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历史及史学方法的研究教学也有相当时间了,面对史学在现在所谓后现代情境中的挑战,一直在思索:身处此时此地的我们,如何能有一本真正好的历史著作,能化解人们对于史学「真相」的疑虑,并呈现其它(尤其是西方)学者所无法企及的独特的贡献。日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书,心中真是非常高兴,因为多年夙愿,今日实现。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教授黄一农写的这本《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其主题是讨论中国明清时期的第一代基督徒。这本书共分十三章,除了前面的第一章〈大航海时代中的十字架〉作为全书的时代背景说明外,其它章节主要分析十七、十八世纪初次皈依的天主教徒,如瞿汝夔、张赓、王征、魏学濂、孙元化、韩霖、严谟、夏大常、鲍英齐等人的心态;作者从史料之海中找出成启元及许乐善曾经受洗的证据,尤其难能可贵。这些人物都面临一方面为儒家士大夫,另一方面又是天主教徒在伦理上的要求之冲突。此种两难,构成本书分析的重要内容。
作为教会史的研究,此书首先看得到的一种创新就是将以前的研究典范作了一个很好的转移。以前的研究往往强调传教士的成就及挫折,看到的尽是许多数据及称颂,有如高僧传(hagiography),近年来大家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传者的一方,亦即从中国基督徒以及中国的大环境的角度来看教会史。1这种趋势已成为共识,但是真正贯彻这种转变的恐怕以此书最为彻底。有人抱怨典范转移固然很对,但苦于资料太少,当时由传教士留下来的材料几乎很少是有关中国教友的。不过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有许多史料深藏在明清的文集、笔记及各种层级的地方志之中,从一个家族到另一个家族,从一地可以连接到另一地。有如善玩五子棋的人,布局之后,随处都有活泼的生机,可以愈连愈多,造成十分丰富的局面,许多方向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一个在方法上的创新是大量使用电子时代所提供的方便。随着愈来愈多的中国经典文献输入计算机供人利用以来,数据库中有好几亿字的内容,当然这样的文字之洋,需要有深厚的史学基础加上「清晰的问题意识与灵活的搜寻技巧」。(页64)本书各章中,尤其是建立起当时教徒的社会网络过程以及进行许多小考据,作者现身说法如何抽丝剥茧,从各种资源中整理联结并建构出来。这种方法学上的具体操作,很有应用到其它研究上的参考价值。
在体例上,此书也是目前所盛行的「微观历史」(micro-history)或称「小历史」的范例。作者从明清间一些原来不甚为人所知的人物中,发掘出他们的历史,而且有时使其亲友的生活细节也都一一从蒙昧中重见天日。此书正如作者所言,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确实补充了这一段历史当中的许多空白。
除了方法,此书在史学理论的层次上,也有意义。今日无人能再主张历史是客观的这种「高贵的梦」,各种后学理论都在挑战语言文字的透明性、稳定性、指涉性及承载真实的程度。2然而,此书为我们所建立的历史知识,虽然无法回答全部的问题,有时也运用一些历史想象来补充不足,但就其内容而言,是非常扎实而有根据的。面对铁证如山而且丰富多样的史料,以及一环扣紧一环的严谨的论证程序,很难看出与所谓的fiction相同之处。全书中像是对于明末科举制度的实际运作细节、当时官民士绅娶妾条件的详细规定、亲友及学侣网络的拼凑及建立,甚至就某些文献阙文的补正等,在在均可视为一种针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著作所做的批判的反驳。
全书事实上打破了一些原有的刻板观念,许多人会以为只要接受了宗教洗礼后,彷佛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从此以后便全心依靠上帝天主,一切以新的规诫及教义来过生活。事实上,这忽略了人性的本质以及生命的遭遇对人的冲击。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尤其是第一代的皈依者,原来就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及作法,在接受新的信仰后,遇到内外环境的变化,原来的因子又可能再度浮显,内心的煎熬便产生了。当新的规范无法内化成能量压制伺机而动的旧惯时,一切又好像返回原点,有些人甚至连原来接受新宗教的痕迹都不见了,使得后人求索为难。本书对于一些信徒心境的探讨,可以从这种角度来理解。
在朝代兴亡之时,儒家要求为君尽忠殉国、不仕二姓,这是当时的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的强烈意理,尤其是宋亡以后更甚;另一方面,教会又严格禁止自杀,认为戕害生命,不论是杀人或是自尽,均属于触犯了梅瑟十诫中的第五诫:「毋杀人」,这种规定在成人慕道领洗时,都一再被要求谨记严守的。在明末,不但有改朝换代,还有农民起事的闯王李自成及张献忠,也有流亡在南方的南明政权。书中讨论的这些明末奉教士大夫,不论是在闯王政权中当官,在大顺王朝中服务或是为满清效忠都会遭到谴责,认为这些人不能为君尽忠,报效皇恩;反之,这些奉教官绅若是以身殉明,虽然满足了自幼以来所灌输的教条要求,成为殉朝烈士,但其自杀行为则将为教会所不容。这是在易姓改朝之际的一种两难的局面。
