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的《春秋史》，凡十七章，近三十万字。本书上承西周，下迄春秋末年，以列国纷争为中心线索，分门别类论述经济、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宗教学术文化诸方面情况，并揭示其变迁的进程，是一部记载春秋时代历史的断代史。本书是顾颉刚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授春秋史嘱童书业代写的讲义基础上，由童书业重新修订，作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于一九四六年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应国内读者的需要，山东大学出版社于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横排简体字本。
童书业，字丕绳，浙江宁波人。他是我国一位自学成才、卓有成就的著名史学家。先生因早年的撰著得到顾颉刚的赞赏，而受聘成顾先生的得力助手，在“禹贡学会”当编辑，并在《古史辨》中每期都有文章发表，且任《古史辨》第七期的主编之一，成为《古史辨》派的一名干将。建国前他曾在上海光华大学等处任教授。建国后出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副主任等职，并兼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等多项社会公职。童先生著作甚丰，主要的贡献是对古史传说和西周春秋史的研究。与《春秋史》相关的有遗著《春秋左传研究》，内收两卷《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及其《续》，作者在本书中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西周春秋史的许多问题提出新见解、做出新创获。此外作者对历史地理、疆域、先秦诸子、中国绘画史、瓷器史以及古代东方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杰出成就，已出版了近十部专著。
（一）
正如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所言“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一原则，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的历史，作第一章“西周史略”，其中附注，对古史传说和夏商周三代史事缜密考证，更是治史者必读的部分。而对春秋后的战国史，作者考虑到杨宽著《战国史》当时即将出版，故作者把已成的“战国史略”及其附注全部割弃以免重复之嫌。虽然如此，但本书对春秋后期的历史走向也做了交代，为进入战国时代做好了铺垫。因此本书可堪称为首尾衔接、比较完整的一部春秋史。
从政治史角度来看，一部春秋史就是春秋列国的争霸史。与过去传统的历史编纂学著作不同，本书不是对纷繁不已的诸侯间的交兵、争盟历史进行简单的实录，而是以史学家的洞察力，把握事态自身含有的内在规律，总结历史发展的轨迹。本书首先叙述大国争霸出现前的“王室衰微”和“夷蛮戎狄”活动的历史背景，接着列专章论述春秋初年黄河下游诸国争雄和齐桓公的霸业，继而充分地陈述春秋中期晋楚争霸的历程。本书写到“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晋楚争霸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晋文襄主霸的时代，在这时期内，晋国差不多是中原实际的共主，楚国的势力不能出方城以外。第二阶段从晋灵公即位到景公灭狄止，在这时期内，晋势衰而楚势强，造成蛮狄猾夏的情势。第三阶段从晋景公伐齐到厉公败楚止，在这时期内，晋楚两方势均力敌，并行争霸。第四阶段从晋厉公伐郑到栾氏作乱止，晋势强而楚势衰，造成晋霸复兴的局面。第五阶段从晋栾氏出奔到晋楚第二次盟于宋止，在这时期内晋国因内部分化，楚国也因受吴国的牵制，两方都不能努力于争霸事业，于是酝酿成国际和平的局面。”（二）随后出现晋楚共霸、北方各国内政发生变迁，政权下移，“政在大夫”，“陪臣执国命”。而在南方，吴越迭起和衰亡，直至春秋时代的终结。经过本书作者的归纳整理，条分缕析，拨开叫人眼花缭乱的烟云，凸现出春秋列国纷争的规律，使读者对春秋政治史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本书突破了过去传统史学囿于政治史的局限，而是十分关注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以及文化史等多方面内容。本书第二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形和第三章从西周到春秋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学术，用较多篇幅分别论述从西周到春秋以来的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政治制度、宗教祭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其用力之深，考证之精，十分引人入胜。本书对经济生产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分析了西周、春秋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商业和手工业的情况以及赋税制度等，并对当时的经济水平做出了“大臻是自给自足”的估计，还下了“当时处于宗法封建制度”的结论。此外，本书分别论述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指出世族世官是当时政治制度的基础，认为当时的政区划分实行的是都鄙制，同时分析了县郡在春秋一些国家萌生之原始。令人感兴趣的是，本书还对当时的军制、爵制、官制、教育制度、姓氏制、婚制等一一展开评述，此外，影响贵族社会生活的各种礼制也在本书得到充分的反映，如冠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聘礼、朝觐礼、丧葬礼、丧服等都列专节介绍。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重视展示古代社会生活和民风民俗的生动画面，用专节反映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娱乐活动和各地风俗。对当时的宗教、祭祀、文学、文字和科学也辟专章节论列。通过以上全方位地展开论述，构建了春秋史的完整框架。本书不仅静止的对春秋时期各项制度进行凝固化的定性分析，而且还动态地揭示春秋后期各项制度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并用第十三章“社会制度的变迁”和第十四章“孔子的出现”来反映春秋后期的社会变化情况。
