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城到洛阳》的原文摘录

  • 事实上,即使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最后放弃自己原来享有的文化传统,完全融合于汉文化之中,其历程也往往是非常转折与艰辛的。因为文化接触与融合的因素非常复杂,往往在接触与同和的过程中,一旦早于挫折与阻碍,必须经过不断地再学习、再适应、再调整之后才能完成。而且不论融合或被融合的双方,都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甚至被融合的民族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但仍然有某些文化的因子,无法完全被融合而残留下来。这些残留下的文化因子往往在被吸取后,经过转变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成分;不仅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也增强了汉文化的活动力量。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2:05:56
    —— 引自第3页
  • 如果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并且深入沙漠,便会在长城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建立许多防卫性的屯垦区,成为小农业社会单位,以拱卫长城防线。不过,一旦农业民族的力量又退回长城,无法控制这些边远地区的防卫据点,草原民族的势力就立即进驻这个地区。 这些分散在长城外的小农业社会单位,在农业民族的力量撤退以后,便斩断和长城内母体社会的文化脐带关系而独立发展。因为地处于农业和草原的过渡地带,很快就形成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形态。草原民族进驻这个地区后,渐渐放弃一部分游牧,采取某种程度的农耕。在那里且牧且耕,等待机会向长城之内渗透。当农业社会民族的力量退缩,而且长城之内的政治或社会情况又在动荡的时候,停留在这个地区的草原民族,便趁机翻越长城,在长城之内建立统治的政权。于是另一个草原民族又迅速递补,进驻这个地区,在那里等待机会进入长城。 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不仅建立政权,而且开始修补长城,更进一步代替农业民族执干戈以卫长城,阻止另一批草原民族入侵,并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渐渐汉化了。至于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这个地区时间的久暂成正比。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2:37:43
    —— 引自第5页
  • 江北淮南地区,自三国孙、曹对峙以来,就被划为非军事缓冲地区。这个地区在南方称之为“斥候之郊”。所谓“斥候之郊”,即是“非畜牧之所”、“非耕桑之邑”的荒芜地区,因此又称为“边荒”。将这一带划为“边荒”的缓冲地区,南北双方的意见是相同的。 事实上,这个地区土地肥沃,并非不能耕桑,只是南北双方,限制人民进入,任其荒芜而已。其中仍然有人居住,住在“边荒”里的人当时称为“荒人”,他们既不属于江南,也不听命北魏。所以他们可以“起义”抗魏,也可以“作乱”叛命江南。这些“荒人”徘徊在南北对峙势力之间,在双方政治力量达不到的夹缝里求生存。当南北外交关系终止后,“边荒”地区的重要性增强,南北双方都利用这个地区作为过渡,进行文化和经济的非光放往来。这也是在南北双方敌对期间,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绵绵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2:52:35
    —— 引自第19页
  • 而崔浩“分明姓族”的目的,则是想以中国的文化传统配合北魏的现实政治力量,发扬以世族为中心的政治,也是他的抱负。····亦即在拓跋氏政权,展开以中原世族为中心的政治理想。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01:07
    —— 引自第79页
  • 中原士族于动乱中流徙,形成危亡相携,患难相济的心理,因而出现了和江南不同的社会形态,那就是家族同居,更因同居共财,同爨共灶得以持久维系,另一个维持中原世族累世而居的原因,则是世代相传的家教。所谓家风,自魏晋门第社会形成后,门第之中上自父兄,下至弟子有两个共同的愿望,一则希望门第中人具有孝友的德行,在家族中和睦相处,一则希望能有经史文学的修养,前者是家风,后者是家学,二者合并而言是家教。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04:11
    —— 引自第113页
  • 北魏前期的政治结构形态,大致是这样的,即以姓氏为基础,而编结成部落联盟的网。网的核心是拓跋氏皇室;其他帝室十姓拱卫在他们四周,外面是功勋八姓,功勋八姓之外,则是内附部落与四方诸姓,层次非常分明。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18:44
    —— 引自第145页