另一种更常见的教徒所面临的两难,则是在盛世时期中国上层社会传教最大的障碍,亦即娶妾的问题。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观点对于中国人,无论贵贱贫富,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男子到了四十,若未得子,多会娶妾,甚至连元配也有主动安排,替丈夫物色较能接受的女子作为其夫之妾,以确保其地位。而此事却严重违反教规,因为教会规定凡是「天主结合的,人不能拆散」。离婚是不被允许的,娶妾更是犯了第六诫的「毋行邪淫」的重罪。众所周知,明末的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中的李之藻及杨廷筠就是由于娶妾,传教士坚持不肯为其施洗,要到他们与妾分开后,才得以入教。然而只要传宗接代的观念未变,世世代代均会遇见此一问题,也因此有些人在皈依之后不久,又因娶妾而离开教会;也有在下一代面临问题时,又选择娶妾而放弃信仰。
其实对第一代教徒在信仰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亦即教会对于第一诫的要求,然而这要求并不是在重要关头才出现的,而是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因而有时不易察觉。第一诫依罗明坚的话是:「要诚心奉敬一位天主,不可祭拜别等神像」。(页445)这条诫命还包括不可以相信算命、求神问卜、八字等民间常见的习俗。书中有些人士信教之后,又参与这些民间佛道教的活动,有些在稍后又回到天主教,也有进进出出,最后脱耶返佛。这些信仰的起伏其实都是在非基督宗教的传教地区常见的情况。由于信仰脆弱,而每天又面临大大小小的问题及危机,较能提供指点及安慰的恐怕是随时可以取得的民间信仰资源,而天主教当时虽也有一些求雨治病等奇迹的传闻,但在普及与接受度上,远不如民间信仰。信仰是摸不着、看不到的,除非新的宗教在心中生根,否则很容易就受到四处可见的中国民间信仰的吸引,放弃天主教。这些过程较不明显,也因此较少被提及与讨论,但西方学者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观察到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入时,有一段蜜月期后,终于因文化上的不相容而分道扬镳。3分离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两种信仰的排斥,尤其是中国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对天主信仰有一种「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挫折感所造成的。对第一代教徒而言,一遇到问题时,环顾四周,旧有的资源及传统的牵扯就在手边,很容易就又回头。书中提到的许缵曾及金声等人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教徒出入佛教而言,书中提到了这些现象,日后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总之,在探讨第一代教徒的困境之后,对于当时的许多现象可以进一步理解。此外,本书还对于一些西方学者容易忽略的层面及角度,做了很好的分析与讨论,例如士大夫与传教士的对话、南明皇室、官员对教会的态度及派使赴欧求援的曲折实况。除了以人物为中心,本书还有以一个地区(如山西绛州)为单位探讨教会的兴衰;或以一本书为对象,来分析其宗教的幅度、礼仪之争时,中国基督徒的声音及对「上帝」与「天」名词的辩论等,都具有多角度切入,以呈现完整而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方法论意义。
作者用e世代的方法,以国人特有而敏锐的观察角度,还原当时的情境。既无文字方面的障碍,也无意识形态的干扰,更无思想的禁区,充分利用了做为台湾学者累积数十年的优势,成就了此书;此乃其它地区及外国学者颇难达到的广度及深度。
在书写表达的方法上,本书也与一般较枯燥的科学著作不同。书中常有一些作者的感性之言,除了他有很强的家庭价值观外,他与家人及学生间的互动、对前人诗词所营造的历史情境的认同,以及神入于明末宗族家庭与朝廷的困境,所构思的史诗影片等,在在都显示出作者的诗情画意;更重要的是,作者心领神会于明清之际两头族悲欢离合、生死抉择的时刻,书写出来特别令人动容。全书所附的图表、照片、书影及出版信息不但没有影响全文的流畅,且增添其多样性及趣味度。
书中附有大事年表,当然是与全书最有关系的年代。然而例如1803年的四川会议,这是清廷许多地方官查禁天主教时,潜伏在四川附近的中外神职人员排除万难冒险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在困难时期的传教方法达成共识并制定规则,这对教会在缺乏外援情况下如何生存发展有重大的意义。这次会议在中国教会史上相当重要,似应置入。书末也附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传教士姓名对照表」,可惜只有西文对中文,似乎也应该以中文附西文,按姓氏汉语拼音的顺序排下来,才方便只记得中文姓名的人查考。顺便一提,本书的索引虽然完整,但仍得先查笔划,对于不熟正体字而习于简体的人士不是很容易,不妨使用单一汉语拼音索引,任何名词,按字母依拼音排列下来,不论中外与正简体,均可在此一索引中完全呈现。这应该是一种适应全球化的趋势,日后可考虑采用。
若说本书在内容上有何可以更加完善之处,所见有二:一是由于此书原是以论文集为基础整理而成的,有时叙述不免重复;另一则是所引的当代著作,似乎在求其全,而非选其精,因而所参考的二手材料,不一定总是最有价值的。即以罗光所编的《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而言,4该书所载九个传教修会传教史,多从原始史料中整理而成,在叙及各修会来华传教概况时,就可多加利用。
