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和初始时期（1949年之前）
1904年、1906年，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前、中两编相继在东京出版；1908年，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在香港问世。两书都对太平天国进行重新评价，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反响强烈。不过，它们均属兴汉反满之类的秘密宣传品，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封面便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序言中赞许该书“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称之为太平天国“一代信史”。事实上，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革命党人甚至直接假托太平天国人物之名来宣传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于1906年在上海秘密刊行，传诵一时，内有20首诗系南社成员高旭（字天梅）“以一夕之力成之”，“供激发民气之用”。
进入民国以后，洪秀全等人被官方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不但不再是禁忌，相反已蔚然成风。太平天国研究这才正式揭开序幕，相继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1923）、李法章《太平天国志》（1923）、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偏重于叙事，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偏重于理论分析。上述论著虽有开拓之功，但都有一个缺陷，即所参引的真实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至于最早问世的《太平天国战纪》（1913），则纯属迎合时尚的贋鼎。据编撰者罗惇曧自述，该书是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著《天国志》改写而成，而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杜撰。
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和文书）早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此时国内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书贾为弋名或牟利计，向壁虚构了大量太平天国文献和文物，遂使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研究受到很大制约。所幸的是，当年一些西方外交官、传教士等与太平天国接触时，获赠不少印书及少量文书，后来大多捐赠给本国图书馆，保存完好。于是，国内业已失传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陆续由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梁启超最早直接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印书。1919年，他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托人缮录5册，可惜事后未曾报道和刊行，所以长期不为人知。1926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字半农）将6年前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今英国图书馆）撮抄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并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较有价值。同年，程演生教授将两年前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共收《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内有3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该书的学术价值远在刘复一书之上，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柏林普鲁士国立图书馆（今德国国家图书馆）摄录9种印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修订本，内有张元济据俞氏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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