  • 当拓跋氏部落向农业社会转化时,内附的高车族并没有放弃他们部落游牧生活,仍然维持原有的战斗形式。由他们的部落酋长担任近卫军的长官,可以说明两点事实:一是拓跋氏部人过渡到农业社会,已失去原有的强悍战斗力,二是由他们出人近卫军的长官,他们所率领的不对,即是他们的部人,至于北魏的实际军事力量,这时却掌握在北方保守派的手中,他们不仅不支持孝文帝的华化与迁都,并且构成他贯彻华化的一种阻碍与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迁都,但支持保守势力控制的武力,又形成迁都后北方叛乱的主要力量。因此可以说明,孝文帝的迁都并没有获得北方大多数人的支持,可是却得到政治上新生力量的热诚拥护。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20:46
    —— 引自第147页
  • 拓跋氏一方面娶其酋长的女儿,另一方面也将公主下嫁其他部落,其目的在透过婚姻关系,以维系部落间向心的团结。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26:51
    —— 引自第192页
  • 在门阀制度下的婚姻,圈子更小,往往由于门第高下、地望优劣在他们之间分划出许多等级来,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列为一流,广平游氏、河间邢氏、博陵崔氏、顿丘李氏、渤海高氏等又是一流。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29:49
    —— 引自第207页
  • 由于这种门阀制度下的婚姻,而使他们在社会上互相标榜,在政治上互相提携,或者更进一步结成党羽互相斗争,有时更因求婚不成遂加谄谗,同时在家庭里,由于庶长之间地望不同,常常引起无谓的纠纷。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31:53
    —— 引自第208页
  • 北魏宗室的婚姻,是有政治条件在内的,宗室王子皇孙与中原士族通婚,是为提高并巩固其宗室的社会地位,至于公主婚假,则受了汉朝和亲政策的影响,对于那些来归附的酋长与南朝前来投降的显贵发生一种羁縻作用。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35:48
    —— 引自第230页
  • 每一个游牧民族和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接界处,必定留下一段距离的“边荒”地带,这种边荒地带,汉朝的匈奴称之为“瓯脱”,如果用现代语来解释,该称为非武装的缓冲地带,这个地带的狭宽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光荣。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38:25
    —— 引自第275页
  • 沿长城便捷外汉匈瓯脱,为匈奴犯汉之通路,亦为汉巩固长城之方位据点,汉若不能固守此地区,则边防撤至长城以内。汉匈冲突初期,汉因不能控制此地区,故边郡烽火迭举,中国时有风尘之警也。 (查看原文)
    寒鲲 2016-12-03 23:41:03
    —— 引自第298页
  • 如果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超越草原民族,并且深入沙漠,便会在长城外农业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建立许多防卫性的屯垦区,成为小农业社会单位,以拱卫长城防线。不过,一旦农业民族的力量又退回长城,无法控制这些边缘地区的防卫据点,草原民族的势力就立即进驻这个地区。 这些分散在长城外的小农业社会单位,在农业民族的力量撤退以后,便斩断和长城内母体社会的文化脐带关系而独立发展。因为地处于农业和草原的过渡地带,很快就形成半农半牧的社会经济形态。草原民族进驻这个地区后,渐渐放弃一部分游牧,采取某种程度的农耕。在那里且牧且耕,等待机会向长城之内渗透。当农业社会民族的力量退缩,而且长城之内的政治或社会情况又在动荡的时候,停留在这个地区的草原民族,便乘机翻越长城,在长城之内建立统治的政权。于是另一个草原民族又迅速递补,进驻这个地区,在那里等待机会进人长城。 那些进入长城的边疆民族,不仅建立政权,而且开始修补长城,更进一步代替农业民族执干戈以卫长城,阻止另一批草原民族入侵,并放弃自已的文化传统,采取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渐渐汉化了。至于汉化程度的深浅与缓速,恰和他们居住这个地区时间的久暂成正比。(P4) 至于拓跋氏部族的部民参加农业生产,却是在什翼犍被苻坚所灭,拓跋氏部族瓦解以后,苻坚分散其部落于“汉障故地”,强迫原来的拓跋氏部族的游牧民定居下来,并且遣派官员监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对加速拓跋氏部族的游牧经济形态转向农业经济,产生了关键性的作用和影响。(P6) 固然,在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接触時,某些文化的特质比较不易同化,而被保存下来,这是每一个社会文化转变期间共有的现象。但是拓跋氏君主最初为了表现征服者的优越感,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太祖拓跋珪就认为“国俗教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反...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3-15 19:22:16
    —— 引自章节:导言
