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朱东润先生遗稿《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序

来源：文汇新民联合报 2006-5-23 17:30:00

民国三十一年写定《八代传叙文学述论》，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四种。

师友琅邪馆是我读书之处。少年时候，最钦服邴曼容为人，其后筑宅，因取杜牧《长

安杂题长句》“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邪邴曼容”之意，建师友琅邪馆。中年以后，更

羡慕王述。《世说》记谢万见述，直言曰：“人言君侯痴，君侯性自痴。”述答：“非无

此论，但晚令耳。”因此又题书斋为晚令斋。

民国二十九年，《读诗四论》出版，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一种。是年又取《史记考

索》及旧著《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付开明书店，是为第二种、第三种。此外所著《中国文

学批评史讲义》，于民国二十一年完成，中经删订两次，拟重行写定为《中国文学批评史

》；读元杂剧四论，已完成《元人杂剧及其时代》一篇，尚待续写；连同未经写定的《晚

令斋集》，共为三种。关于这三种的手稿和书籍，大都寄存汉口，对日抗战尚未结束以前

，固然不易取出，即是抗战结束以后，能否全部收回，亦不可知。所以这三种撰述底完成

，遥遥无期，师友琅邪馆撰述第五种，只有另行着手了。

在写成《史记考索》的时候，我开始对于传叙文学感觉到狠深的兴趣。接着便拟叙述

中国传叙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罅隙百出，眼见是一部无法完成的著作，

所以只能写成一些纲领，从此束之高阁。在这个时期中，看到汉魏六朝传叙文学，尤其不

易捉摸。除了几部有名的著作以外，其余都是断片，一切散漫在那里。但是即使要看这些

断片，还得首先花费许多披沙简金的功夫。严可均底《全两汉三国六朝文》，总算是一种

帮助，但是严可均所辑存的，不过百分之五，其余还需要开发。就是几部有名的著作，有

单行本可见者，其中亦多真赝夹杂，仍需一番辩订考证的工作。不过中国传叙文学惟有汉

魏六朝写得最好，忽略了这个阶段，对于全部传叙文学，更加不易理解。所以我决定对于

这个时期的传叙文学，尽我底力量。

工作是相当地繁重，工具又是那样地缺乏，有时连最普通的书籍都不易获得。但是既

经决定动手，便顾不得困难。最后总算在单行的著作以外，从断简残篇中给我搜获了四百

余种的著作：有时只是一句两句，有时竟是万字以上的大篇。由搜获到钞集，由钞集到考

订，一切都是一手一足之烈，没有人帮助，也找不到人帮助。“人言君侯痴，君侯性自痴

”，真是值得玩味的言论。材料大体完备以后，工作便比较简单，但是这种工作仍是在艰

苦的状况下完成的。

抗战以来，已经五年，这五年之中，尤其到了最近的一两年，整个的国家受到无数的

危疑震撼。这个当然影响到人民底心理和生活。我们都在度着最艰辛的岁月，不过这是一

般人共同感受的，姑不必论。

自从二十七年离别家庭，到达乐山以来，二十八年的冬季泰兴便沦陷了，全家在沦亡

的境地挣扎，只有我在这数千里外的大后方。路途是这样远，交通是这样不方便，一家八

口谈不到挈同入川，自己也没有重回沦陷区的意志。有时通信都狠困难，甚至三两个月得

不到一些音耗。在我离家的时候，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月，现在四岁了。听到他牵着邮差

，打听父亲消息的故事，确是有些依恋。大的孩子已经失学，其余的只有暂入私塾，以免

在不快意的学校里读书。故乡是另一个世界，但是我底家庭偏在这个世界里生活。杜甫说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在他已经呜咽涕零，在我只