本书深刻地指出“春秋战国之间，是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得最厉害的时代。此后除了现代以外没有一个时代能与它相提并论的。”（三）其言一针见血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本质特征。
本书第十七章“春秋史结论”。这是作者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对春秋史经过深入系统研究基础上而做总结，总结分四个方面，即一.种族的混合和华族的成立。二.中国疆域的扩大。三.社会经济和学术思想的转变。四.统一局面的酝酿。这一总结符合历史实际，起到了高屋建瓴、统揽全局的效果。
作为一部断代史，童著《春秋史》虽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来撰写，但却是一部新型断代史。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王朝断代史，以后每个王朝，或几个王朝合并都有一部纪传体王朝断代史，这些史书虽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和可资借鉴的史观和治史方法，但却摆脱不了封建正统史学的史观、体系和传统。只有到了近代，在新史学的倡导下，才出现了几部新型断代史，其中童著《春秋史》的出版在当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况且长时期内涉足《春秋史》者寥寥无几，因此，这部断代史就尤显弥足珍贵。直到二○○一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顾德融、朱顺龙合撰的《春秋史》，才弥补了无人问津春秋断代史的缺陷。
我们之所以称童著《春秋史》是一部新型断代史，首先因为本书的史观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作者重视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尤其认识到古代社会农业发展的特殊功效，提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的正确观点。同时，作者还重视社会生活史，因为它能揭示出深层面的历史内涵。虽然作者在当时尚未自觉学习运用唯物史观，但却在自己的史学实践中不自觉地符合了某些进步史观。另外，本书作者坚持历史发展的观点，注意把握事物之内部联系，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前后关系，追求历史的真实。如对每项制度的诠释，都要溯其源始，析其演变，以便掌握事物的全貌。应该说，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者的这种史观和治史方法都是走在学术前沿的。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体例严谨、完备，不愧为断代史中的一部佳作，本书章节安排，先从纵向按动态发展来叙述，把春秋时期历史分为初、中、晚期三段，初期上承西周，晚期下续战国，每段历史各有其重心，使历史脉络有条有理；同时又从横向方面，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制度、教育、宗教学术文化诸专章论述，多角度多层次透视历史，使春秋史的全貌展示于读者面前。吕思勉评价本书“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四）。当不为过。
吕序还评价本书言“以余所见，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盖未有逾于此书者是。”（五）此言极是。作者在本书中从原始文献入手，参之金石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法，博览精研，每证必有据，不发一句空话。本书这类论证随处可见。仅举县郡制一例而言，作者尽搜有关资料，排比分析，对秦、楚、晋、齐、吴县郡的由来进行周密考证，最后判断出“县郡就是创立于西周以后的春秋时代的，后世的记载或说周代以前已有郡县制，那决不可靠。”（六）这一看法至今几成定论，被许多史著所引用。
最后，以今人眼光来看，童著《春秋史》亦有不足之处。顾颉刚作过如下评价《春秋史》“是他早期研究古史的专著，已体现出很深的功力。当然从今天的要求来看这部书还不能尽如人意。一是写这部书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观点上难免有问题。再则撰写时过多考虑文字的流畅，一般不引史料原文，而把原文改成白话融化在记述之中，不熟悉古书的人读起来往往不知其讲述之所依据。”（七）就第一点而言，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及有关封建制问题，就不是科学含义的封建制，对“蛮夷戎狄”部族的看法也多少受封建史观的影响。另外作者受疑古思潮的影响也给本书留下某些印记。这些缺陷，后来在童先生的遗著《春秋左传研究》中得到了一些弥补。
注释
参阅童书业《春秋史》附录，黄永年《童书业教授事略》，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第二四四—二四七页。童书业《春秋史》第一八一页，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童书业《春秋史》，第二○五页，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童书业遗著《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序》，第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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