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谦小说集

“他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作家。……他的东西实在写得好！”

——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原载2000年10月12日台湾《联合报》

“曹乃谦是山西一名普通警察，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是在瑞典文学院图书馆订阅的《山西文学》上偶然读到了他的作品，当时我就立即把他的文章翻译成了英文。”

——2005年10月在北京“斯特林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新闻发布会上，马悦然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我们从曹乃谦对这样的荒谬的生活作平平常常的叙述时，听到一声沉闷的喊叫：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作者对这样的生活既未作为奇风异俗来着意渲染，没有作轻浮的调侃，也没有粉饰，只是恰如其分地作如实的叙述，而如实的叙述中抑制着悲痛。这种悲痛来自对这样的生活、这里的人的严重的关切。我想这是这一组作品的深层内涵，也是作品所以动人之处。

曹乃谦的语言带有莜麦味，因为他用的是雁北人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是简练的，但是有时运用重复的句子，或近似的句子，这种重复、近似造成一种重叠的音律，增加了叙述的力度。

——摘自汪曾祺先生为《温家窑风景》一书所写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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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一年

一九七四年过完国庆节，我们矿区公安局的一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先说我二十四五正当年前程无量，后说我一贯要求进步并且表现突出，最后说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把一个重要任务交给我。那就是，让我去北山区的榆钱沟村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带队队长。时间是一年。他也没问我同意不同意，就说给你放三天假，回家准备准备。我说我虽然是个单身汉，没有儿女拖累，打起背包就能走，但我有个寡妇母亲。领导说那你也可以常回来看看。又说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提出来，组织帮你解决。我想了想说，能不能给我妈拉一车炭。领导说，没问题，你回家等着，三天之内就给你送去。敬爱的领导说话算话，第二日的下午就把一车炭给送来了，四吨多，够我妈四年烧。我很高兴。

十月二十日，根据市里的统一安排，矿区区委派车把我送到了北山区，还说等腊月二十三再来接我和知青回来过年。北山区区委开了欢迎大会，还给我们吃了一顿。

拖拉机一路突突突地吼叫着，吭吭吭地咳嗽着，滑东擦西向前跌撞。

拖车上拉着我们十来个要到各村去上任的知青带队队长。像往地里送粪似的，每到一个点儿，我们这些人就被留下一个。最后剩下我自己。

驾驶室那高大的轮胎甩起的泥块泥片，直往车上溅。我喊司机慢点，可他仍不减速。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理睬我。在一个梁顶上，拖拉机停住了。司机跳下地，解开裤子哗哗哗尿了一阵，尔后猛烈地打了个冷战，看那样子很是舒服。尿完，他冲我转过身。就颠颤手中的那管黑物件就说，想坐坐驾驶室哇。

这种拖拉机本来是没有驾驶室的，他们给焊了一个，又在里面的左侧焊出个座儿。当时的公社没有小车，这种改造后的拖拉机就成了公社头头们的坐骑。有个贵客什么的重要人，也靠它来接送。

驾驶室里的噪音小多了，没有泥东西往里飞溅，也用不着两手紧扒车厢的帮子提防摔倒。安安稳稳的就好像是坐在北京吉普里。

司机四十多岁，是个壮汉。刚才在区委招待所吃饭时胡茬上粘着的一颗大米粒儿还在，胡茬黑黑的米粒白白的，很是显眼。我问说师傅您贵姓，他说球，接着又说杨。我问说您是区上的还是公社的，他说公社的。我又问了几句别的。问他家里几口人，几个孩子。他没回答。看他不待要搭理我，我也就不再问了。

从后窗看看拖车上的行李，上面溅满了泥。幸好我妈给包裹了一块厚塑料布，要不就糟了。

刚下过雨的云灰蒙蒙的。天底下没飞着燕子也没飞着雀儿，连只乌鸦也没有。庄稼都被割走了，田地一片片一块块，形状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像是些补丁补在坡梁上。

又爬上一个梁顶，杨司机说了声“到了”。可他仍没跟我说，在跟路说，要不就是自言自语。

前面二里远近的那处沟坡上，横着竖着一些窑。有几棵不知是什么树，拐拐弯弯长在那里。还能看出村北有处场面。场面上堆着的不知是什么庄稼的秸垛，在这里望去，像是几个扣着的破毡盔帽，又像是几堆突起的坟头。

