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梁祠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思想艺术的思想性》读书笔记 本书的上编为《千年学术之研究》，其又分为两章。第一章是《武氏墓地遗存的发掘和初步研究》。这部分并未涉及太多对武氏墓地及其祠堂画像石的解读，而主要是回顾墓地遗存的发掘和祠堂的复原情况。在这方面作出最早贡献的是清代人黄易。尽管宋代人欧阳修和张明诚的著作中也有对武氏墓地的描述，但其基础是前人的武氏祠堂的拓片研究。黄易在1786年途径嘉祥时，发现武氏墓地的遗存，他立即着手对墓地进行挖掘并修筑了保管所。黄易对武氏墓地的挖掘和保护工作即是后人研究武氏墓地及武梁祠的基础所在。冯云鹏、费慰梅、蒋英炬和吴文祺对墓地及祠堂形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也为后人得以对祠堂画像石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石。在回顾了前人的对墓地的研究是同时，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主要有以下两点：一点是：祠堂的配置和复原。作者以还没有被安置好的“王陵母”石、“左右室第一石”、“荷馈”石、“有鸟如石”作为同一个石室的画像石，即为“第四石室”。作者通过对这些画像石的宽度、长度及其图画风格的对比，认为这些画像石属于同一个石室。是“一座在画像及修饰上与武梁祠相近的一座祠堂”。（31页）第二点是：武氏墓地的结构。作者通过对东汉一些已经出土的较为著名的墓地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武氏墓地是一个核心家族墓地的放大形式”（43页），“武氏墓地埋葬着武家不同辈份的成员”“四座祠堂（左开明右室、前后室、武梁祠及‘第四石室’）很可能属于分别以武始公、武梁、武景兴以及武为首的武家四系。上编的第二章是《武氏祠研究的历史回顾》。这章主要是集中于对武氏祠画像内容探讨的历史回顾。如同第一章，作者收集了前人对武氏祠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对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对于武氏祠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传统学”。（50页）中国古人基于金石学的方向将武氏祠作为历史和经义的补充。祠堂画像在这里不是个体，而是整个历史和经义的补充部分，其自身并没有太高的价值。祠堂的资料被“纳入那无所不包的儒学研究的框架中去”，（54页）画像的内容只是为了验证儒学经典的正确性。第二类是“19世纪以来的综合研究”。这部分的研究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研究的方式和方向也就相对不一样。这一大类也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形式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是沃尔夫林及其弟子柏克豪夫，还有罗利和索珀。第二类是从人类学的观点出发。还有一类是从象征观念出发的研究。作者在80页到81页中，对这三类研究方法有详细的叙述。基于这些人的研究，作者希望他的研究可以避免形式分析“普遍进化模式”论、社会学研究的“以集合性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和持象征主义观念的研究者的对“特定历史活动的具体形式”“被轻而易举地压缩为简单的抽象概念”的缺点，对武氏祠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作者对武氏祠的研究方法及其意图在本章的末尾有详细的介绍。下编是作者的研究成果，大题目是《武梁祠——宇宙之图像》。第三章的题目是《屋顶：上天征兆》。作者由王延寿为灵光殿所写的《鲁灵光殿赋》说起。灵光殿早已不存在，从这篇赋中，作者得知殿中壁画描绘了很多的神异鬼怪，但未能一睹其真容。而武梁祠的画像石的内容与其壁画内容相似，作者由此入手，开始讨论武梁祠屋顶的前后坡的艺术风格及其含义。还将证明“这些图像与祠主武梁——一位退隐的儒生有着密切关系，精确地反映了他的学术倾向和政治态度”。这章内容包括了“祥瑞形象及图录风格”、“征兆图像的流行”、“武梁和征兆图像”、“武梁和隐居贤人”这几小节内容。每小节内容都是环环相扣。作者试图回到东汉，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图像，以便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所以以上各个标题的内容作者都运用的出土文物和史书材料为其讨论作辨正。作者认为武梁祠的画像石像为征兆图，其风格是“图录风格”。征兆图包括两方面，一是祥瑞图，一是灾异图。祥瑞图来自《瑞图》，灾异图来自《山海经》。祥瑞图在东汉时期已经是很常见的了。像河北定县三盘山出土的车饰，河北望都二号墓以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都有相类似的像祥瑞图。灾异图则来自于《山海经》。因为画像石上的榜题与《山海经》文字记载的方式类似。作者还引用东方朔和刘向关于山海经的记载说明《山海经》在汉代的版本是配有图画的，而且还有文字说明。这也为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图录风格提供了历史证据。作者的这一结论可见于书中的101页。征兆图图录风格作者认为可能来自于帛画，证据是出土于敦煌的6世纪晚期的一张帛画。但这个证据未免过于薄弱。因为虽然在帛画上看到了图录式的征兆图，但是这是6世纪的帛画，而在2世纪的武梁祠上就早已出现了这种风格，为什么作者会认为是在先出现在帛画上，而不是在墙壁上或是在纸上？总之我不认同作者对于图录式的征兆图首先处于帛画这个观点。征兆图像以作者的观点来讲无论是在儒生当中还是普通的百姓当中在汉代的时候都是非常普遍的。作者结合当时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二阶段循环论”和“五阶段循环论”来说明这点。