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本雅明：西马之救赎


　　1924年春，匈共中央委员卢卡奇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此际，意共总书记葛兰西从莫斯科返回罗马，领导反法西斯斗争。德国犹太文人本雅明，碰巧也到意大利度假。在那风景如画的卡普里岛上，他埋头撰写《德国悲剧的诞生》。写到一半，他竟堕入情网。有专家称，这是他转向革命的契机。
　　
　　本雅明给朋友朔勒姆写信：“我结识一位俄国革命者，她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人。”[1]这女子就是苏联女导演阿丝娅·拉西斯。此前一年，德国左翼戏剧家布莱希特曾在慕尼黑邀她出演话剧。不久她来卡普里疗养。本雅明一见之下，惊为天人。[2]回忆录中，拉西斯记述了那次邂逅：“我在商店里买首饰。身边有人问：夫人要帮忙？我说请便。买完首饰，那人又问：要我帮忙拿盒子吗？他自我介绍是本雅明博士。我的第一印象是：此人眼镜反光，头发浓密，笨手笨脚把盒子掉落地上，可见是个文雅之士。”
　　
　　二人就此亲密交往。拉西斯发现博士酷爱艺术，讲究美食，尤喜搜罗珍版书和古董。[3]对于本雅明，女舞蹈家摇弋生姿，犹如一朵革命鲜花。听她讲流亡和起义、内战与饥荒，他逐渐“知晓共产主义实情”。
　　
　　拉西斯走后，本雅明目睹墨索里尼抵达卡普里的盛大庆典。法西斯逼近的危险，敦促他阅读布洛赫寄来的一份书评：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4]本雅明称：“卢氏结论在我心中激起共鸣”。他告诉朔勒姆：“柏林的朋友一致认为我变化显著。我将向你发出更明确的共产主义信号。”

　　最后的犹太精英

　　1883年马克思在伦敦去世。大约十年后，即1892年7月15日，本雅明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其祖母与诗人海涅同宗。母亲来自东普鲁士，父亲出生巴黎。两家移居柏林后，门当户对，喜结良缘，生下一个神童。

　　本雅明少年时代，正值德意志帝国鼎盛期：自1871年俾斯麦一统江山后，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柏林抢先实现电气化，并以此傲视巴黎与伦敦。本氏《柏林纪事》留下一些记忆残片：3岁时他由保姆领着，逐一见识柏林的公园、林阴道、旋转木马。10岁他入读凯萨·腓特烈中学。那儿的富家子弟像囚犯一样关禁闭、挨鞭笞。小本自称在“忧郁和压抑中长大”，又说普鲁士军国主义令他举止笨拙、从小畏惧人群。
　　
　　犹太青年的烦恼

　　中学毕业，小本进入弗莱堡大学。由于弗大教授思想平庸，他便独自一人钻研康德、席勒与尼采。此时德国浪漫主义风行，大学生热衷结社。参加激进运动就成了小本大学时代的主要经历。1914年，他刚当选柏林自由学生会主席，世界大战轰然爆发了。大战中，小本躲去慕尼黑读书，又回柏林结婚。老爸斥其无能，逼他完成学业。区区学位，何足挂齿？1919年他以《德国浪漫文艺批评》，轻松摘取波恩大学博士。
　　
　　1921年，小本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失败。1923年他转投法兰克福大学，获准在舒尔茨教授指导下研究德国悲剧。在法大，他遇见阿多诺，二人结为知音。1925年《悲剧》完稿，小本指望它换来讲师资格。不料舒老师说论文超出文学范畴，当转去哲学系。哲学系不识其妙，又命他撤回申请。
　　
　　西马第一讲，我提及青年卢卡奇迷恋生命哲学，发表《心灵与形式》等浪漫批评。1917年小卢申请海德堡大学教职，失败后投身革命。如此激变，象征那一代犹太精英的宿命：战争令其蒙受精神重创，反犹浪潮加剧他们对欧洲文明的绝望。紧跟卢卡奇，布洛赫、布莱希特、马尔库塞等人相继从浪漫转向革命。回顾那一波思想哗变，卢氏将其定义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态度”，其特征是“左倾伦理学与右倾认识论的结合”。
　　
　　马克思的职业选择 小本转向，特别让人追念青年马克思。1835年卡尔去波恩上大学，迅速成为学生领袖。1836年他转入柏林大学，开始追随青年黑格尔派，加入鲍威尔的博士俱乐部。[5]1841年，他在鲍老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由于厌恶柏大反动权威，他将论文提交耶拿大学，荣膺学位。同年夏，他回柏大求职，却发现进步讲师多被驱逐，鲍老师自身难保。至此，马克思博士放弃幻想，走上一条职业革命家的流亡之路。
　　
　　身为律师之子，马克思为何选择革命为业？从思想谱系看，这关乎黑格尔哲学，也离不开犹太思想传统。老黑去世后，德国学界一分为三：保守派坚持国家至上，自由派鼓吹政治改良，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则推崇法国革命，筹建革命政党。专家指鲍氏对青年马克思影响如下：[1]他将老黑哲学批判，升级为政治批判；[2]他突出国家异化概念；[3]他称犹太人问题将引发一场大革命，最终“打碎人类精神枷锁”。
　　
　　论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解放，何以牵扯全人类？只因千百年来，犹太民族流离失所，当上了人类异化的典型。其精英分子先知先觉，注定要成为变革向导。19世纪初，德国兴起哈斯卡拉运动：一批上层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努力融入社会。诗人海涅是成功一例，尼采和卡夫卡却饱尝了失败滋味。与之不同，青年马克思认为：“如果选择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任何重负所压倒。我们的事业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发挥作用。”
　　
　　所谓犹太人问题，出自同化中的争议，即：犹太人改变信仰、顺应法律，却未换来一视同仁的公民权。为此他们大发牢骚。鲍威尔冷笑曰：公民权徒有虚名，基督徒也受奴役。尔等蠢货，为何羡慕那皇帝新衣？受其影响，年仅26岁的马克思，于1844年写下《论犹太人问题》，要点如下：
　　
　　[1]鲍威尔揭示悖论：犹太人惨遭歧视，却能顺应资本主义发展，体现市民社会的世俗精神，即精明经商、惟利是图。故而市民社会大批复制犹太人。[2]欧洲人赚钱信教，过着“天国与尘世”的颠倒生活。此一双重性，即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它揭示宗教背后是政治、政治底下是经济。[3]在法国，犹太人问题代表革命动力。在美国，它体现为政教分离的商业世俗化。惟有在德国，犹太人身陷宗教纠纷。
　　
　　批判神圣家族

　　同年，马克思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同恩格斯完成《神圣家族》。专家称此举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理由是：马克思吸纳黑鲍精华，大幅推进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将其延伸至整个市民社会与经济文化。同时他开始酝酿一套崭新革命理论。请看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反思：面对资本主义物欲横流，康德提倡道德绝对律，寄希望于个人修养。黑格尔终其一生，讴歌时代精神，迷信国家至上。与之不同，马克思合并三大批判，努力将宗教、哲学、政治问题，全部还原为金钱关系。[6]
　　
　　走向人类解放