眼前这景象实在是荒凉，可我的心还是不由的一阵阵地激动起来。

这就是榆钱沟。

这将是我要生活和工作一年的地方。

知青共八个人，五个女孩子三个男的。住的是排房。墙是一砖到底，可房顶没瓦，是土皮的，一丛丛枯黄的草在寒风中哆哆嗦嗦地抖动。这是三年前上头拨专款给盖的。和社员的土坯窑比起来，知青们住的房该是宫殿了。排房前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像个操场。拖拉机就停在了这操场上。

大队刘书记和革委吴主任早已经在等着我。还有大小老少十多个人在排房前看红火，他们一个个都脏哄哄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有的上身穿着棉袄可却是光着脚板。他们活像一群要饭鬼。

吴主任吩咐一个女知青说，“告给黑豆家的，就说来了。”刘书记说，“用不着。砖头会说的。”后来我知道，他们说的砖头，就是公社的那个杨司机。

收拾完洗了把脸，我跟着书记和主任到了黑豆家。人们称作砖头的那位杨司机早已经坐在了炕上，看样子他也洗涮过，黑胡茬儿上的那颗很好看的白米粒儿不在了。

炕头坐着个小老汉，有六十多岁。他欠起屁股喜盈盈地招呼我们说，“快上哇。您儿们快上炕哇。”

吃饭当中我发现，杨司机看外表是个粗人，可他对小老汉却老哥长老哥短的挺尊重。不像书记和主任，一直管小老汉叫老黑豆。

老黑豆也真是老了，夹菜老是夹不紧，老往炕上掉，掉下炕又用手捏起往嘴里送。后来他干脆把左手当成碟儿，就住筷子，这才不往炕上掉东西了，要掉就掉在手心里，再把手心捂在嘴上往肚里吸溜。

喝着酒，门帘一掀进来个女人问说上饭呀不着呢。刘书记给我介绍说，这是黑豆老婆。

“啊！”我差点儿给喊出声来。她刚进门时我以为是黑豆的女儿或者是别的来帮忙做饭的妇女干部。尽管煤油灯不亮，可我也能看得出这个女人是白白净净标标致致的。如果把发型改改，再穿上城里头时兴的服装，说她三十也保准有人信。她怎么竟是炕头上坐着的那个小老头的妻子？我觉得真不该是这样。人们常说鲜花插在牛粪上，看来真有这事。

我对酒没瘾，中午区上招待的饭菜又挺像个样子，再加上一路的颠簸我有点疲乏了。我说我想回去休息。杨司机好像盼我快点离开，他“仙云仙云”地喊过一个大姑娘，让她拿手电送我。

仙云差不多有二十岁，个头不高，眉脸倒是耐端。路上问过，知道她是老黑豆的大女儿。我想问问她妈多大，没问。

她拿手电给我照着路，上坡下坡时还用手托着我的腰。后来问我说你是公安咋没挎枪。噢，她刚才托我的腰感情是在摸我有没有枪。我说来这里的时候把枪上交了。她问我是“五一”的还是“五四”的。我说是“五四”的。她说她打过“五一”的没打过“五四”的。她问枪，使我想起她们家正面墙上贴着“射击能手”的奖状，那一定是她的了。一问，果然是。她说她真想当个兵，就是武装部没人。说着，到了知青排房。

我的宿舍没锁门。进了屋，她用手电给照着，点着煤油灯。知青们过来了。说笑当中我才知道仙云原来是村里的妇联主任，还兼着民兵副连长。真看不出，黑豆小老汉还有这么个了不起的女儿。

半夜，正睡得香，听见有人就奔跑就喊叫杀人。“杀人——”，“杀人——”。睡梦中我被这喊叫声惊醒，一跃身爬起来。可我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在机关的值班室？在追捕逃犯途中的旅店？后来才想起这是在远离城市的榆钱沟。我披着从家带来的警服棉大衣出了院。喊叫声和奔跑声没有了。来的时候那浓厚的云已经散开，天上露出了星星，还有一丝月牙儿。我想我这一定是做了恶梦。骂了自己一声神经病，就又返回屋睡了。

