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哲学-科学家们开始广泛意识到新兴的“实验哲学”和传统自然哲学之间的区别。他们经常为这一区别的重大意义感到不安,因为,当时居领导地位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当时,多数思想家承认,自然哲学的原理都应当来自形而上学。科学家要为新的工作方法进行辩护,他花费大量精力来考虑其理论是否具有哲学根据,破费篇幅来论证他的工作是合乎哲学的,是哲学的一部分,或者,承认其原理是一些假设,其形而上学的意义尚不明了。有时候则须说明他所做的只是形而下的科学工作罢了,因此,其原理只是一些方便说明自然现象的假设,它们没有什么形而上学意义。这种谦辞经常有意无意为躲避宗教攻击而发,但它们不都是一些字面的说辞,它们或多或少是真诚的。从这类辩护我们一方面看到具有形而上学意义仍然是重要的要求,但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实际上也在为科学的自治开创先例。从前,一项研究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体系服务的,而今天,一项研究可以独立具有意义。科恩说到牛顿论光和色的论文创造了好几项第一,其中一项是,“它描述了牛顿的实验以及他由此得出的理论结果,而没有为某个宇宙论体系或神学教条进行辩护;它是纯科学,这也就是从此以后直至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含义。”简言之,关天自然的理论,如果与形而上学原理相联系,就是自然哲学,如果没有这种联系,就是物理学。
今人的态度正好相反:现在的哲学家经常要表明自己的工作合乎科学的最新发现,或道歉说那只不过是哲学思辨罢了。我们今天把科学公理、科学理论视作天然正当的,如果某一理论引用了形而上学的理论或原理,我们会说那是神秘的。好像物理学的内容都被证明了,形而上学则祈援于神秘玄思。这种转变远不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风潮转变,而是体现着知这个概念的深层转变。自然理解本是知的本质维度,现在,知转变为科学知识,能够获得实验数据支持取代了能够自然而然得到理解。
从古代哲学到现代科学(摘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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