  • 拓跋氏部族的政治权力结构形态,是以氏族为基础编织成的网,网的核心是拓跋氏皇室,其外分别是帝属十姓、功勋八姓、内附部落与四方诸姓,层次分明。但从《吊比干碑》碑阴观察,拓跋宏迁都时的权力结构已有了新的编组,中原士族经崔浩之狱受到摧残,如今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又恢复活力,迅速上升至将近50%。(P13) 拓跋宏利用政治力量,斩断中原士族社会牢不可破的婚姻锁链,使北方贵族和他们通婚。其目的是利用这种婚姻关系,彻底消除文化转变期间,草原与农业文化残馀的矛盾,并且提高北方贵族的社会地位。因为北方贵族虽然在政治上占有优越的地位,但在社会上却不被“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中原士族所认可。(P16) 拓跋氏部族进一步和中原士族社会接触后,中原士族对这种“巨细同贯”的婚姻关系非常卑视。因为在魏晋南北朝“士庶天隔”的门阀社会里,婚姻是保持清浊最好的界限。尤其永嘉风暴以后的北方,士族社会的基础受到极大的推残。因此不得不借婚姻关系的联系,维持门阀的不坠。同时在边疆政权的统治下,更需要借婚姻关系而巩固团结。所以《新唐书・柳冲传》说“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原因在此。(P17) 在南北对峙期间,中国文化的重心南移,南方的文化水准超越北方。虽然拓跋氏君临中原,但当时的中国文化的主流在南方,拓跋氏君主不免存有某种程度的文化自卑感,所以在妙选使臣时,才学、机辩和容止都是重要的条件,门第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当时的门第社会中,不论南方和北方,都将门第视为文化的象征。不仅交聘的使节如此,双方对接待使节的“主客”的选择,亦复如此。所以,双方通使不仅为了政治的目的,同时也有文化的对抗意味在内。(P19) 江北淮南地区,自三国孙、曹对峙以来,就被划为非军事缓冲地区。这个地区在南方称之为“斥候之郊”。所谓“斥候之郊”,即是“非备牧之...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3-15 19:22:16
    —— 引自章节:导言
  • 拓跋焘时代象征着北魏前期历史转变的关健时代。在他统治北魏的时期,不仅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自永嘉之后,中国北方混乱的局面;而且北魏的勢力深入西域,这是自汉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另一方面,江南的局势也开始转变,刘宋篡晋自立,形成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的局面。(P26) 建筑长城和拓跋氏农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长城本身意义,就是分隔草原与中原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象征。所以拓跋氏由游牧转向农业,由迁徙到定居,以及最后到长城的修筑,其发展的过程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也是草原民族进人中原文化区域后,文化发展与转变的轨迹。(P37)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3-16 00:34:09
    —— 引自章节: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
  • 维持门第的尊严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可说是崔浩世族政治的两个理想,也是他努力的目标和责任。(P84)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3-16 21:08:24
    —— 引自章节: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
  • 这些在动乱中原地区的坞堡,为了解决生存与生活问题。“必居山势险峻之区人迹难通之地无疑,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之陵夷,盗贼之寇抄也。凡聚众据险者因欲久支岁月及给养能自足之故,必择险阻而又可以耕种及有山泉之地。其具备此二者之地必为山顶平原,及溪涧水源之地,此又自然之理也。”中原地区人民据险筑堡自守,必择山险水源之处。但坞堡筑于险阻之处,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耕地有限,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积极生产大量的谷物、菜蔬、桑麻,解决坞堡避难者的衣食问题。这些作物的种植,分布在坞堡四周,由于地少人多,必须改变耕作的制度与耕作的技术。(P106) 这批中原士族,在动乱中流离失所,从一个边疆政权,过渡到另一个边疆政权,在征服者的羽翼下苟延残喘,惟一的目的就是如何在动乱中,保存自己和家族亲党的生命,因而在不断的流徙中,形成一种危亡相携,患难共济的心态。(P110) 《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说: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伯从叔。(P111) “一钱尺帛,不入私房”,有无共之是北方世家大族生活的一个特色。但累族共居,一家百馀口,除了有无共之外,同爨共灶也是北方世族的一个特色。家族之中共同饮食,更是维系北方世族累世同居的一个原因。(P112) 中原士族于动乱中流徙,形成危亡相携,患难相济的心理,因而出现了和江南不同的社会形态,那就是家族同居,更因同居共财,同爨共灶得以持久维系,另一个维持中原世族累世同居的原因,则是世代相传的家教。所谓家风,自魏晋门第社会形成后,门第之中上自父兄,下至弟子有两个共同的愿望,一则希望门第中人具有孝友的德行,在家族中和睦相处,一则希望能有经史文学的修养,前者是家风,后...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3-27 12:41:14