　　此一伟大而世俗的批判志向，导致《资本论》的革命结论。请留意：马克思并未因其科学诉求，转而低估宗教批判。相反，他称“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之前提，因为它是批判苦难世界的胚胎”。譬如《旧约》中的该隐，原是流浪者。针对他的苦难，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写道：“该隐之子，在泥水里，你爬滚着，凄然死去。你的苦刑，何时到头？”[7]
　　
　　从中，马克思感受到被压迫人民的苦难。出路何在？惟有将老黑定义的道德人还原为自然人，再从人的需求出发，揭示资本秘密、论证解放远景。当年鲍威尔提倡一种迎接弥赛亚的乐观精神。借助其宗教批判眼光，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制定一幅伟大变革赖以在尘世实现之蓝图。《论犹太人问题》称：“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共产党宣言》将它扩充为一套宏大命题，即无产者须同其他人一道，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中解放出来，最终达至人人平等、全面发展。

　　西马VS康德

　　西马思想，自有一派乌托邦倾向。专家称，它与黑格尔、马克思一脉相承，反映19世纪德国哲学张力。我们已知：康德与黑格尔留下一个双峰对峙的现代思想格局，其中老康以科学名义，为启蒙划出禁区，即禁止人们超出经验范畴，去探查克服资本主义异化的可能。而老黑的乌托邦使命一如火山：它每每夺路而出、喷薄入云。请注意，此乃西马复出之大背景。
　　
　　西马三剑客
　　
　　1918年前后，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先后由哲学转向文艺。专家称，他们都重视艺术超越本质，都渴望打破经验局限，故而选择乌托邦立场，联手抗击新康德主义。“如此激烈超越，将三人理论思考联结在一起，并把他们同韦伯、席美尔的保守批判区别开来”。
　　
　　如前述，席美尔《金钱哲学》最先将文化（Kultur）与文明（Zivilisation）对立看待：前者象征生命哲学，后者代表商业文明。俄国革命诱发又一轮批判。专家称：若想了解新式批判，我们须“回到卢卡奇、布洛赫的原始眼光”。[8]何谓原始眼光？卢卡奇称他研究古希腊悲剧，是为寻求拯救希望。《小说理论》转而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他是“新世界的荷马”。而陀氏的斯拉夫神秘主义，能将小卢引向“精神拯救的新天地”。
　　
　　乌托邦精神

　　另一犹太青年布洛赫，也在《乌托邦精神》（1918）中宣称：作为美好希望，乌托邦来自生命经验。作为主观机制，它发挥人的想象，并在其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得以世俗而具体地实现。如此乌托邦，原本就是一种行动哲学。又说：“康德追问万有引力何以可能，据此来肯定理性。人们却不难设问：爪哇舞蹈、印度密教、中国祭祖、基督牺牲如何成为可能？”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理论的显著区别，恰如音乐与绘画：绘画是静止空间艺术，乐谱却能包容不同主体，在每一次演奏中自由挥洒。同理，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主义须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因此，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革命哲学，它绝非教条，亦不可贬低为决定论。[9]
　　
　　本雅明挑战康德

　　本雅明与布洛赫一样反感康德。1918年他在波恩写下《未来哲学纲领》。[10]该文称：康德一心要为知识建立恒定基础。然而面对永恒与流变，他的经验（Erfahrung）概念，至少有两处未能免俗：
　　
　　[1]康德偏爱数理公式，排斥人类憧憬。何以如此？原来他习惯从自然科学中提取经验法则。小本说：机械经验钳制老康思想，导致一种乌托邦缺失的“低级世界观”。他竭力为人类知识奠定基础，不期折断了理性的翅膀，使之沦为科学女佣。如此启蒙，不仅将知识安置在卑下、粗鄙的经验基础上，它还把人类生命经验“缩减至意义的最低值”。
　　
　　[2]康德效忠笛卡尔的“我思”，奉它为知行合一的孤傲主体。小本痛斥：真理不是主观构造，而是泱泱天道：它在本体论上高于主观思辨。老康错把自我确定性当作了知识基准。他所谓的科学知识，同原始人崇拜图腾、疯子自诩阿猫阿狗，究竟有甚区别？我们知道，康德以其犀利反思，奠定了现代知识的不二法则，即：惟有经验证实的知识，才算得上是真理。不料小本反戈一击道：老康放弃终极思考，无视人生意义！
　　
　　针对谬误，小本提出未来哲学要点：[1]否定工具理性，主张经验“涵盖人和世界的精神联系”。 [2]哲学应承担总体认知，以便完整地理解生存意义。[3]亟需把宗教与艺术关注的存在问题，一并纳入真理范畴。
　　
　　卡巴拉与弥赛亚

　　20世纪初，欧洲出了一个犹太精神领袖马丁·布伯。[11]1911年布伯在维也纳创办《犹太人》杂志，邀请小本撰稿，竟遭拒绝。不久小本结识朔勒姆：此人精通希伯莱文，擅长犹太教义。小本反对小朔加入犹太复国运动，却关注他钻研的犹太经文卡巴拉。
　　
　　卡巴拉（Kabbalah）意指传统。这一古代智慧系统，类似中国《易经》。它解释世界复杂性，描述灵肉交织的人性。千百年来卡巴拉教义绵延不绝。它一面诉说苦难经验，一面教导弟子：犹太人生而卑微，却具有神奇创造力。与基督教不同，卡巴拉看重实践，引领学生走向精神自由、生命辉煌。
　　
　　卡巴拉经文中，弥赛亚（Messiah）原指受膏之人，或“传达天意的伟大拯救者”。法国学者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称：“犹太教的第一教诲，即存在某种公正尺度：它昭示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幸之至，以色列初民世代流浪。上千年的苦苦等待，迫使他们不断改变弥赛亚形象，先后将它幻化为大卫王、摩西、耶稣等一系列救世主。[12]
　　
　　西马与弥赛亚

　　1918年后，德国学界一片迷茫。革命何以失败？卢卡奇指工人缺乏阶级意识。既如此，谁能获得革命意识？此问一出，便为马列学说敞开了阐释之门。魏玛共和国文化繁荣、思想活跃。恰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思想无法实现，它才保留了纯粹形式，即走向一种激烈否定、大胆超越。

　　此时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纷纷感悟到一种弥赛亚渴望：“他们返回犹太教义，既出于马克思的关注，也来自犹太人的悲惨处境”。具体说，弥赛亚影响了一批左翼文人，如马尔库塞对解放远景的描述，阿多诺对无调音乐的发挥。其中小本“最具犹太气质”，也显得问题突出：“一旦我们将其政治倾向翻译成理论术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显得不够辩证，且多神学色彩”。[13]
　　
　　本氏历史观