第二日早晨，有人在宿舍门外轻声地叫曹队长。

我们这批带队队长不仅要管好知青，还要帮助大队进一步深入地搞好农业学大寨运动，还让我们兼任着大队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面要求我们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首先是要轮流到贫下中农家吃派饭。

我开开门，是老黑豆。他笑笑地说，“饭便当了，叫您过去。”我说，“今天怎么还是你们家？”他说，“夜儿是队上招待您。让我老婆给做。今儿才是在我家吃派饭。”

他头天就跟我“您您”的，我以为是沾了书记的光，没想到今天他还是这样的称呼我。

我说，“论年纪你比我父亲也大，以后叫我小曹就行了。”他说，“看您说的。您啥人我啥人。”听了这话，我不由地笑了一声。我说，“那你先回吧。我马上就去。”

我洗涮完出了门，他还在外边等着。说怕我认不得他家。路上，他说腿迟脚慢的，让我头走。看他那客气得有点委琐的样子，我没再跟他说什么，头前走了。他不远不近地跟在我屁股后头，倒好像是他不认识家，由我给领着路。

一推他们的堂屋门，见杨司机圪蹴在地下给仙云的那两个光头小弟弟洗脸。俩家伙不好好儿洗。有一个像挨了刀的猪尖声地怪叫，有一个像猪吃食似的弄得满地都是水。杨司机在他们的后脑勺一人给了一巴掌，他们才安静下来。我心想说，他怎么又在这里，还给孩子们洗脸，还敢伸手打他们。我很纳闷儿。他是他们家的什么人？

从老黑豆家返回排房，伙房的门开着，别的知青都还没过来，只有小高一个人在做饭，我就问她。小高说曹队长您刚来不知道，这村的稀罕事失笑事儿可多呢。她笑着说，他们那是共家呢。

“共家？”我说。

“也就是朋锅。”她说。

“朋锅？”

“也就是伙伙儿过着呢。”

“伙伙儿过着？”

“就是那个，那个，您慢慢就知道了。”

见小高绕弯着不往明说，我也就不再往下问了。实际上当时她已经说明白了，只不过是我从没听过“共家”、“朋锅”这类的词儿，所以就理解不了“伙伙儿过”的意思。

“您哇看不出？仙云的那两个弟弟是砖头的。”她说。

“杨司机？”我说。

“上边的三个女的才是老黑豆的。”

“这五个孩子的妈，是一个妈？”

“是一个。”

“这么说，她有两个男人？”

“他们这是明着的。村里还有几家暗的。”

“暗的？”

“不公开，但人人都知道。”

“他们也都知道人人都知道？”

“噢。”

小高说完“噢”，红着脸笑了。我也觉得太有点刨根问底了，就把这话题打住，问开了知青的伙食。

半夜，又是在睡得正香的时候，我又听到了有人在奔跑，就跑就“杀人——杀人——”地喊叫。这次我没急着往起爬，我只把头仰起来侧着耳朵听，同时脑子里判断着是不是在做梦。我能听出那人是由远处向排房跑过来又跑了过去。我还听出那人不是大步跑，而是迈着碎步在急急地跑。我还听出只有他一个人在跑。他没在追什么人，也没有人在追他。我扒在窗帘缝儿往外瞅望，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那声音过去了，再后来就听不着了。我拨着手电看看，半夜三点。和上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间差不多。

那次我认为自己是在做梦，白天也就没跟人说过这事，也没有问问别人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第二日我跟小高打问，村里是不是有个疯子。她说没有。我说我黑夜听到有人喊杀人。小高笑着说那是老黑豆又犯了夜游症，他心一不顺就犯这种病，一年总得犯个几回。半夜出来喊一圈儿又回去睡觉，白天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真有意思。这个喊叫着要杀人的人竟然是老黑豆，是那个连筷子都拿不动的小老汉。

社员们都是集体劳动。

每当吃完早饭和中午歇完晌，刘书记就站在当村的井台上，两手圈住嘴，喊：

“社员们啊——动弹哇——出来受哇——”

“老年队耕地——”

“青年队修路——”

“妇女队和男人队打场——”

“社员们啊——动弹哇——出来受哇——”

他要喊这么四回。脚站在原地不动，光上身转，冲着东南西北各来一遍。

阳婆是书记的表，书记是社员的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