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开拓历程》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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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1785年8月写信劝导他的侄子小彼得·卡尔说,个人抱负应当是自身利益和关心公益的缜密的掺合。“你虚度光阴一天,你就推迟一天进入那个可能使你开始成为有用之才的公共舞台。……一旦你的头脑很好地用科学武装起来,那么,只要你能本着最正直无私的精神以最光明正大的方式去为你的国家、你的朋友和你自己谋利益,你就不愁不能高瞻远瞩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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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年,英国许多论述良心自由的小册子中又一本小册子的作者这样写道:“我知道真理只有一个,但没有自由就不可能顺利地揭示真理。普遍的先知虽为谬误而设,但由于人的笨拙,却可能落到真理身上。与其唯一有用的真理遭到阻碍或摧残,不如许多谬误被容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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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方式”是“美国生活方式”这一现代概念的早起形态(虽然两者在内容上有巨大差别,但在精神上并非完全不同)。清教徒希望在英国国教会中“清洗”的不是它的神学,而是它的政策,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在教义问题上,新英格兰人是直言不讳的遵奉国教者。约翰·诺顿解释说:“我们身居天涯海角;我们只改变了自己的风气,而没有改变自己的思想。”美洲清教领袖们多次在聚会时宣布遵奉正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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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格会教徒在受到考验时,总是选择使他们自己不受玷污的解决方法,即使其他人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为避免宣誓,牺牲了刑法的人道原则。贵格会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避免了黩武主义的玷污,信守了自己的反战声明,但与此同时千百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遭到印第安人杀戮。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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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亞歷史上最大的諷刺劇正是殖民地時代劇的最後一幕。這一幕就是美國革命本身、聯邦憲法的制訂和弗吉尼亞王朝(華盛頓-傑弗遜-麥迪遜-門羅)在聯邦政府的統治。那個時代的領導人是十八世紀中期弗吉尼亞貴族統治的最後一枝花朵,而並非國民精神的第一枝花朵。弗吉尼亞貴族所大力進行並"贏得勝利"的美國革命實際上是弗吉尼亞貴族制的自殺。獨立戰爭的動亂、英軍在弗吉尼亞造成的破壞、國教正統地位的廢除、商業的凋敝和煙草業的衰落,全都宣告了貴族統治及其體制的沒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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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杰斐逊之类的美利坚人来说,法律似乎与社会上其他各种事物融合在一起。杰斐逊写了许多信给有抱负的学法律的学生们,告诫它们要取得良好的普通教育,广泛阅读,不要忽视语言、数学或自然科学。“奠定了这种基础,你们便可以正规地学习法律,兼学一些有助于精通法律的相关的科学。这类科学主要包括物理学、伦理学、宗教、自然法、纯文学、考证学、修辞学以及演讲学。兼习几种学科自有益处,因为多样化会开拓思想与视野。”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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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关切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适当限度。没有谁比约翰·科顿把这个问题表达的更好了。他说:“对于教会和共同体的官员,最好是不要在对他们和对人民有益的范围之外赋予更多的自由和权力,因为不管给予何种超越此限的权力,它们都肯定会侵害它们的给予者和接受者。人心中有一种倾向,除非受到神的制约,它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发展成过分行为。不应让人冒这个险。因此,人世间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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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看重教条,不让思想和经验之间的交流来指导自己的人难免失败。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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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英国绅士的理想尽管肯定不是苦行僧式的,也决然是有道德有公益心的。企望成为绅士的英国新兴商人的目标不只是舒适的生活,而且在于承担起更广泛更体面的责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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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摩根尚未发现亨利·亚当斯在十九世纪后期向美国人反复宣扬的真理:与吸取欧洲人的经验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在哪些方面“人类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是毫无用处。”这一点,对于美洲的知识性职业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用亚当斯的话说是“社会的力量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其程度超过任何别的地方。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