　　尼采《权力意志》称：虚无主义代表欧洲最高价值的自我否定。“从此一切问题，都不复有答案”。在他身后，灾难接踵而至：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纳粹统治。其震撼力犹如地震海啸，一一证实尼采预告的“历史崩塌”。危机之下，小本大力突出革命拯救。请看他的名言：
　　
　　[1]我们生活在灾难时代，这并非特殊现象，而是永恒规律。
　　[2]史学家仅从进步中发现变化。

　　相反，乌托邦思想家相信：历史会突然刹车、凝结成单子（Monas）。其任务是预设变革条件，使之支配现实。但后者只能在形而上学中被理解，例如弥赛亚王国，或法国大革命理念。提醒大家：弥赛亚的三重天地（天堂、流亡、救赎），黑格尔的精神三阶段（正题、反题、合题），居然在此契合为一了。
　　总之，小本一面遭遇危机，一面“从绝望中发现希望”。马列主义敦促他确认：[1]资本主义即商品拜物教，此乃一切精神解放的桎梏。[2]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堕落为神话。[3]历史暗藏了现在与终结的辩证关系：一面是死水微澜的历史时间，一面是狂飙突进的弥赛亚时间。紧随黑格尔，小本强调历史终结。可他又说：终结是对进步的否定，也是对古老真理的肯定。

　　我们知道：为了对抗现代性，尼采玩弄神话悲剧，鼓吹永恒重复（Eternal Recurrence）。小本却号召世人从神话中醒来。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即一种现代神话的永恒重复，它如实反映资本主义逻辑。而他围绕欧洲文明“衰落与救赎”的思考，又引出他别具一格的救赎批评（Rettende Kritik）。

　　救赎批评ABC

　　1916年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面世。小本随即给朔勒姆写长信，说他要“依据《创世记》来探讨语言”。[14]小朔回忆：“他的著作深受弥赛亚影响，其中的破坏因素，成了一股救赎动力”。请留意：本氏语言观神秘兮兮，却是救赎批评的根本。

　　生命树、知识树 根据创世记故事，伊甸园原有一棵生命树（Tree of Life）。它撒布神意，沟通生灵。亚当犯罪后，冒出一棵知识树（Tree of Knowledge）。此后世界分裂为主奴、贫富与高下。小朔称：先民编造神话，是要说明古经文的产生原因：“只有中止流亡，方能结束知识树统治。故此，知识树蕴含拯救启示：它呼唤返回天堂，那儿的一切完美如初”。

　　神话启发小本区分古今语言观。索绪尔指语言是符号体系，小本反驳：这是拿语言当客体，纳入主体思维。这种资产阶级语言观，究竟是描述真理，还是弘扬霸权意志？索绪尔称：语言乃主体工具。小本谓：语言是神人纽带、魔力中介。魔力指语言与精神密不可分。故此，老索发明的语言系统，看似锁定语言的物质存在，其实清除了它的精神存在。

　　神学语言等级

　　上帝创世，口吐真言，飞禽走兽，应声出现，亚当一一为其命名。各种动物一片欢腾，只因亚当再现了它们的本质。本雅明断言：上帝是创造者，人乃知识者。上帝虽将语言赋予人，却不想让人受魔力支配。故而人能认知，但不可称霸。另外，动物只说哑语，人类必须感悟并命名万物。

　　这便有了一套等级：[1]神言（Wort）生发万物、运转自然。[2]物言（Ursprache），即万物以生命形态体现上帝创造力。[3]介于神、物之间的人言（Sprache）。人言起初是亚当的命名语言。不料亚当被蛇诱惑，渴求外在知识，即一种对神言的拙劣模仿。从此，人言开始干涉它言不能及的事物。

　　小本称：亚当堕落，人言随之蜕变成工具理性，或世俗废话（Gesch?覿tz）。而当人言猖獗到把暴力强加给万物时，世界便陷入悲哀。结论：哲学再生，仰仗语言。而人类救赎之谜深藏在语言中，尤其是那些饱含神秘意向的文艺经典中。此一执拗信念，敦促小本写下两部早期论文。

　　浪漫批评：审美与认知 小本1919年完成《浪漫批评》。早期浪漫派，历来受误解。原因是康德切割理性，将它分作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审美判断。批评家从此只讲艺术形式。小本却说：“浪漫派要清除的，正是浪漫性！”此话怎讲？原来浪漫派不重审美，反而倡导新的认知方式。在他们眼中，美感只是外在形式：它提供享乐，制造神奇，但不反映本质。

　　请看施莱格尔的浪漫（Romantisch）定义：它弘扬主观意志、发挥瑰丽想象，以此对抗工具理性。他又指诗歌不亚于科学著作。譬如诺瓦利斯《夜之颂》，它不描述客观真理，却融合哲理与宗教，谱写激动人心的艺术真理。[15]小本断言，浪漫批评即内在批评：它对作品施以破坏性释读，以便激发反思与启示。“表现形式不断组合、相互沟通，构成艺术总体性。”总体的核心是救世主义：“其深刻美妙在于调节内外，使之步入更高境界。浪漫主义不成熟，可它狂热解释一切传统的隐秘来源”。

　　从讽喻到废墟 《德国悲剧的诞生》，专攻17世纪巴洛克悲剧研究。[16]此一剧种，因其风格怪诞，多被说成是希腊悲剧的拙劣摹仿。小本说它并非希腊悲剧（Trag?觟die），而是启蒙产物，当称德国悲剧（Trauerspiel）。其生发背景是：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导致君权危机。乱世君主互相残杀，这便给苦难中的百姓，带来一种普遍的悲痛（Trauer）情绪。[17]

　　政治和神学携手，打造一派新悲剧：希腊人宣扬讴歌人神之战，德国人却表现中世纪黑暗，演练末日审判。恐吓观众之余，它却不像莎士比亚悲剧那样感人。原因何在？小本说它玩弄讽喻。讽喻（Allegorie）源自荷马史诗。柏拉图放逐诗人时，指象征为理念表达、讽喻为拙劣技巧。小本发现：文艺复兴导致“象征式微，讽喻流行”，由此形成了巴洛克悲剧风格。

　　剧中人物不断死去，展示一片废墟景象：“历史沦为不可遏制的衰落。讽喻在思想领域，废墟在物质领域，二者融合为一。这便解释了巴洛克的废墟崇拜”（166）碎片成为巴洛克的堆积材料：它滥用象征，蔑视神圣。“尘世既被抬高、又被贬低”（178）。如此矛盾讽喻，令观众“看到历史的垂死面孔，它导致有关人类存在的质疑。而这正是讽喻的观察形式”。

　　我们已知，本雅明追求真理总体性。《悲剧》战略目标，是要揭示17世纪德国悲剧与当时政治、宗教、语言的复杂关系。通过综合分析，他在废墟中重建起一套真理形式，即悲剧与讽喻，对应“物质内容与真理内容”。不料此法引起争议：布莱希特笑它是“可怕的辩证法”，霍克海默贬其为神学糟粕。

