓，也是红白相间的，寓指波兰。他将鼓放入圣心教堂中石膏耶稣的怀中，希望耶稣敲鼓，奇迹出现。可是连傻子都会知道石膏是敲不了鼓的，奇迹是不会出现的。波兰人普遍信仰天主教，但正是他们所信的教，在纳粹横行之时也只高唱着“有望，有信，有爱”，那么是天主教抛弃了人民了么？教徒们所拜倒的，难道真的只是一尊尊的石膏么？不会说话不会动，更不会为了你的苦难而来拯救你。 上世纪60年代，天朝大跃进，然后迎来了我们的三年自然灾害。河南信阳的百姓们，一个个的倒在粮仓四周，嘴里高呼：“X主席，救救我们啊！”之后纷纷饿死在了粮仓旁，死在荒郊野外是狰狞，死在村子里家里是不祥，死在粮仓旁边则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惨剧。这里面的沉痛，便和当年的波兰人民一样，被所有人所有神抛弃的的绝望。 奥斯卡在战争后期似乎看见了耶稣的显迹，随后他带领着撒灰者给纳粹制造了一些小小的麻烦，奥斯卡自称耶稣，在他带领他们期间，奥斯卡使用那已经出神入化的唱碎玻璃的本领进行远程破坏，格拉斯用这样的滑稽的故事情节讽刺德军所谓的“奇迹武器”。他如此写道：“v—1和V—2飞弹正飞向英国，而我的歌声则穿过郎富尔。沿着兴登堡大街的树林，越过火车站，旧城和古城，造访屠夫巷和博物馆，让小伙子们闯进去，寻找尼俄柏。”以前的一些德国老兵也确实回忆过，在即将崩溃的前夕，上至希特勒，下至最普通的士兵，他们都陷入癫狂一般地相信奇迹武器，可是实际中，却根本没有什么奇迹来拯救他们垂死的政权。 至少在这个时候的德国，已经开始狂乱了，撒灰者的出现也说明纳粹已经不能像先前一样的排除异己压制社会了。在这样黎明前的黑暗中，骚乱和恐惧与日俱增。人们需要新生，正如所谓的耶稣诞生戏一样，不管是耶稣还是什么圣母，或者是什么其他的神，人们需要的是重新鼓起来的信仰。被信者可以抛弃信者，但是信者需要信，方能有勇气去战胜黑暗。在书的末尾处，两个纳粹不管不顾战争已经结束很久，还拿着一张1939年的通缉令对维克多进行追捕，整整13年，维克多都在逃亡，但是依然被他们抓住了。奥斯卡为了救维克多，敲起了《波兰没有亡》的波兰国歌，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的幽灵，踏着整齐的军步，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带走了维克多和纳粹。这里完全达到了如梦如幻的地步，虚和实，已经无法被分辨。 还有一点，就是奥斯卡的两位精神老师。其一是歌德，其二是拉斯普廷（Григо́рий Ефи́мович Распу́тин）。拉斯普廷在俄语中 是淫逸放荡之意。他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一个神秘主义者，沙皇及皇后的宠臣，一个把持朝政的巫师。他拥有湛蓝的眼睛和神奇的语言能力。可以想象，一个是正派的作家，一个是乱政的巫师，两者成为奥斯卡在战争中最主要的老师。这样的一种极致的反方向，若施加于一个受教者身上，那么将极大地拓宽原本所谓的善与恶的中间层面，两者之间的道德界线也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奥斯卡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种种不单是战争所带来的，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性和道德的冲击. 他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父亲是谁，且从小便目睹母亲与舅舅的偷欢，这本身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并且他有两个假想父亲，对于两个被他害死的父亲，奥斯卡几乎怀着又忏悔又鄙夷的心情缅怀他们。他不断想象着谁才是他真正的父亲，可是却从不亲近任何人。奥斯卡更是在后来使得初恋情人玛丽亚怀孕，一度得钻进格雷夫太太的被窝里，在她那“酸性强的，多层次的云雾圈里，学会了作那种宽广的叙事诗式的呼吸，这使我有可能在今天把前线的战果同床上的战果相提并论。”在那之后，无论是与罗丝维塔还是与罗泰娅姆姆的情愫，都在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性，压抑而晦涩。如果说假想父亲马策拉特娶了奥斯卡的情人是不道德的，如果说奥斯卡与格雷夫太太的做爱是不道德的，那么为什么没有狂风暴雨一般汹涌的指责？为什么没有连当事者都是那么地平静？诸如格雷夫之流为什么连基本的愤怒都消失了？格雷夫沉醉于如何造出一台自杀的完美机器。类似的，小号手迈恩杀死自己的四只猫。他们出于无能为力的愤怒，出于绝望，出于空虚，出于恐慌，将自己埋葬在纳粹即将垮台之前的黑夜中。正如文章中所述的三个概括时代的词所言：“神秘，野蛮，无聊” 为什么奥斯卡会害怕卢奇的脸“一个咀嚼着的三角形，玩偶，黑厨娘，吞食者带皮的香肠，吞食时变得更加瘦削，更加饥饿，更加像三角形，更加像玩偶。”卢奇的三角形瘦脸后来又让他在火车上将一名分享伯父背心的一个姑娘与之联系起来。无名的恐慌让他不知所措。如果一个人到了绝望而尴尬的境地时，他自己又根本无力做什么，这时心底里的黑色团块，不断地折磨着他，如同被抛弃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赤裸和缺乏保护。他在这时没有哭泣，反而只是呆呆地啃食香肠，呆呆地望着一切。这种呆滞和冷漠，又是多么地让人感到恐怖。 格拉斯先生用他那痛苦的记忆编织着这个故事，荒诞而华丽的死亡的舞蹈。低低地陈述着，如同红死魔的假面舞会，在一个又一个光怪陆离的房间里，也许下一个面具的后面，就是无边的黑暗。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如此神秘，谁还敢提高房租或者打听我的老婆

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