整体而言,《两头蛇》一书理性与感性兼备,作者既具有天文物理学家的精确,也有人文学者直觉诗意的体会。此书扎实地站在前辈学者如陈垣、方豪等的研究基础上,更善于利用时代所赋予的所有优势,所达到的学术成果,超出前人甚多;它必将成为此领域中台湾育成而受国际瞩目的重要史学著作。这是一部在许多方面的史学创新之作,为研究中国基督宗教史学者所必备,也应为许多史家所参考学习,更应是许多想了解明末清初历史的人们很有意义的读物。
注释:
*古伟瀛,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1此方面讨论,参见拙作,〈谈「儒耶交流」的诠释〉,《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1卷2期(2004年12月,台北),289~304。52
2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出版社,2000)。
3 Jacques Gernet,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A Conflict of Cultu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4罗光主编,《天主教在华传教史集》(台中、台南、香港:光启、征祥、香港真理学会
联合出版,1967),书中收录来华重要修会,如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遣使会、巴
黎外方传教会、米兰外方传教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及玛利诺会等九个修会在华传教
史。
(责任编辑:涂宗呈校对:吴欣芳张毅瑄)
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37期2006年6月,页351~356
古伟瀛:论《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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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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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知名的天主教徒孙元化(历官至登莱巡抚),曾在家中见到一条两头蛇。孙元化为此口占一诗曰: 吾闻两头蛇,其怪不可弭。昔贤对之泣,而吾反独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蜿蜒不留停,奔赴孰趋使?当南更之北,欲进掣而止。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混心腹肾肠,各口颊唇齿。毕生难共趋,终朝不离咫。屈伸非自甘,左右何能以。岂不各努力,努力徒萦累。杀一诚便一,一杀一亦死。并存终奈何,听之造物理。中国自古相传见到两头蛇者必死,春秋楚人孙叔敖幼时即尝见而杀埋之,以免他人再见,并奔向其母泣别,惟未死。诗中所形容两头蛇在决定行止时“ 首鼠两端”的矛盾与挣扎,很可以做为当时许多奉教士人徘徊在天、儒之间的适切写照。孙氏稍后在吴桥之变被叛军俘虏时,即曾以违反教规的方式企图自刎以守节。
明清许多奉教士人或许就像前述的两头蛇,虽然身具多样的强势基因,甚至学会西方传来之先进天算或火炮知识,但在糅合的过程中,自体却也很容易出现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如违反“十诫”的规定,娶妾以传宗或自杀以殉国),有些人的后代甚至不再人教,而选择回归中国士大夫的传统生活方式。其中涉及瞿汝夔和王徵的两章,即围绕在此两家族相当特殊的婚姻状况,以探索中、欧两文明间的异同。而这两个十分突出的个案研究,应也可对现今颇受学界关注的性别议题,提供一些深具意义的切人点。
本书中有最多篇幅讨论山西绛州韩霖家族奉教、扬教的过程,及其在后世所引发的反弹。此不仅因为先前相关的研究不多,且因韩氏的生平事迹很可以勾勒出天主教近代在中国的发展脉络。韩霖因年轻时随经商的父亲四处游历,而得以成为徐光启和何乔远的门生,并结交东林和复社等名士。他凭借家族的经济能力和人脉关系,协助耶稣会士在山西开教,甚至利用地方官宣讲圣谕的良机,刊传融人天主教义理的《铎书》,并巧妙地将这本融合天、儒的书裹上官方色彩,试图达到当代天主教人士所追求之“合儒”和“补儒”的目标。韩霖的努力令绛州得以在明清之际成为全中国最蓬勃的天主教教区之一,但同时也引发反教人士积极且长期的对抗。笔者因此尝试拉长时间的纵深,探索两个多世纪间天主教在绛州生根、没落与再起的过程,并析究其如何受到外在大环境的牵动。
除了天主教与教外人士间的正反面互动之外,教中之人对“礼仪问题” 的争执,也是影响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发展极其深远的事件。但先前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不同传教会之间的冲突,而较少着墨在中国教徒的反应,故书中也以两章的篇幅尝试对这些“被忽略的声音”进行初步的介绍与探讨。
笔者同时希望透过此书能对史学界的学风提出一些逆耳的反省。我们在今日的许多史学出版物中,屡屡可见一些学者不从先前的研究出发,而只是径自摘抄原典,却又不曾积极扩充新材料,或尝试较深入地疏理史料,以提出更合理且具创见的新结论。这些作者有意避谈己文与前人研究间的异同,而某些编辑和审稿者对此一现象的漠视与容忍,更已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亦即,在史学期刊中许多后出的论述常不能显现该课题最高的研究水平,此与科学界的情形大相径庭。
如以永历朝派遣耶稣会士卜弥格赴欧一事为例,百余年来对其所携去之数件官式文书的介绍,不断出现在天主教史的论著当中,但待解之处并不明显减少,甚至在摘引文句时都还一直无法做到字字正确,遑论具体提升相关研究的层次!
