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华民国

在国会讨论关于将德国政府的教育基金用于中国的议案中，有如下的表述：“商业的背后不是国旗，而是语言和文化”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德国文化模式，让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它的影响，首要的是让大到不可估量的中国市场感受到。

他谴责了自1789年以后西方式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方向，…“白种人”正在把平等、富裕和科学的价值看得比“文化价值”更重要，……他宣称，上一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史，是一种“技术发展”而“文化崩溃”的历史。中国的任务是追求物质和文化的同步发展，没有后者，前者就不值得去争取。

正如宋子文在1937年8月對日本特使西園寺公一所說的那樣：“日本軍人對中國軍隊仍抱有偏見。他們還是認為如果你們一旦打擊我們，我們就會投降，按照你們的要求行事。自滿洲事變以來，中國軍隊已在努力學習。他們交由德國人訓練，爲使之現代化我們花了很多錢。要知道中國軍隊更強了，這次有信心不再被動挨打了。所以日本軍隊低估了中國軍隊，而中國軍隊也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這就是更大的危險所在。” 中國人的這種樂觀心態最明顯的表現是：1937年7月中旬，蔣介石決心“將日本人從長江上趕走，沒收所有的日本商船和戰艦……打一場非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戰爭”。從戰爭爆發的第一個月法肯豪森發往德國文電中也可清楚地發現這種樂觀情緒，不能排除這種樂觀是“中國事變”逐步升級爲八年中日戰爭的重要原因。 因1937年夏末和秋季的戰爭而產生的災難，意味著德國人在軍隊整編方面取得的成果迅速喪失，其速度比其他任何領域都快。蔣介石保衛上海和南京的決心——法肯豪森的戰略建議對這一決定的做出起了很大作用，即使他關於防守南京的戰術建議被忽視了——可能已得到了國際輿論的同情；但從軍事方面來考慮，這是一個代價昂貴和災難性的錯誤，蔣喪失了他的新編部隊。從1937年8月13日到1937年12月15日期間，30万之眾的中央軍至少損失了1/3，有人估計損失高達60%。精銳的新編師蒙受的損失最大，失去了1万名低級軍官。縱然蔣剩餘的“精銳部隊”後來對台兒莊“勝利”作出了貢獻，然而由於戰爭最初6個月內在人員和器材方面的綜合損失，致使大量精銳部隊殘缺不全，喪失獨立作戰能力。 對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個雙重的災難。他的這隻新編部隊已經營了將近10年，並且是他個人權利的基礎。5位德國總顧問進行了10年的工作，在幾個月內就被毀掉。此外，由於“總司令的嫡系”部隊受到損失，蔣被迫更多地依靠原有地大量地方部隊，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這些地方軍隊的忠誠都要用金錢來購買。從此以後，蔣介石就越來越不是作為獨立的權利實體而越來越以派別集團的操縱者的身份進行統治了，對此我們不會感到意外。中日戰爭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內戰史將會證實這種統治方式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