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理论唤醒了古代维系中国大国地位的原则：渐进主义；顺应趋势，避免公开冲突；既占据有形的主动权（如资源或领土），又强调和谐世界的道义主张。

在中国与苏联对抗时期，邓小平一直推行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现在他又回到了“三个世界”的理念：中国不参与超级大国的竞争，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以便在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这三个圈子里追求自己的利益。

中国等于在宣称，作为超越超级大国竞争的最大“中立”国，它占有道义上的独特地位。

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那么容易，国家实力或国家利益也许是最难精确计算的最复杂的国际因素，大多数战争皆源于对大国关系判断错误外加国内压力。

一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阐明了社会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是对政治家韬略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必须判断出什么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哲学家尽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评价政治家则要看他们提出的理念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中国对个人关系的重视超出了战术范围，中国外交官把延续关系看作是一项重要任务，相比之下，一事当前，美国外交官会把它分割成一个自成一体的问题，然后再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来一个个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外交官也会重视个人的良好关系。区别在于：中方领导人培养的“友谊”不过多在乎个人性质，而是更重视长远的文化、民族或历史的纽带，而美国人所说的个人关系只是针对谈判对手本人。中方说的友谊是通过无形的因素来培养长期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而美国外交官则是重视社交往来，以便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国领导人愿意为了对友谊忠贞的名声而付出代价（当然这代价也不是无限制的）。例如，尼克松辞职后，大家都对他避之不及，毛泽东却又邀请他访华。（P239）

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领导人。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而生一种谦恭之心。（哪怕以后在回忆时，谈判对手才意识到，所谓历史有时候只是一个比喻。）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但也微不足道的痕迹而已。（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