　　为了弥合分歧，哈贝马斯折衷裁判道：法兰克福学派原有两种批评方式，一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分享的意识形态批评，二是本雅明独创的救赎批评。“本雅明取一种保守态度，目的是为了瓦解作品。在被解码的作品中，批评努力使美的媒介转化成真理媒介，从而使它获得救赎”。[18]

　　美国专家沃林接着说：卢卡奇称悲剧为总体，小本将它一分为二，即形式总体、创造总体。理由是：艺术关乎生命，哲学寻求真理，宗教探索存在意义。由于艺术不能独自救赎，它须同哲学宗教携手，合成创造总体，或曰某种乌托邦系统。该系统庞杂无序，却是再造世界的唯一前提。

　　于是小本借用哲学中介破译艺术作品，以便将僵死的物质内容，激活为真理内容，或一种世俗启迪（Profane Revelation）。问题是：物质与真理本是一对矛盾：前者受时间侵蚀，不断衰亡腐烂，冲突波动中，它却蕴含后者不变的救赎意向。此一辩证关系，造成艺术魅力。而小本的批评任务，是要从废墟中揭示不可再现之光，或“从有限作品中，发掘出无限真理”。




　　【导 语】 作为已归化于德国的犹太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自然否定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例如阿多诺就去掉了姓名中的犹太标志。但这主要是一个政治行为，因为犹太人身份和犹太教依然会以某种方式出现于他们的思想中。上篇分别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最具犹太气质”的本雅明与犹太教和德国思想传统的关系。这倒不仅局限于本雅明深受犹太解经传统之影响这一事实，实际上，他的“救赎”理论的隐蔽来源正是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当然，作为德国人，本雅明又同时浸润于德国哲学传统中。这构成了本雅明的独特的知识谱系。

　　从莫斯科到巴黎

　　1926年本雅明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教书无望，他只好去巴黎卖文为生。布洛赫此时也在巴黎。在其陪伴下，小本研读《资本论》，大量撰写新闻随笔。1928年他出版文集《单向街》，将它献给拉西斯。布洛赫讥笑他像个小贩，胡乱兜售“最新款式的形而上学”。

　　莫斯科日记 当年底，小本去莫斯科采访。因他不懂俄语，便由拉西斯引导，参观工厂学校，会见文艺人士。此时苏联欣欣向荣。对比西欧大萧条，反差明显。但苏联人政治压力大，着实令小本吃惊。返回巴黎后，他一度丧魂落魄。1927年夏，朔勒姆从巴勒斯坦来看他，发现他身居陋室、伏案疾书。小本透露：他决心以左翼文人身份，做“德国最伟大的批评家”。

　　1928年，拉西斯到柏林苏联商务处工作，介绍小本认识布莱希特[19]。小本与她同居，又和妻子闹离婚。离婚判决后，小本一贫如洗，拉西斯洒泪回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兰克福学派逃亡纽约。经阿多诺引荐，小本加盟社会研究所：他为所刊撰稿，纽约每月寄给他500法郎。钱不够花，他又接受希伯莱大学津贴。朔勒姆因此埋怨他一人两面，好比古罗马门神雅努斯（Janus）。

　　讲故事的人 潦倒之余，小本发表一批有关古今作家的讽喻文字，其中留有他从救赎批评转向西马的痕迹。譬如1934年卡夫卡逝世十年，小本著文纪念，肯定这位伟大“讽喻作家”：他将资本主义社会描绘为黑暗城堡。又将资本主义异化，再现为人的变形：他一觉醒来，发现自身变做了甲虫。小本说，卡夫卡背负他“所不知情的罪孽”，犹如德国童谣中的驼背小人。而他代表的文化传统，“既是德意志的、也是犹太民族的”。

　　1936年《讲故事的人》，延续卢卡奇《小说理论》命题。卢氏称：上帝抛弃世界后，史诗堕落为小说。小本说：史诗分裂出三种文体，即故事、小说、信息。[20]从史诗到小说的嬗变，对应生产方式更迭。例如农业社会中，水手和农夫，商贩与工匠，一朝相逢，便欣然打开话匣子。这种世代相传的口头叙事，说古道今，寓教于乐，勾连我他，整合世界。

　　资本主义兴起，印刷术普及，故事让位给小说。与故事不同，小说反映工业文明中的生产与接受：作者孤身一人，秉烛夜书，吐露真情。而同样孤独的读者，竞相阅读小说，只为追索生命意义。本雅明称，小说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表现个人内心矛盾，及其“生存的深刻困境”。

　　报刊滋生、广告猖獗，又引发了小说危机，即人际交流从叙事转换为信息：前者整合古今，凝聚集体记忆；后者却急功近利、立足当下。作为经验残余，现代信息蛊惑视听、制约交流，进而造成社会健忘、个人郁闷。或者说，现代生活不再是完整经验（Erfahrung），而是一种异化后的破碎经历（Erleben）。受其驱迫，讲故事的人生意惨淡，只好“混入教师和哲人队伍”。

　　走向艺术生产 流亡生涯，逼人发奋，左翼纷争，挤压创新。1930年代中期，小本写下《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至今日，这两篇文章余音绕梁，仍被看作西马艺术生产论的开山之作。

　　关于艺术生产，马克思的关注始于《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晚年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他留下著名论断曰：“商品生产须花费一定量的劳动和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产品，只要它们表现为物，都包括在物质生产中。”他又说：“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1934年4月，应巴黎左翼作家邀请，小本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大幅引申马翁论述如下：

　　[1]艺术生产扎根生产关系。故此，艺术家即生产者，其作品是商品，革命文艺也须考虑其生产性。[2]围绕政治和艺术标准，左翼争吵不休，却“未能以革命方式，思考作品与生产关系”。小本肯定：艺术归属上层建筑。但他突出艺术与政治经济互动：互动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中技术影响最大。[3]现代艺术与技术密不可分，后者“将改变艺术功能”。在资本控制下，作家被迫出卖劳力。但布莱希特这种左翼文人，一旦意识到他的生产作用，就会使用先进技术，创造革命作品。

　　对此，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大加赞扬说：本雅明超越左右（机械反映vs形式批评），从二元对立中杀出一条生路。具体说，他在意识形态制约、艺术表现形式之外，补充了“文艺作为生产方式”的崭新视角。从此文艺便可重新鉴定，被视为“三种要素的复杂统一体”。如是，批评家便能从经济、技术与生产关系入手，将狭隘自闭的文艺研究，扩展为气势磅礴的西马文化批判。[21]

　　机器复制、光晕消失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依旧讨论传统文艺衰亡过程。话题却从叙事危机，转向了光晕消失。[22]理由是：“马克思揭示资本生产的初级状况，目的是让我们据此预测它的发展趋势”。

