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香港筆記 @ 沙灣徑25號

我目睹的，反而是另外兩種過程。 一方面，殖民者的思維模式和運作方式照樣推著香港快快走，用原來的高效率，但完全不見「大腦」的更新。另一方面，新的「公民教育」悄悄發酵：「心繫家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調成甜甜的飲料，讓香港人喝下一杯「愛家愛國」。幼稚園的孩子們學唱「起來，起來，起來。。。」公民教育被簡化為愛國教育，愛國教育被簡化為愛黨的政治正確。中國，不是不可以愛。殖民者曾經多麼地防備你去愛它，連鴉片戰爭都一筆帶過。但是中國值得香港人去瞭解、去愛的，是它的法官還是它的囚犯？是軍隊還是人民？是唐詩宋詞還是黨國機器？是它的大地還是它的官僚？香港如果要對中國做出真正重大的歷史貢獻，是去順從它還是去督促它？公民教育該教孩子的，恐怕不是愛什麼，而是怎麼愛，如何選擇所愛。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老師們帶著孩子去行香港的山，教他們認識島上的野花野鳥；是讓維園阿伯成群結隊地去開社區大會，辯論灣仔要不要Mega Tower；是讓大學生在做了中區警署的歷史訪查之後，組隊到政府大樓去示威抗議；是讓中學生學習關懷尼泊爾和印度裔香港人的悲苦和孤獨，讓社區媽媽們組織「濕地保護協會」、「石澳文史工作室」、「古蹟之友基金會」。。。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下一代清清朗朗以自己腳踩的土地和文化為榮。真正的公民教育是讓孩 子們知道，當你不同意一個政府的思維和決策時，你如何站出來挑戰它、打敗它。如果讓假的公民教育生根，令人擔心的是，香港人還沒來得及從前面一堆廢紙堆裡找出祖母的日記，已經被後面轟隆傾倒下來的新的紙堆撲倒。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被殖民者開始認真地尋找自己、認識自己、發現自己、疼愛自己。每一次遊行，每一次辯論，每一場抗爭，都會使「我是什麼人」的困惑變得清澈。每一棟老屋被保存，每一株老樹被扶起，每一條老街被細心愛護──即使是貧民街，都會使人們驚喜：原來我的腳所踩的就是我的家、我的島、我的國。要人民愛家愛國嗎？不要花納稅人的錢去製作宣傳吧！你不要拆掉他的老屋老街，不要剷除他的參天老樹，不要拆散他的老街坊，不要賣掉他祖母的日記本，他就會自然地「心繫家國」，歌於斯，哭於斯。

中環最突兀的，是解放軍大樓。把軍隊擺在香港面向世界最燦亮的舞台中心，等於是把兵器倉庫放到客廳裏去了，你能想像巴黎把軍隊駐在羅浮宮旁嗎？從前英國人這樣做，是為了炫耀它的殖民權力──企圖之囂張，不言而喻；今天，還有這必要嗎？景觀上不倫不類暫且不說，它所透露的粗暴意涵，更是招引負面解讀。曾蔭權政府最該做的，是設法把解放軍從中環遷走，把海濱還給人民。這不去努力，卻反而更將政府大樓擺到添馬艦去，說是創造一個「市民精神地標」(iconic civic core)。在很多其他城市，公民恐怕早已「磨刀霍霍」上街抗議了。在一個公民社會裏，代表一個城市的「精神」的，絕不可能是一個城市的政府大樓。它可能是歌劇院，譬如悉尼；可能是博物館，譬如巴黎；可能是藝術家出沒的村子，譬如紐約；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廟老樹，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條滄桑斑駁的老橋，譬如布拉格。但是，什麽樣的城市，會把市政府──一種權力機構，或服務區，當作精神標誌？中環的維港是全世界看見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風情萬種。香港希望讓世界看見的，難道是市政府大樓？把政府大樓放在添馬艦，怎麽看，都讓人覺得有一種權力的不知謙抑，不知收斂。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裡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鋪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裡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只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裡，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在一個文化缺席的政府結構裡，當然經濟效益可以超過任何別的考慮，開發意識型態可以勢如破竹地進行，都市建設可以由財團主導，城市品味由工程及經濟官僚決定。。。為什麼會這樣呢？殖民者在的時候，他無心厚植文化根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知道自己遲早要走，香港不是他的家。開發是理所當然的意識型態，開發所得，豐富了他的母國──他真正的家。至於開發是否犧牲一些其他的價值，譬如社會公義或歷史情感或造成文化的虛弱，他不必在意。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意味著後殖民政府回頭去挑戰殖民者的開發至上哲學，把殖民者所忽視的價值翻轉過來放在首位思考：對貧民和弱勢的照顧、對文學和語言的重視、對文化和歷史的強調、對綠色土地的鍾愛、對下一代人文教育的長程投資等等，一種「厚植本土、文化優先」的思想，在被殖民者自己當家作主之後會取代「唯利是圖」的功利思維，變成新的主流哲學。也就是說，在後殖民政府裡頭，文化理應成為首席局。