有不胜倾羡。

后方的生活也不见得高明。日减一日的是体重，日增一日的是白发。捉襟见肘、抉履

穿踵的日子，总算及身体会到。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

然一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

的时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这些只是物质的环境，对于

精神，原算不到什么打击。然而也尽有康庄化为荆棘的时候，只得把一腔心绪，完全埋进

故纸堆里去。这本书便是这种生活的成绩。

著书只是一种痛苦的经验。有的人底著作，充满愉快的情绪，我们谈到的时候，好像

看见他那种悠然心得，挥洒自如的神态。对于我，便全然两样。我只觉得是一份繁重的工

作。这是一方田，一匹牛正拖着沉重的铁犁，在田里一来一往地耕着。套上绳索以后，牛

便得向前，步伐尽管滞涩不堪，但是还得耕田。直到这方田耕完以后，才能透一口气，眼

睛已经看到第二方田，那边还是要牛去耕。生活是不断地压迫着，工作也是不断地压迫着

。

《读诗四论》出版以后，曾题一首：“弹指蔽泰华，冥心沦九有。小夫窃高名，君子

慎所守。肯以金石姿，下羡蜉蝣寿！乾坤会重光，相期在不朽。”对于自己，这是一种心

理的慰藉。其实僵化的蜉蝣，博物院里有时珍若拱璧，而流金铄石，何尝不是数见不鲜的

事！欧阳修说：“今之学者，莫不羡古圣贤之不朽，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

也。”事情很明白，道理也简单之至，不过自己既经择定这一份工作，便得尽力去做。纵

使对于旁人，未必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价值，至少在工作的时候，自己总是这样想着。民国

三十一年五月，朱东润自序于乐山寓庐。

传叙文学：人性真相的叙述

——述朱东润师《八代传叙文学述论》

■陈尚君

今年是先师朱东润先生诞生110周年，先生1942年撰写的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列入

复旦大学出版社《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首次出版。我有幸先期通读，对先生在抗战避地

蜀中期间能成此力作，对本书历经六十多年仍能保持新锐的开拓气象，很感震撼。

先生晚年在自传中曾谈到，1940年，当时的教育部规定大学中文系可以开传记研究课，许

多学校遂开讲唐宋八大家的碑记。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对于西方传记文学有着浓厚兴趣

，清楚地认识到二十四史的列传只是史传，韩柳欧苏的碑志也只是速写，都不是传记。在

沉下心来读了一批西方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作品后，决心探索中国传叙文学发展的道路。先

生的工作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于中国古代传叙文学的成就，作系统的研究和清理，因此

有本书的写作；二是从事传叙文学的写作实践，在本书写成次年即一九四三年完成《张居

正大传》，随后又写作《王阳明大传》（书稿失传）。可以说，四十年代初的这次变化，

确定了先生后半生的学术道路，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传叙文学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中心工

作。

当时正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最困难时期，先生随武汉大学避地四川乐山，生活极其艰苦。本

书自序中有具体的记录：“住的是半间幽暗的斗室，下午四时以后便要焚膏继晷。偶然一

阵暴雨，在北墙打开一个窟窿，光通一线，如获至宝，但是逢着寒风料峭、阴雨飞溅的时

候，只得以围巾覆臂，对着昏昏欲睡的灯光，执笔疾书。”自传中还说到写作时遭遇日机

轰炸的情形：“空袭警报来了，是夏天，身上着的白衣服不宜于跑警报，只好伏在窗下。

凶恶的敌人在附近轰炸以后，扬长而去。我从窗下爬起来，依旧抄录《慧远传》，作为这

部作品的附录。”这种治学精神，值得后学如我辈永远学习。

先生认为，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

传叙文学似乎还没有进展。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叙文学，篇幅宏大，除了叙述传主的一

生，还应该把他的时代，他的精神面貌，以至他的亲友仇敌全部展现，写出独特而真实的

人物。中国古代史传确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但在致力的方向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先生用

西方传记文学的眼光来审视，看到了秦汉的史传、六朝的别传僧传、唐宋的碑状、明清的

年谱，以及梁启超的几部评传，各有成就，但也颇多遗憾。史传的目标是写史写事，碑状

过于刻板虚假，年谱不免具体而琐碎，梁启超的评传把一个人的事功分割成几块来叙述，

不免有“大卸八块”的遗憾。先生认为传叙文学的使命是要写出活泼生动的人性，要以确

凿可信的文献为依凭，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传主的生命历程。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传叙文学的