　　复制（Replik）在古代指木刻石印，现代为印刷术、摄影术。“19世纪复制技术不但能复制一切艺术品，而且在艺术生产中形成垄断”。于是艺术“真实性受到干扰”。或者说，大规模机械复制令艺术失掉了光晕。光晕（Aura）指艺术品受人膜拜的特性。我们知道，人类艺术起源于巫术祭祀。譬如一尊维纳斯雕像，希腊人对它奉若神明。如此“在一定距离之外、又备感亲近之物”，自有一种神奇光晕。小本说它来自艺术品的原真性（Echtheit）。

　　光晕消失原因：[1]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存在，诱人占有。资本利润原则又将一切变成商品。现代条件下，复制技术戳穿神学外壳、摧毁艺术光晕，大批生产摹本和赝品（Kitsch）。[2]资本与技术合力，将艺术从膜拜引向复制，构成一部现代艺术发展史。[3]艺术生产力依靠技术装备。譬如电影托拉斯：它融艺术技术之长，发明大众娱乐，扫荡传统观念。此一现代性巨变，悲喜交加、祸福难料，影响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一句话，艺术摇身一变，从此成了政治工具、商业营运、精神吗啡。

　　巴黎拱廊之谜

　　讲到这里，大家颇感疲惫。我也想给老本贴上一个标签，早早收工回家。偏有专家警告说：如今本雅明研究的危险，就在于“套用本氏范畴，不加历史反思，以致陷入他的思想光晕，阻碍了他想引发的再生过程”[23]。此一危险，集中体现在老本未能完成的拱廊计划（Passagenwerk）中。

　　计划萌发于1927年春，当时小本初到巴黎，未免眼花缭乱。某日他翻看阿拉贡的小说《巴黎乡下人》（1926）：其中歌剧院拱廊街的奢华，足令一切乡巴佬目瞪口呆。[24]小本从中获得启迪：作为都市象征，巴黎显示现代性魔力，时尚日新月异，神话一再破灭，却又生生不息。

　　拱廊街诱惑 遥想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当年他为对抗庸俗艺术，曾发明一种反抗时尚，即“把邪恶崇拜当成政治技巧”。布勒东等超现实作家，又从中窥见资本主义的渎神本质：阴暗酒吧、熙攘人群、闪烁信号灯、疯狂旋转门。这一派五光十色，都被他们用蒙太奇方式，变成了先锋诗歌、垃圾小说。

　　问题是：这些破坏性作品，能否打破复制神话？小本在《单向街》里揎臂高呼：“在这物质世界的中心，耸立着梦都巴黎。只有起义才能暴露其超现实面目：在那废弃街道上，枪炮与呐喊将决定结果”。

　　《资本论》第一章，令小本荡气回肠：商品“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此一特性来自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物与物关系的虚幻形式”。对此，马翁写下警句：“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性质，拜物教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不可分”。

　　小本重视马翁抨击的虚幻形式。从中他赫然发现：韦伯仅仅描述了资本主义冷峻务实的科学面孔。而它诡秘的另一面，则充满油滑的奸笑。提醒大家：小本将现代文化的重新附魅（Reenchantment），叠加于韦伯的祛魅（Disenchantment）之上。在他看来：19世纪以巴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已完全由商品主宰。其文化价值，表现为一种怪诞幻象（Phantasmagoria）。他的大胆创见，有力打破西方理性认知传统，进而推动西马、新左派针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福祸相依、善恶交加、物质压迫精神）的持续批判。

　　19世纪的巴黎 在小本看来，文化幻象折射资本生产，蕴含革命火种。因此他要将《拱廊计划》写成一部“唯物主义文化史”。1934年他提交提纲，向纽约申请资助[25]。提纲分六章，前四章展示巴黎梦幻场景，诸如拱廊街、透景画、世界博览会，以及富人的家居卧房。其中拱廊街最典型：钢架玻璃顶，大理石铺地，两边排列奢侈品商店：它既是交易中心，也是工业发明。

　　仿效马克思独有的辩证文风，小本在提纲后两章，专门揭示巴黎的精神矛盾：一面是醉生梦死的浮华之都，一面是地火穿行的革命中心。“巴尔扎克最先关注废墟，超现实主义也将目光投向了废墟。资产阶级的宏伟纪念碑，早在建立之初，已然开始崩塌”。再看巴黎警察局长奥斯曼：这家伙费尽心机改造街道，企图阻止民众构筑街垒。可当巴黎公社起义时，全城街垒林立、火光冲天，象征这个城市永不熄灭的革命梦想。

　　提纲被认可，小本赶忙写出方法论导言。不料其中的“辩证意向”招致纽约批评。小本只好先写《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以提高马列水平。1937年，霍克海默批准他写一部“用唯物观点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小本奋力投入，将提纲第5章扩展为《波德莱尔：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抒情诗人》[26]。

　　波德莱尔研究 1848年革命失败，马克思流亡伦敦，写下一批总结性著作。其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受小本推崇。1850年，马恩联名发表《二月共和国的诞生》，讨论“职业密谋家”的作用。此文也引起小本浓厚兴趣。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催生现代政党。而政党的孕育，又同巴黎游民有关：其中有篡夺政权的波拿巴，也有策动公社起义的布朗基[27]。

　　马恩敏锐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密谋组织的建立，产生了分工：一类是临时密谋家，一类是职业密谋家”。后者行踪不定，神色诡异，常在小酒馆聚会，巴黎人称其为La Bohême（波西米亚人）。“正是他们筑起第一批街垒，并进行指挥”。可惜此辈目光短浅，总爱仓促暴动，令革命成为即兴诗。结论：这批革命的炼丹术士，终将被无产阶级政党所取代。

　　小本捧读至此，不禁血脉贲张。举目四望，看不见工人暴动，倒是那个追逐时尚的浪荡子（Fl?覾neuse）波德莱尔，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雨果把自己当作人群中的公民，波德莱尔却把自家看作是与众不同的英雄”。此人白天闲逛，在人群中感受震惊；夜晚吸毒，在迷宫中寻觅出路。他的诗作《恶之花》，更是大张旗鼓地描写妓女、酒鬼、纨绔子、革命党。而巴黎无所不在的商品光晕，成全了他狡诈多变的讽喻想象。

　　混迹江湖，穷极生变。波德莱尔同密谋者一道出入小酒馆，像流浪汉那样潦倒街头。请看他笔下的捡垃圾者：“他反复碰撞墙壁，像诗人一般踉跄走来，不顾暗探的监视，倾吐着凌云壮志”。小本指出：“布朗基的行动，正是波德莱尔梦想的姐妹”———此人以暴动技巧，挑战资本主义现代性。其战略中心，则是“死神、回忆或邪恶出现的地方”。与波拿巴雷同：他俩一个在诗坛发动革命，一个在政坛翻云覆雨。1848年后，波拿巴爬上宝座，波德莱尔隐入市场。可在陋室中，诗人仍在赞美那“筑起高高街垒的神奇石头”。[28]