一位人文学者对香港的深切叮咛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读书报告龙应台在《我的香港，我的台湾》一文中写道：“有时候，Being soft is being powerful.我们有力量，有智慧，对身边的大传统、大叙述，给予正面的刺激和帮助。”当面对快时代、求发展的洪流，龙先生选择以一名文化学者的角度，用人文关怀去解读香港，诠释香港，引导香港。之所以没有选择经典书目，不仅仅是因为龙应台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作家，更因为龙的文字能够在不经意间，给予我无言的力量。不管是耳熟能详的《目送》、《野火》、《亲爱的安德烈》、《孩子你慢慢来》，还是在大陆未发行的《大江大海1949》、《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每当阅读她的文字，我都感觉似有一阵清风吹来，引我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香港你往哪里去”记录的是龙先生从04年至12年在香港大学发表的演讲，第二部分“玉兰花”则以随笔的形式写下了龙先生生活在香港的9年间遇见的人、路过的街道小巷、经历的平凡小事。不论是作为台湾文化部长在港大发表演说，还是作为一名身处香港的异乡人生活于此，龙的文字中时时刻刻都散发出一股人文的感性力量，而不是以宏大的叙述语调，用经济与发展禁锢思维，将香港限定在只求发展不追求文化的圈子中。在前几篇文章《西九龙，请慢》、《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谁的添马舰？——我看香港文化主体性》中，龙应台拷问政府“西九龙究竟是为什么而建？为谁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蓝图究竟是甚么？人文素养的厚植、文化发展的永续，策略又是甚么？如果对人文有关怀，对未来有担当，这些问题都是决策者不能逃避的问题。”（p58）她痛心疾首地询问香港政府“经济效益是不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难道是唯一的意识形态？”（P59）当我们开始思考多年的发展是不是让香港失去了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个性时，龙应台给予了我们另一种想象：“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树，老树下有老人，老人心里有这个城市特有的记忆，他的记忆使得店铺有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氛围、气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么什么都不怕的年轻人开起新店，店里的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钉子，都是他性格和品位的表达。”可见，在龙的眼中，香港并不是要排斥发展，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不断地发展，才能使得香港能在发展中更多地寻求自身个性，寻找除了中环价值外更值得香港市民骄傲的文化价值。“中环价值，无法创造人文底蕴；殖民思维，无法凝聚公民社会。”（p69）龙应台是台湾文化部长，但她更是一名具有人文关怀的学者。她在医院里排号等待时泳儿与慧儿两名护士对她的细心与呵护让她看到的是背后文明的网络和制度(P139)；她在湾仔拥挤的市场里买菜，在上环层层叠叠的老街窄巷中寻找因长年工作驼背而无法直立行走的老人，质问香港政府应如何解决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问题；她在大埔拜访渔村，在沙湾径欣赏凄美的夕照。她让自然的言语代替官员的讲话，用实地探访代替苍白的话语；她用脚步踏实香港的每一块土地，用步履丈量香港土地中的文化厚植。如何让香港成为一个具有人文气息的城市？龙应台在本书中围绕这个问题用“问”的不同方式与不同解答试图寻找答案。身为一名台湾人，龙应台以“台北文化地标”诚品书店与香港的书店进行对比，通过诚品书店的成功可以看出，文化产业不仅仅需要经营的技巧，它需要社会的多元开放，更需要数量足够的、相对成熟的读者群体。（P183）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人多地少，一家书店的经营成本之高，让许多萌芽中的书店都不了了之，然而让书店无法继续经营的根本，是市民对文化虚无的忽视与冷漠。总有人将香港比作文化沙漠，此话虽有些偏颇，但我们并不是想说“外国的月亮更圆”，而是因为相对于香港的商业思想来说，人文思想的地位甚微。进而放眼中国内陆，如果人文价值渗透工程思维，价值观的改变，会让城市的面貌、气质和内涵，从此不同。(P182)“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时代的发展赋予了香港发展的不同使命，但在转型过程中，龙应台以世界公民为身份，借人文关怀及跨文化敏感的经纬，进行望、闻、问、切，以一个母亲的笔触为「人文香港」作出叮咛。多年后的香港，能否成为一座经济与文化共通、市民真正热爱的文明之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