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一、一股子流氓气息扑面而来，好多男性都看得进去。没觉得他是反思型的，恰巧写了文字的客观感受，不那么受形态影响。一个脑袋糊涂的孩子扎进一堆脑子受了刺激的现实里。能记述这么详细，脑袋不有病或不受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二、摘抄：1、他三十七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一岁。可在我心目中是长辈。曾参加抗美援朝，立一次小功。复员当铁路乘警，得意过一阵子。天生的驴脾气，动辄以保家卫国的功臣自居，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屡屡触怒领导，结果仅仅由于一次两厢情愿的“男女问题”被开除公职。不服，研究法律。上诉。认为按照法律条文，自己是在与那女人将“入港”而未来得及“入港”之际被“捉奸”的，算不得事实上的“奸情”。上级机关批驳：开除公职，依据的并非法律，是道德。未来得及“入港”算他走运。果已“入港”，就不但要开除公职，且要判罪了。那女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老局长的年轻夫人。他各方奔走，到处辩白，希望获得同情。闹腾两年，难以翻案。万般无奈，只好继承他父亲卢老麻子的衣钵，干起推手推车敲鼓收破烂的行当。用他自己的话说，枪林弹雨闯过来了，却一个跟斗栽倒在一个女人怀里爬不起！“他妈的不过就是怀里呀！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呀！”他常与人谈到自己当年这件功倍成半极可悲的“风流韵事”。因为“就是怀里”，“就是一个女人”，无比委屈。委屈中流露出很不上算的意思。“他妈的是她先挑逗的我！她是局长夫人，不先挑逗我，我敢勾搭她么？他妈的事发后她倒哭哭啼啼，反咬我一口。如今还当上了科长！”他对败坏了他名誉、断送了他前程的女人恨得咬牙切齿。可每次诅咒之后，总这么说一句：“他妈的她真有股子骚劲儿，叭地飞个媚眼，谁是男人也酥半边身子！”分明还有点旧情难忘。亏得卢婶对他极其宽大，一贯采取“无为而治”的可嘉态度，绝不怨恨。他也由这次惨重的教训得出一个睿智的经验——“家花虽不及野花香，到底是自己的，什么时候想摘什么时候摘！摘野花太不安全，太不安全。”2、“破烂的换钱”虽数“下九流”的干活，收入倒比当一名乘警可观。屋里屋外，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尽是一堆堆的破烂儿，卢婶从不嫌碍眼。“管它是干什么的，花钱便当就成呗！我家那口子爱哪天开资就那天开资，市长不是还得一个月才开一回吗？”卢婶对生活也持一种“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哪天卢叔赚钱多了，她便使出一位堪称优秀的厨房夫人的浑身解数，做上七盘八碗，全家香香美美饱吃一顿。碰上卢叔犯懒不肯出门挣钱的日子，便熬一大锅高梁米粥或苞谷面粥，从早喝到晚。院里的女人们都说，卢家的大人孩子不亏一副胃肠。只有我母亲对这种初一撑死初五饿死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却没发表过评论。3、我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焐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着，形象，具体，深刻。补充以其它各类“忆苦思甜”活动，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4、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取”，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5、《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6、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7、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8、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9、“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10、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是！当定是！”“你胡说！”“你别有用心！”“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场。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11、由于潘复生将“炮轰派”们昔日势不两立而且已被瓦解的“保皇组织”扶植了起来，旗鼓相当地与他们重新势不两立，“炮轰派”无不愤怒到咬牙切齿的地步，决心血战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这一阶段，造反派们完完全全卷入了权力之争的漩涡。无论“炮轰派”还是“捍联总”，区别仅仅在于，核心人物都是为了所谓“政权”而斗争，群众则都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斗争。“政权”和“正义”，是内涵很不相同的两个词。因为被“正义”所召唤，所驱使，因为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千人万众地斗几个“走资派”，而是千人万众与千人万众斗，是“大兵团”与“大兵团”斗，是真真实实的谁存谁亡的斗，就演出一幕幕的确堪称史剧的节目来。本无所谓的斗似乎就带有了极庄严的色彩。“东北新曙光”并没有给“东方红城”哪怕一线什么曙光，“炮轰派”与“捍联总”搅得“东方红城”天昏地暗，人仰马翻。卢叔的死，卢婶的疯，马家独生子的失踪，我的哥哥的被“收容”，都并没使我这个红卫兵彻底置身于“文化大革命”之外。我这个昔日同情“八·八团”的“保皇派”红卫兵，又同情起“炮轰派”来。12、“潘二嫂”虽然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数家珍，据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一场车头抵车头的辩论，甘拜下风的倒是“捍联总”！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市民，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掌声中狼狈地退到一个街口，拐弯开走了。13、“潘二嫂”是她的绰号。她是黑龙江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并没结婚。何以被她的“炮轰派”战友们称为“二嫂”，我们则不得而知了。一次，“炮轰派”的广播车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闹市区相遇。所谓“仇人对面，分外眼红”。但那一次双方展开的是一场文斗，不是武斗。“捍联总”的广播车内坐的是一名男广播员，手中拿着厚厚的一份广播稿，照稿宣读。“炮轰派”的广播车内坐的是“潘二嫂”，手中无稿。一方是男，一方是女，一方有稿，一方无稿，优势似乎全在“捍联总”一边。“潘二嫂”虽然无稿，却镇定自若，唇枪舌剑，出口成章，滔滔不绝，遣词用句，尖刻辛辣，应答质问，逻辑清晰，冷嘲热讽，幽默百出，引马恩列斯之经，如数家珍，据古今中外之典，似文在目。持续三个多小时的一场车头抵车头的辩论，甘拜下风的倒是“捍联总”！里三层外三层站在人行道上看热闹的市民，为“潘二嫂”大鼓其掌。“捍联总”的广播车在掌声中狼狈地退到一个街口，拐弯开走了。……“潘二嫂”当天被捕，投入监狱。几日后召开了全市公审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宣判死缓。据说她在公审大会上不卑不亢，一切罪名俱认不讳。不失以往辩论风度。宣判后，她慷慨陈词，企图替广大“炮轰派”群众进行申诉，刚说了几句话，便被押了下去……

他说，“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

我笑了笑，书中说灭虫的办法“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点再中国人多？

请看一个完全资产阶级化了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