　　对抗机械唯物论 《波德莱尔》寄达纽约，又遭阿多诺质疑。小本被迫修改。私下里，他说自己痛苦不堪，“被迫去适应一种平庸哲学”。所谓平庸哲学，指当时苏联流行的机械唯物论。我们已知，小本熟读尼采。在他眼里，左翼历史观貌似革命，实则迷信进步，死板贫乏，到了浅薄地步。

　　朔勒姆回忆：小本能从反动作家身上“发现革命呐喊”。哈贝马斯不满他同卡尔·施密特[29]通信。沃林教授说：他是借保守理论，为革命出力。[30]无论如何，他的举动导致一度对立的左右翼文化批判（Kulturkritik）终于殊途同归。就连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也与之血脉相通。

　　小本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因此更多出一层领悟。老黑《精神现象学》称：“灵魂经历一系列形态，逐渐纯化自身，变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经验了它自己之后，就会认识到它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沉痛反省道：“人们创造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地创造。一切死去的先辈传统，像噩梦一样纠缠活人头脑。”又说，资产阶级建立起“由各种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只要细加分析，就不难消解“这种遮蔽阶级斗争和时代本质的幻象”。[31]

　　小本就此文思泉涌，一发而不可收。《提纲》呼应马克思：“新生产工具的形式，受老工具的支配。但它们在与之对应的意向（Image）中彼此交织。这些希望意向含有一种冲破传统的渴望。社会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的经验，与新意向互动，便产生了乌托邦”。

　　发明辩证意向 小本向阿多诺解释，辩证意向“即拜物教被集体意识领悟的方式。意识的本质，在19世纪表现为异化的辩证意向”。这意向统一了那个时代的全部文化：它植根经济，却表现为集体梦幻。或者说，它好比一个人做梦的内容：虽是幻象，又不尽虚妄，其中包含了乌托邦希望。阿多诺再糊涂，也该明白：“每个时代不仅梦想下一个时代，而且在梦想中促其觉醒。一如黑格尔所说：借助诡计揭示它”。

　　说白了，小本认为19世纪商品乌托邦，及其该死的幻觉效应，阻滞了希望意向的延伸发展。人们只有意识到这一遮蔽，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加以突破。请注意：小本心急如焚。他将革命理想，同梦境、意向、集体无意识混做一谈，试图改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或者说，他欲以一种新奇表现论，取代机械反映论，将目光投向资本主义现代条件下的经济文化互动。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小本的特殊理解是：[1]面对法西斯兴起，欧洲人昏睡不醒，而左翼依旧迷信进步，这分明是受幻象蒙蔽。[2]辩证意向强调：幻象介于历史沉睡与革命觉醒之间。唯有辩证思考，方可打破沉睡。[3]法兰克福学派关注意识形态批判，小本更关心文化的感性表现。自荷马以来，隐喻作为弥补分裂的手段，足以诗意地表达统一世界。马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浓墨重彩，则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表现为一种灵活隐喻关系。如是，上层建筑的抽象理念（Vernunft），便可回溯到它可感知（Vernehmen）的物质基础。

　　星座表征与蒙太奇 此一表现手法，始于《悲剧》序言。其中强调：[1]科学认知，但不表征。所以，伟大哲学家应像艺术家那样承担表征任务，例如黑格尔的辩证法、莱布尼茨的单子论[32]。[2]柏拉图《会饮篇》证实：真理作为“无意图的存在状态”，形象多变、富含隐喻。[3]既然真理不可抽象，只能被生动模仿，那么真理与事物的关系，就如同浩渺夜空中的“星座与星星，其间和谐关系，才是构成真理之要素”。

　　上述星座（Constellation）表征，结合超现实主义蒙太奇、荣格集体无意识、克拉格斯[33]的古代意向，最后演变成拱廊计划中的马赛克拼贴。小本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不应“以牺牲形象直观为代价”，它应当比编年史更丰富生动，且具备统一性。既然每一种新生产手段都有“与之相应的新旧意识、矛盾意向”，他自可搜集编排各类文化意向，将其拼贴一处。

　　另外，要做伟大批评家的志向，也促使小本套用尼采格言、摹仿卢卡奇随笔。可惜《拱廊计划》未能完工，作者突然死去。那一堆残破遗稿，一半像先锋派文学，一半好比弗洛伊德《释梦》。1949年夏，阿多诺收到法国寄来的遗稿。[34]他埋头研究两个月，居然一头雾水，于是向朔勒姆抱怨说：

　　老本“将理论混杂在大量片断引文中。如此局面，就像他对我说过的那样：此文只是一件装配品，它用引文堆积而成，理论会自动出现。可我坚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即观念运动一面与物质对应，一面顺应那个反映主体思维的过程。能拒绝这一观念的，只有卡巴拉神圣文本。换个角度看，即便我们如实发表这批散乱手稿，也不会展现作者的意图”。

　　本雅明与现代性

　　1939年夏，《波德莱尔》刚在纽约发表，便发生一连串灾难：苏德条约、波兰沦陷，大战爆发。法国向德国宣战，而老本身为难民，反而被关进拘留营。两个月后他被释放，已是头发花白、身心残破：

　　在柏林，盖世太保注销他的护照，没收他的住房。由于他一直滞留巴黎，纽约和耶路撒冷如今都对他冷若冰霜。汉娜·阿伦特劝他出走美国，可他生性笨拙，总也拿不到签证。苦闷中他同布莱希特约定，要“在流亡中迎接苏联红军”。又给朔勒姆写信，称自己不折不扣，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失败者：“造成失败的因素多种多样，一切都对我恍然如梦”。

　　历史哲学论纲 生死关头，老本到底在想啥？专家发现：他以生命的最后能量，在同法西斯军队赛跑，赶写《历史哲学论纲》[35]。《论纲》长12页，分18节。它仿照《摩西五经》样式，以尼采式格言写成。针对其中三个辩证想象，德国教授铁德曼评注如下：
　　[1]开篇第一节讲述一个木偶：它坐在镜子前同人下棋，棋艺高超。背后机械装置中，却躲着一个侏儒：他用线牵着木偶的手，指挥它攻杀取胜。
　　铁德曼按：苏德条约对老本造成致命一击。他悲叹：“何以是这种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本该看到人类最重大问题的解决！”希望破灭后，他仍不愿直接批评苏联，便把罪名归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木偶讽喻对象，因而是机械唯物论。
　　[2]第12节中，弥赛亚意向再度出现，与革命合二为一：“在马克思看来，最后一个被奴役阶级，将以历代被蹂躏者的名义完成解放任务”。既然法国大革命效仿古罗马、马克思反思巴黎公社，那么隔代人“自有一种秘密协议，而我们多少被赋予弥赛亚的力量”。