辉煌，但唐宋以后没有能够得到继续，对于过去的成就，应该加以发掘和阐述。“知道了

过去的中国文学，便会看出当来的中国传叙文学。”

作为一本特殊的文学史著作，本书在当时是有开拓意义的工作。为什么选取汉魏六朝呢？

先生认为那一时代虽然动荡不定，但“社会上充满了壮盛的气息，没有一定的类型，一定

的标格。一切的人都是自由地发展”，充满独来独往的精神，不像唐宋以后人物都有一定

的标格。但要叙述此一时期传叙文学发展的历史，最大的困难是现存资料似乎只有几部僧

传，别传见于记载的虽有数百种之多，但大部分失传了，只有片段散在群籍之中，清代的

辑佚学家很少注意及此，没有前人辑录的成绩可以援据。先生是实干型的学者，他既有志

于此，即从最原始文献的搜求积累开始，从汉唐之间史乘、类书、古注之类古籍中加以爬

罗剔抉，辑录出四百多种相关的作品，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古籍辑佚很辛苦，但其基本的原则和方法，清代学者已经确定，先生的工作也仅以此为本

书写作的基础，重心是考察和评判汉魏六朝传叙文学的成就和局限。

先生既经认定传叙文学的对象是人，“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传叙写作的生命是真实，

必须文献有征，必须真实地记录传主的生平，同时又应具备文学性。先生认为《曹瞒传》

注重传主个性的描写，很仔细地记录传主的小动作，接近现代传叙文学的意味。先生对于

魏晋传叙中具有独特个性人物的记叙，给以很高的赞赏，如认为皇甫谧《列女传》所记庞

娥亲为父报仇的故事中，“写杀人的一节，生气勃勃，更是自古未有的文字。”认为夏侯

湛《辛宪英传》叙事“风神如绘”。特别赞赏西晋传叙中“从清言娓娓的言论里，传出传

主的个性”。

先生以为汉魏六朝的传叙文学，经过东汉的萌芽，魏晋的长育，在东晋以后的僧传中达到

了成熟。《法显行传》以生命中一段旅程的记录，主观地表达了个人的感受，“是一篇人

性底叙述。我们看到悲欢离合，看到生死无常，看到法显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诸僧底相

顾骇叹”。就此层立场而言，应该视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著作。第十一章论述慧皎

《高僧传》，称赏各传篇幅扩大，因而可作完密的叙述，且“富于人性的描写”。先生特

别指出慧皎《高僧传》写庐山慧远，处处写出其弘法的坚定和人格的伟大：“慧远庄严博

伟，虽一时枭杰刘裕、桓玄之徒，敢于窥窃神器，而不敢犯及远公。”既有沙门见其容止

方棱以至心悸汗流的细节，也有其临终不昧的特写，认为其人格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是

晋宋以后佛法大兴的根源”。

鉴别传叙叙事的真伪，需要读者融通典籍，敏锐洞见真相。先生特别指出，有的是传主的

作伪，比如公孙弘位居三公而为布被、汉高祖为项羽发丧之类，传叙家能够直指其伪，便

是传叙的真实。但如果传叙家隐藏真相，故意捏造，“叙述坏事的固为谤书，叙述好事的

也成秽史”。《桓阶别传》叙其清俭异常，在郡俸尽食酱，乃至文帝幸其第见诸子无裈，

似乎都是美德。先生列举事实，指出桓阶是为曹操画策纂汉的参与机密者，又是文帝受禅

时领衔劝进并临终顾命的显要，其家之奢侈，当时为众所知。《别传》所述清俭，是作者

有意的作伪。在讨论《孙资别传》时，先生认为其亲近君主而大权在握，当明帝临终时，

以一己之私利，引曹爽以倾燕王，复引司马懿为佐，演成了魏晋禅代的故事。《别传》称

孙资在明帝顾问时仅答以“宜以圣意简择”，是推避责任，显出作者为孙资洗刷的用意，

是另一种作伪。

与故意作伪稍有不同的情况，先生也予以揭示。如《曹瞒传》以传闻为事实，因而减损了

其价值。如叙曹操因私愤而杀袁忠、桓劭，其实并不合史实。而所叙华歆破壁牵伏皇后一

事，也出于杜撰。曾获很高评价的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先生则认为是“极享盛名而没

