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上）

《激荡三十年》的作者，据说马上要写一本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经营之道的书，里面介绍的企业都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小企业，想什么三长花烟有限公司，聚光科技，中科美仑等等

国企改革背后的逻辑——《激荡三十年》读书笔记（二）改革开放的战略自农村发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而相比之下，随后进行的城市改革实践则显示出更多的复杂性，其中伴随着更多的利益纠葛和各方博弈。这段历史对于一路走来的中国企业以及几代中国企业家来说可谓悲喜交加，其中的许多事件和细节至今仍值得回味和反思。《激荡三十年》便恰恰在三十年企业史的记述中重现了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企业案例。谈及改革开放，必不能绕过的一个问题便是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改革开放是一次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艰难的理论探索，更是忍痛对旧有体制进行大面积手术的冒险实践。在这之中，作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样的本质问题而进行的制度设计，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事关对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可谓举步维艰。我国的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苏联所进行的企业改革自企业产权的改变开始，随后再将企业推入市场竞争的环境，我国则恰恰相反，在未触碰涉及企业产权归属问题的情况下先将原有国有企业推入了市场。政府企图在既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内部，通过改变其他变量从而实现企业活力的再生。无论是要素市场竞争的开放，还是企业经营权力的下方，都在激活企业的过程中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国有企业在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竞争中仍然处于下峰。到此处，未触碰产权而进行的改革实践已走投无路。在这一过程中，对企业与其经营者的激励要素几经变化，从干部晋升而带来的的等级特权，到足以发动起社会正负向激励的政治运动，再到行政性控制权的下放，这些变革虽然每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从未从本质上调动起企业经营持久的积极性。回顾国企改革的路径不难发现，“产权”二字一直是企业改革的关键词，也是敏感词。触碰产权的改革实践经历了大量的反复和摸索，从一开始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违规尝试，到逐步被当权者默许，进而在争论中变为改革战略层面的理论指导，企业产权改革是一部风起云涌的故事片。如果不将自己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深入探究，我们也许很难理解在当时的情境下每一步的改革举措是何等来之不易。改革是一次经历阵痛的大手术，忍痛过后也许会大病治愈，但更多的可能则是以惨烈的牺牲而告终。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的近代企业史上，产权改革像是一次冒险的旅程，其中所蕴含的绝非一套简单明了的逻辑，成功与失败只是在一线之间。在公变私饱受争议的情况下，联想公司的产权改革是一次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成功跨越，它同时也展现出掌舵者柳传志的企业家智慧。面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复杂博弈，联想最为成功之处在于开创性的通过管理层分红权实现了产权转换的过渡。正是这个革命性的利益分配机制，造就了联想公司的今天。从“分红”到“分红权”，再到股权，联想每一步转变都恰到好处，其中少不了管理层的创造力和自律精神，但客观上同样得益于官员的开明和宽容，除此之外，还依赖于一个恰当的时间点上政策的宽松给予企业家们发挥的空间。今天看来，无论少了其中的哪一者，这次惊险的变革都难以确保成功。除了联想，国有企业各自另辟蹊径在产权改革中全身而退的案例还有很多。它们各有成功之处，但无一不是依赖于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如埃通的经理人持股，再如恒源祥通过上游生产企业融资而实现的收购下市，这些故事在国企改革史上都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改还是不改，对于深陷困境中的中国国企来说似乎并不值得怀疑，但是，如何完成国有企业的这一战略改组，以及如何在这一改组过程中平衡国家、企业和职工多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平稳过渡，却是摆在每一个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很多名噪一时的企业，便在这场残酷的选择中走向了终结，令人扼腕叹息。“健力宝”便是众多改革悲剧中的一例。健力宝原为三水当地独一无二的大型支柱型国企，由创业元老李经纬和他的团队掌管。自2001年下半年起，当时的三水市政府(即目前区政府前身)想出让健力宝股权，是为“转制”。但与许多企业相比所不幸的是，三水市政府并没有将信任和机会给予带领这所企业创造奇迹的团队，而恰恰相反地以一种冰冷甚至不可理解地态度拒绝了李经纬的购买要求。健力宝自此一蹶不振，日渐趋于衰败。在近代的中国企业史上，“健力宝”与它的创始人李经纬甚至被作为一个充满悲情的标志被历史所铭记。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政府和企业家、国家公权力和企业家个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可悲的是在这样的对立中，一个优秀的企业、一个优秀品牌的被彻底葬送。产权改革同样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展现着复杂的逻辑。同样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带领红塔集团创造利税千亿元的褚时健却因贪污而身陷囹圄，纵然功绩显赫，却在制度的缺陷面前身败名裂。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所赋予处于激变中的中国企业家的责任与权利严重失衡。他们一方面肩负着带领一个参与激烈市场竞争而自负盈亏的组织而打拼的重任，一方面却在旧有的制度桎梏中无法获得与之相符的名分。如若说一开始他们所创造的奇迹更多地依赖于他们的在控制权下放中所激发出的企业家精神，那么如果没有制度层面的予以持久的保障，这种企业家精神无法持久，甚至往往会发生畸变。悲剧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回顾历史，一路走来的国企改革路径清晰而曲折。从只具有优先效果的放权让利尝试，到“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从“国退民进”的大潮，到“国进民退”的反复、调整，每一步都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成为共识的，那便是只有在产权上激励性保障，方能从根本上解放企业的生产力。这一逻辑，无论对于国企还是民企，都是需要用各自创新的形式付诸实践的。

跟我的分析不谋而合 看来他还是个可塑之才

读了这本书，你会和你的爸爸，公公，舅舅，叔叔们（如果他们恰好是企业家，我28岁）更有共同语言。或者说，你可以和那个年代的成功男士更有共同语言。正式他们经历的那个时代，很多政治事件，和政策变迁，以及一些里程碑事件，思想的多元开来，生活角色的突然转变（教授下海，中年将事业从内地迁到沿海城市），是他们感慨良多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本不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