现今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若考量地域的限制以及社群互动的情形,大致可分成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加、欧洲和日本等五大区块。由于各区块均已建立各自的学术传承体系与论文发表渠道,且分别使用简繁体中文、英文、法文和日文等不同语文,以致严重缺乏互动。亦即,许多中国史的研究者仍处于或安于闭关自守的状态。我们常可在某些公私场合听到有学者抱怨其研究结果遭到同行忽视,也许有人会将其归咎于资讯的隔阂或语文的障碍,但即使没有此类困难,此一颇令人难堪的现象或许仍旧明显存在。先前学界极少公开讨论或承认这个事实,但我们实在需要寻求更多的共识并投入更大的努力,以导正目前的学风。
此外,先前许多学者对中文文献的处理,往往仅加以摘引、陈述和编排,对资料本身常缺乏深入的析探,以致多只能解读文字的表面意义,而无法萃取出掩覆在表层之下的丰富讯息。且当不同文献中的说法出现矛盾时,也常不能“传信存疑,以别史料”,并透过严整的逻辑推理法则去觅求较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现今许多中国史的论著仍不脱“剪刀加糨糊再裱褙”的平面展示模式,而未能呈现人、地、时、物所交错出之多度空间的纵深。
七十多年前,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傅斯年(1896—1950)先生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大力提倡以科学方法治史,并揭举“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大旗。然而,以傅氏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又名新考据学派或科学史学派),无可否认地尚未能令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法普遍发生质变,此因新史料的开拓及其内涵的精炼往往门槛颇高,故该学派很难以具体的案例持续且强有力地进行面的开展,并与其他的研究传统明显区隔开来。
但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路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并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隙缝,或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事实上,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
此故,本书所提及的许多与天主教人华史事相关的人物,虽然大多被收入叶德禄主编、陈垣等撰的《天主教史论丛》(1943),或方豪所撰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1967—1973)中,但我们现在对这些人生平事迹的了解,应已可自数十年前的水平,跃升至一新的层次,甚至亦能发掘出如成启元和许乐善等先前不被学界熟知的奉教官绅。然而,如果我们无法在扎实的传统史学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资讯工具以强化梳理和钻研史料的能力,而仍旧安于文献的摘引、复述与排比,或将愧对科技进展所赋予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特殊条件。
此外,海峡两岸史学界的研究范畴,往往自我设限,未能积极摆脱人为的政治界限,并尝试跨越知识分科的藩篱。故在课题恰当或材料允许的情形下,我们或许也应该多尝试将视野拉出传统中国史的格局,并积极在国际史学的主流中争取该有的发言权。语多逾格,情则剀切,知我、罪我,开创史学新局应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最后,我要感谢“中央研究院”的李亦园院士、何丙郁院士、邢义田教授、杨翠华教授,新竹清华大学的陈良佐教授、徐光台教授,台湾大学的古伟瀛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朱鸿林教授,北京清华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张国刚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林力娜(Kadne Chcmla)教授,澳洲Macquarie。大学的叶晓青教授,以及许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名的前辈和友人,他们在我转行进入史学的过程中,适时给予许多鼓励和启发。尤其,清大的沈前校长君山教授是我初学天文时的启蒙师,多年来他对我在治学和做人各方面的教导,是我一直感怀在心的;他在二度中风的前一日帮我题了书首的字,希望自己未来能努力不负沈师的期勉。此外,我也要对新竹清华大学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荷兰莱顿(Leiden)大学汉学院图书馆表达诚挚的谢意,他们的丰富搜藏和馆员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让我得以顺利完成此一研究。当然,本书中所有可能的错误,仍将是由我自负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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