有价值的著作”，书中所举高士，大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甚至将《庄子》和《楚辞》托

言的两个渔父捏合成一个人。在评价庾信《丘乃敦崇传》时，先生指出谀墓的风气影响于

北朝的传叙，形成一批没有内容、没有意义的产物，是传叙文学的不幸。先生在分析考证

中，不仅有文献举证，且多加入对世事人情的透彻体悟。如前述华歆一例，《后汉书》据

以采信，晚出的《三国演义》中也称及。先生指出华歆在曹丕受禅时因眷恋故主而以形色

忤时，以情理不会做坏户发壁之事，又考其时华歆已不在尚书令之任，尚书令应别有其人

。就考证来说，仅此已经很充分，先生则更一步指出，华歆是当时的名士，曹操特别注意

招揽天下名士，为自己收拾人望。名士身负重名，不屈身污贱，曹操也不以此相屈，否则

就失去了名士的意义。这样的考述酣畅透彻，出人意表而又在情理之中，非大手笔不办。

《述论》完成时，先生已着手写作《张居正大传》，书中许多表述，可以看到当时的努力

目标和遵循原则。先生认为传叙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在小说、戏剧和新诗都已经发

生极大变革的时代，只有“传叙文学，好像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而要为中国传叙文学

树立成就，则需要“大家多努力些”，并为此身践力行。书中对于西洋传叙文学的描述，

正是他致力的目标：“一部大传，往往从数十万言到百馀万言。关于每一项目的记载，常

要经过多种文卷的考订。这种精力，真是使人大吃一惊。这种风气，在英国传叙文学里一

直保持到维多利亚时代。一切记载，更加翔实而确切，而证明的文卷，亦更加繁重而艰辛

，于是引起二十世纪初年之‘近代传叙文学’。这一派底作风，总想活泼而深刻，同时极

力摆脱证件的桎梏。其实仍是一步步脚踏实地，没有蹈空的语句。”《张居正大传》以后

先生所有的传记作品，都遵循此派摆脱证件而又活泼、深刻的写法，但所有的事实，都经

过极其详密的考证，做到了信而有征。如何达到信而有征呢？先生认为学者要善于利用各

类文献，但同时又要注意任何文献都有其局限性，史传的局限众所周知，西方学者重视的

自叙、回忆录、日记、书简、著作，以及中国的自撰年谱一类，也都有各自的局限。先生

认为，优秀的传叙家应善于分析和驾驭各类文献，努力追寻事实的真相，“把一切伪造无

稽的故事删除，把一切真凭实据的故事收进”。学者不仅要有贯通文献的学力，同时应有

辨析人事、体悟情委的悟性和胆识。先生的著作就每每显示出此种敏锐和识见。对先生不

太熟悉的读者，都感到他不循旧规，喜立新说，且常常对于新说的依据并不作很具体的文

献交待。与先生接触多了，就知道他的新说大多是勤奋而深入地阅读群籍，始终坚持用自

己的眼光读书，融通史实，具体分析，加上敏锐的史识和体悟，一点一滴积累而得，决非

率尔之谈。

《述论》是先生四十六岁时的著作，正是一生学术精力最鼎盛的时期。全书举证丰富，考

辩周详，议论骏爽，笔力雄劲，处处可以显见当时开疆拓土的执着奋发。虽然六十四年后

才首次出版，其学术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减损。先生当时疾呼因应世界文学的趋势

，建立可以无愧于世界文学之林的中国传叙文学，至今仍不失其意义。先生对于汉魏南北

朝传叙文学作品的全面发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成就的评骘，至今尚无学者超越先生当时

已经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当然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在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系统思考，对于了

解先生一生的治学道路和成就，意义十分重大。

《文汇报》2006年12月5日《学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