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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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中国政府曾积极促进对知识产权法的有力遵守，但在程度上还是不如同时采取的重申国家直接控制思想传播的措施，后者的力度要大得多。用一位资深观察家的话说，从1993年秋天开始，北京开始了“对不同政见者和记者的猛攻……以继续控制所有的资讯。”这些措施表现为各种形式。一些记者，包括香港的新闻记者和其他一些被指控为公开国家机密（例如江泽民主席即将发表的公开讲话的稿件）的人士被逮捕，有的甚至被峻判为无期徒刑。书号的专卖被禁止，以便对即将出版的书籍进行直接的集中控制。除了通过国家批准的机构安装，不允许随意安装碟形卫星天线收看被禁的外国节目，根据时任广电部副部长王枫的说法，这样“有利于在公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并维持社会稳定“。政府每年限制引进120种外国CD，也许这是中国工厂生产上千万盗版的外国流行CD（从杰克逊到麦当娜以及其他）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挣取大量的出口外汇。当然，CD的例子表明，这些用来控制资讯的措施未必比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更有效，但这些措施无意间反映出政府沿袭了帝制时期与国民党时期优先考虑思想控制的态度。 “文革”之后的第一代知识产权法明显蕴含的矛盾在很多方面代表了同一时期更为广泛的法律改革措施。和专利、商标、版权领域一样，更为广泛地建立正式法律制度的努力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很大兴趣。这种努力已经成为在国内外争取合法性的无与伦比的工具，也体现了“文革”后与“文革”前的领导层的区别（尽管“文革”前的一些领导人又出现在“文革”后的领导层），同时还使得外国人在提供中国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和资本时感到安心。同样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唯一适合领导者看似矛盾的目标的工具——既要消除计划经济的僵化（例如，逐渐用合同取代行政指令），又不能放弃集中的政治权力或破坏稳定。事实上，有些人对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感兴趣，是因为相信这样可以扭转省级和地方官员的过... (查看原文)

  君君 1赞 2014-03-11 16:00:11

• 在印刷术的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推动下，宋朝（公元960~1279年）初年的印品数量有显著的增长，这些印刷者包括国子监和一些“私人”，实际上，这些“私人”中有不少是从事副业的政府官员。考虑到一些不利的印刷品也在增加，1900年，宋真宗命令私人印刷者把拟印的著作交给地方官员作出版前的审查和登记。 (查看原文)

  PUSSYCAT 3 回复 1赞 2020-10-10 1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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