　　铁德曼按：老本“把马克思已经世俗化的东西，重新译回了神学语言”。背景是：1937年霍克海默来信批评他：“被残害的人死去多年，而你偏爱的非完成性，只是一个神学论断”。本雅明反驳：“历史不仅是科学，也是记忆方式。”又说：“武断教条的进步观”，将历史看成一种毫无悬念的直线延伸。它那均质空洞的时间观，只会没完没了地重复。

　　他确信，“历史就在当下（Jetztzeit）：它面向过去作辩证式跳跃。马克思正是这样看待革命”。换言之，尽管革命一再失败，但它残留在记忆中，浓缩成单子：它昭示历史的未完成性及其救赎理想。只要借助弥赛亚力量，即可阻止历史重复，从中爆破出单子，唤醒新的革命。

　　历史天使：一个画谜 第九节展示关键意向，即一个振翅欲飞的天使：它张开双翼，面相惊愕，目光呆滞。在它脚下，新旧废墟不断累积，高耸入云。这天使本想留下来，完成使命、唤醒死者。可一阵大风从天堂刮来，势不可挡，推送它飞往反面的未来。[36]

　　铁德曼按：废墟重现，令人回想巴洛克时代的死亡面具。“废墟意向中，人类的一切努力和劳作，都被展现为失败”。大风喻指历史进步：它推动天使，走向祸福难料的未来。“天使面对历史的非人化，显示出超人性的绝望”。老本诘问，现代人还剩下什么呢？只有对于天堂的记忆。“这股乌托邦力量是一股尚未熄灭的冲动。犹太教延续了冲动，令其进入广义哲学，保留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王国的希望中”。

　　本雅明与现代性 1940年6月巴黎陷落，老本尾随一群难民，逃去法国南方一个小镇，打算从那里翻越比利牛斯山，取道西班牙去美国。8月，霍克海默为他弄到了美国签证。可他没有护照，又被边境警察拘留，说要遣返他回巴黎。9月26日晚，老本服用吗啡自杀，时年48岁。

　　1955年，阿多诺主编的《本雅明选集》问世，令老本重见天日。19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令他声名鹊起。1972年，《本雅明全集》德文七卷本陆续推出。各种翻译、评论尾随其后，呈现一派兴旺。学界公认：20世纪学者中，很少有人像老本这样被广泛阅读，被贴上各式标签：

　　譬如阿多诺，他坚持要把老本著作纳入法兰克福学派体系。又如朔勒姆，他确信老本皈依了犹太教。年轻一代如苏珊·桑塔格，偏说他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做出辩护”。目光睿智的杰姆逊教授，则把老本哲学解读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变体”。[37]

　　1985年哈贝马斯发表《现代性哲学话语》，标志老本研究进入一个后现代时期。哈氏劈头指出，自黑格尔定义现代性概念后，资本主义即以摧枯拉朽之势，不可阻挡地改变人类意识：“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中创造规范”。所以，老本开创现代性研究，功不可没：他“在现代中寻找现代的根基，并将新意识引入美学批评”。[38]

　　于是各路专家一齐上阵，在老本遗著中开疆拓土。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下三个理论方向：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年发表《启蒙辩证法》，讨论神话与启蒙、理性与非理性，被誉为西马批判经典。但有学者指出：此书将辩证意向植入了现代性研究。阿多诺也说：老本思想是画谜，他擅长表现雅努斯的两面性（Janus-Face）。由此推定：作为现代性的释梦者，老本一生都在希望与绝望、祛魅与附魅之间往返穿梭。[39]

　　[2]美国女学者巴克-莫斯发现：对于波德莱尔，现代只是一种瞬间偶然性：它抛弃理想、渴望陶醉。如此张力，被老本概括为“现代”。但他的乌托邦倾向，却指向一种革命陶醉。沃林教授称，老本看不上经济基础，却向往身体自由、精神富足：“唯有身体和意象获得高度统一，所有革命愿望都充斥在人的神经里，我们才能超越现实，达至《共产党宣言》的解放境界”。如此文化革命构想，对于马尔库塞和新左派学生运动，无疑是一重大世俗启示。[40]

　　[3]阿伦特指出，老本现代性研究，袭用波德莱尔方式：他是收藏家，也是破坏者。他相信时间摧毁生命，腐败产生结晶。一如海底的珊瑚与贝壳：它们历尽沧桑，却能以晶莹形式保存下来。面对坚硬如铁的传统，老本切割撕扯、重新排列，从中剥离真理。如此救赎批评（Criticism of Redmption），不啻是一种深海采珠。顺此方向想去，老本的深海采珠、单子爆破，还可以比较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例如其中的古墓发掘、外科手术、城市游击战。[41]



[1]朔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著名犹太学者。早年入波恩大学，研究卡巴拉秘籍，成为该领域第一位博士。1923年移居巴勒斯坦，执教希伯莱大学，1968年出任以色列科学人文学院院长。引文见《本雅明书信集》英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
[2]拉西斯（Asja Lacis,1891—1979），苏联导演，拉脱维亚人，早年在莫斯科学习戏剧，后参加革命，赴前线巡回演出，成为红军官兵喜爱的鼓动剧（Agitprop）女王。专家称拉西斯感染了本雅明，促其转向革命。参阅韦特（Bernd Witte）《本雅明思想传记》，1991。
[3]见本雅明《莫斯科日记》英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编者后记，140。
[4]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德国哲学家，卢卡奇的密友。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谣传卢卡奇被杀，布、本二人为之担心。卢氏《历史》发表，布洛赫立即发表书评，并将此书推荐给本雅明。布洛赫1933年流亡美国，1948年返回民主德国，后去联邦德国图宾根大学执教。
[5]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博士生，后执教波恩大学。他预言欧洲将爆发战争与革命，此说影响尼采和马克思。参阅Douglas Moggach，《鲍威尔的哲学与政治》，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of Bruno Bauer，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6]参阅美国专家布鲁德内（Daniel Brudney），《马克思超越哲学的努力》，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
sophy，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
[7]《旧约》称亚当夏娃生二子：该隐当农夫，亚伯做牧人。哥儿俩分别向上帝奉献庄稼和肥羊。上帝却偏爱弟弟、厌弃哥哥。该隐愤而杀死亚伯。上帝在该隐额上作记号，判他流浪终生、子孙世代受苦。引文见《恶之花》，郭宏安中译本，漓江出版社，1992：172。
[8]见皮康尼（Paul Piccone）《左翼为何崩溃？》，载美国Telos杂志，1981年冬季号，96。
[9]见《乌托邦精神》英译本，219，246页。参阅德国哲学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250。
[10]英译本“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载史密斯编，《本雅明：哲学/历史/美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1—12。
[11]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柏林大学博士，著有《犹太教三论》、《我与你》。1938年移居巴勒斯坦，任希伯莱大学教授。参阅《我与你》英译本，I and You，纽约，1971。
[12]犹太秘籍包含灵异现象。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将其纳入基督教义，并发明塔罗牌（Tarot）。卡巴拉因此多遭误解。但弥赛亚始终包含三层结构：概说预言神圣，强调预言发展，论证预言合法。参阅朔勒姆，《卡巴拉及其象征主义》，On the Kabbalah and Its Symbolism，及《犹太教中的弥赛亚观念》，The Messianic Idea in Judaism，纽约，1995。
[13]分见George Friedman《法兰克福学派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1：102；沃林，《本雅明：救赎美学》，序14页。
[14]长信简称《论语言》，英译本“On Language”，载《反思集》。其生发背景是：欧洲语言学始于《圣经》，俗称亚当理论。英国人洛克指语言为工具，而非神授。德国人洪堡证实人类语言分享共同起源。法国人布列阿尔（Michel Breal，1832—1915），受实证主义影响，批判洪堡，由此启发了索绪尔。本雅明则声援洪堡，坚守神秘立场。参阅Hans Aarsleff 编，《从洛克到索绪尔》，From Locke to Saussure，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2。
[15]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德国批评家，著有《希腊与罗马》，后往巴黎研究梵文，开创比较语言学。诺瓦利斯（笔名Novalis，原名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德国诗人。参阅美国专家贝瑟尔（Frederick Beiser），《浪漫主义要旨》，The Romantic Imperative: 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
[16]《悲剧》1928年在柏林出单行本，不久遭纳粹毁禁。二战后它重见天日，被誉为“继卢卡奇《小说理论》之后，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文化批评范本。见Arato and Gebhardt编，《法兰克福学派基本读本》，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纽约，1978：208。
[17]受宗教改革影响，巴洛克（Baroque）悲剧选取君主和王储，作为基督受难替身。它分为暴君戏、殉难者戏。前者生性暴虐，一如凶猛野兽；后者优柔寡断，类似忧郁病人。二者均导致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也都带来基督教的末日审判。
[18]哈贝马斯论文《提高觉悟或救赎批评》，原载德国学者Siegfried Unseld编，《本雅明的现时性》，Zur Aktualit?覿t Walter Benjamins，法兰克福，1972：185—186。中译本参阅郭军编，《论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401—411。