在这节当中作者列举了几种受命符，有象征禹的带有玄圭的图像，有象征稷的图像（武梁祠堂刻有一幅表现一位妇人立于树下），有象征周武王的有鱼的图像，有象征尧的蓂荚和象征王权的鼎。“二阶段循环论”和“五阶段循环论”中汉代所处的位置分别是“文”和“土”，也就是其所承继的是夏周和黄帝。作者认为这是和当时汉人对自己朝代普遍的看法。在汉代，统治者为了显示这个朝代建立的合理性，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征兆图。对于武梁和武梁祠的关系上，作者认为武梁祠是武梁本人设计的，“武梁本人似乎亲自参与了这所祠堂的设计”。其解释是武梁祠内刻有大面积的祥瑞图，祥瑞图是“图录风格”的，武梁祠出现了恶兆图，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征兆图三”。这三个显著的特点是有意义的，是经过设计的。而设计这些图的人便是武梁。这是因为武梁是今文经学并且退居的儒士，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表达对桓、灵时期政治的批评。综上所述，作者主要的观点是武梁祠是有武梁本人设计的，征兆图的主要意义是讽刺当时的政治。下编的第四章《山墙：神仙的世界》主要是叙述西王母形象的来源、演变及其意义。在本书的157页中，作者有对西王母的探讨作了详细的总结。西王母位于武梁祠山墙中间的位置，与其相对应的是东王公。作者在论及西王母是阴的象征也就是题目为《西王母与“阴”》这节中提及到东王公是以象征“阳”而与西王母相配对的。但一开始与西王母配对的是箕星，而后东王公才与西王母进行配对的。在134中，作者说到“因此东王公这个神祗便因运而生了”，作者认为东王公是为了与西王母进行配对而出现的，但东王公的历史作者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只是在本小节开头说到“其出现也不会早于2世纪”，这样的论述似乎不足以令人信服。在论述西王母视觉形象的表达的时候（这节的题目是《偶像之表现：西王母及其仙境》）认为西王母的坐姿形象来源于印度佛陀。其原因有三：一是西王母在东汉的时候成了保护庇佑人们的神祗，与佛陀的形象类似。二是与出土的文物相对照，西王母的坐姿与佛陀类似。第五章主要是描绘了武梁祠的左、右、后壁的图像。作者把这章叫做《墙壁：人类的历史》。作者对墙壁图像的安排作了具体的阐释。并为一些主要图像标了号，以便利于分析和读者的理解。书中的163页中，作者写道“画像中的主要人物都被表现为朝向右方”，古代帝王“一个接一个地排成一行”“向右运动”，作者认为这是有意安排的结果，其目的是：隐喻历史的连续进程”。这样的解读很有趣，但仅仅是作者的猜想，其未对其作有充分的解释。从位于后墙壁下层的中心楼阁及车骑面向来看，作者认为图像如此的安排象征了“君权”的观念。综合这节的内容，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是：武梁祠左、右、后墙壁的图像是具有历史进程的，这部分的图像表现在帝王、烈女和义士的图像中。而中心楼阁这部分因为其方向是向着中间的楼阁的，并不含有时间观念，所以这部分表达的是“君”权。这样的构图思想全来自同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武梁。武梁深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和《列传》。武梁祠的古帝王像与《本纪》呼应、中心楼阁这部分与《世家》呼应、烈女和义士与《列传》呼应。但是武梁祠比《史记》的设计要艰难得多。因为武梁祠不仅要表现《史记》所要阐述的内容，还要节省空间位置以完整地表现设计者的观念。而且与《史记》不同的是，武梁祠的设计要体现历史的进程。这章有对墙壁的各部分图像作有详细的解读。在《古帝王和历史进化》中。作者通过分析三皇五帝的衣着、动作、神态等因素来说明“历史演进的过程和规律行。”在叙述烈女和义士这部分，作者充分表明了武梁祠堂是武梁本人设计的。作者认为烈女图的安排是为了让武梁死后的妻子守妇德和保护后代以延续武家的血脉。孝子与义士图则是武梁希望“后代应向已故的父亲表现最大的悲伤和尊敬”“和“要求其子孙仿效这些历史模范人物，在尽心侍奉母亲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已故的父亲。”中心楼阁这部分，作者认为是拜谒场面的表现。楼阁中心的人物应该是汉高祖。而武梁则位于墙壁左下方玄功曹的位置。整一本《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思想艺术的思想性》贯穿始终的观点是：武梁是武梁祠的设计者。祠堂的天顶、山墙和墙壁，也即是上天征兆、神仙世界和人类历史，这些元素构成了一个宇宙，而这个宇宙存在于武梁的头脑当中，武梁将其头脑的宇宙观念表现在他死后所在的那个祠堂当中以抒发其生前和死后想表达的愿望和政治抱负。作者在这章的最后写道“我在这本书中提出武梁画像的这种内涵意味这中国艺术‘个性’之肇始.。但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个性还只是通过运用陈规化的形式实现。形式被当成语汇，艺术家是修辞学家，而“意义”则在象征性和再现性艺术的微妙交接处显露出来。”这便是武梁祠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一、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一手资料）二、对以往武梁祠研究作一系统回顾。（二手资料）三、重新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图像学研究——探讨当时的社会风貌（“同”）与设计者意图（“异”））四、？？

武梁祠研究历史：1、欧阳修《集古录》2、赵明诚《金石录》3、洪迈《隶释》《隶续》4、清代金石学家黄易据《嘉祥县志》找到武梁祠并对其进行中国第一次有计划的考古挖掘。《修武氏祠堂记略》

朱鲔祠、白集祠、张德祠和尹俭祠之类的名称给人一个印象，即这些祠堂都是属于某些个人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某个男性家长修筑的这种礼仪建筑同时也是其家庭的纪念碑或象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