    —— 引自章节:《崔氏食经》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 从太和十二年到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孝文帝在平城大兴土木,并且在改建的过程中,进行了一连串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他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将它转变为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后来所以匆匆南迁,乃由于北方保守势力,对他所作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除的压力。但选择洛阳作为新的都城,却完全表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未顾及到现实的问题。以当时的经济、军事、政治的情势分析,邺城似乎比洛阳更适于作为新都。(P130) 孝文帝巡幸洛阳荒毁的旧迹,触发他思古之幽情,而经营洛阳,最后为了贯彻他文化的理想,决定放弃邺而定都洛阳。他最初所以准备南迁,由于亲政前后几年中,所作的许多改革,在平城受到保守势力的阻碍,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来以平城为基础的改革计划,另外寻找适合实现他改革理想的环境,在这个条件下,洛阳当然要比邺优越得多。(P132) 当拓跋氏族部落向农业社会转化时,内附的高车族并没有放弃他们部落游牧生活,仍然维持原有的战斗形式。由他们的部落酋长担任近卫军的长官,可以说明两点事实:一是拓跋氏部人过渡到农业社会,已失去原有的强悍战斗力,二是由他们出任近卫军的长官,他们所率领的部队,即是他们的部人,至于北魏的实际军事力量,这时却掌握在北方保守派的手中,他们不仅不支持孝文帝的华化与迁都,并且构成他贯彻华化的一种阻碍与威胁,迫使他不得不迁都,但支持保守势力控制的武力,又形成迁都后北方叛乱的主要力量。(P147)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4-02 22:23:46
    —— 引自章节:北魏孝文帝迁都与其家庭悲剧
  • 关于“百工”和普通的人民,从西汉以来就是分别记载的,表示他们的身份和普通人民不一样。这种身份的区别,至西晋以后格外严格,更以法律的形式限制他们的服乘,并且将“百工”与“士族”并列。所谓“士卒”,是魏晋以来所形成的一种“世兵制”,也称为“士家”制度,“士家”又称为“兵户”,由于他们都是父子相承佃耕政府的土地,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就世代相袭。兵户的户籍也和一般民户不同,称为“兵籍”或“士籍”,是一种不属州郡,而属于军营的特种户口。“百工”既与士族并列,那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当然相同,即百工也是世传其业,采用一种军事编组,而不属于州郡的户口。这是继承汉代政府集中控制工匠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制度。(P162) 所谓赤纸为籍,铅为轴,在法律上已经规定,他们的身份与一般人不同。这些具有专业技巧的工与乐、杂户并列,杂户是“不属守宰”的,而由设有“杂、营户帅”的特殊机构管理。由此可以了解,北魏时的“百工伎巧”,与一般普通人民的身份不同。同时,管理他们的长官既称为“帅”,他们管理与控制,当然是采用军事编组的。这是天兴元年的徙民中,六州民吏与百工伎巧分别计数的原因。(P163) 这种坊里制度,后来直接影响洛阳,间接影响唐代长安的宫城建筑。都市坊里制度来由已久,是中国邑居最基本的自然区分。不过大规模有计划而相当整齐的坊里制,则创始于北魏洛阳。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仅是京都土地利用的制度,最主要的特征,是京都社会经济的设计,依照当时社会阶级观念,北魏政府将洛阳城郭,分划成若干不同的区域,所以,北魏洛阳的坊里制,充分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坊里 制度,应和上述平城的坊里制度有密切的关系。(P168) 这种根据人民所经营的性质,限制他们居住地区,限制贸易者的区域的分划,虽然和汉武帝抑商政策有关;但北魏时期京城的坊里制度,和拓跋氏部族由游牧而“... (查看原文)
    cc修文 2020-04-03 19:08:55
    —— 引自章节:北魏平城对洛阳规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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