[19]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德国左翼戏剧家，1929年加入德共，后流亡丹麦，定居美国。1947年遭麦卡锡迫害，返回东柏林。二人关系参阅本雅明《理解布莱希特》，Anna Bostock英译本，Understanding Brecht，新左派书店，1973。
[20]见卢卡奇《小说理论》英译本，The Theory of the Novel，伦敦：默林出版社，1971：64。《讲故事的人》英译本载《启示集》，中译本参阅陈永国编《本雅明文选》。
[21]参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本雅明：走向革命批评》，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肖肯书店，1981。
[22]该文先以法文刊发在霍克海默主持的《社会研究杂志》1936年第1期。英译本载《启示集》，219—253。引文见王才勇中译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23]见美国专家沃尔法特（Irving Waholfarth），《拒绝或再造神学》，Re-fusing Theology，载《新德国批判》杂志，1986年秋季号，三十九卷17页。
[24]歌剧院拱廊街（Passage de I’Opera）建于1837年。作为当今商业步行街的前身，它受傅立叶乌托邦思想启发，被设计成一座带顶棚的集贸中心。小仲马《茶花女》（1848）将它当作了妓女生活背景。20世纪初它被拆除后，香榭丽舍大街又建起更加华美的拱廊街。
[25]提纲原名《巴黎拱廊街：一个辩证意向》，后改称《巴黎：19世纪的首都》。本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摘引900余页资料。目录表明这是一项宏大研究，其中N项涉及方法论。参阅铁德曼（Rolf Tiedemann）编《拱廊计划》，英译本The Arcades Project，2002。
[26]此文原有三章，本氏只完成第二章，即《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1938年9月他将文稿寄去纽约，被勒令修改。次年7月他寄出第二稿《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被发表在当年《社会研究杂志》第8卷。参阅《波德莱尔：资本主义鼎盛时代的抒情诗人》英译本，1973；或王才勇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7]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革命党人，早年在巴黎学法律，1824年加入烧炭党，多次参加起义，受伤被捕，在狱中写下一批手稿。1848年革命中，他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因再度入狱，他未能参加公社起义，但马克思认为他是主要策划者。参阅皇甫庆莲中译本《布朗基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
[28]前后诗句见《捡垃圾者》、《致巴黎人》，载《波德莱尔诗集》，Walter Martin英译本，Complete Poems：Charles Baudelaire，纽约，1998。
[29]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右翼学者，1919年发表《政治浪漫主义》，1933年加入纳粹党。战后著有《论专政》、《政治神学》。施氏影响了本雅明：他称浪漫主义是对18世纪理性的反动，即以审美和谐，克服思维与存在对立。他又指责西方政治软弱，缺乏处理危机的权威。参阅缪勒（Jan-Werner Müller）《危险的心智：施密特与战后欧洲思想》，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
[30]哈贝马斯不满，见史密斯编《本雅明批评集》，124页。沃林论点，载其主编《文化批评名词解释》，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2。
[3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痛斥资产阶级迷惑民众的各种伎俩，其中既有政客的花言巧语，也有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表述。其中他频繁使用的动词Repr?覿sentieren，《马恩全集》中译本作“代表或表现”。受本雅明此说影响，欧美学界通用表征（representation）一词。
[32]为对抗洛克机械论，莱布尼茨提出单子论：单子（Monas）是一个个自足实体，各自浓缩了总体图景。无数单子和谐相处，组成毕达格拉斯的一元世界。参阅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与单子论》，英译本Discourse on Metaphysics and the Monadology，纽约，1992；及郭军论文《星座表征》，载赵一凡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与教学研究出版社，2006：696。
[33]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 1872-1954），德国哲学家，他将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与生物学、浪漫主义相结合，著有《想象与意象》、《苏格拉底与意象问题》。
[34]1940年6月巴黎陷落前，本雅明仓皇出走，将两箱手稿交给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的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后者将其保存到二战后，并于1949年移交给阿多诺。
[35]《历史哲学论纲》英译本Thesis on Philosophy of History载《启示集》。引文出自陈永国编《本雅明文选》，1999。铁德曼（Rolf Tiedemann）评语，见其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弥赛亚主义》，引文见郭军编《论本雅明》，2003。
[36]油画《新天使》（Angelus Novus）是德国画家克利1920年的作品。本雅明1921年将它买下，一直珍藏到1940年6月。巴黎陷落前，他将油画和手稿交给巴塔耶保管。朔勒姆证实，《新天使》是本雅明思考的焦点，它后来变形为《历史哲学论纲》中的“历史天使”。
[37]分别见桑塔格（Susan Songtag）《单向街》序言，载刘北城，《本雅明思想肖像》，298页；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中译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60。
[38]见英译本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7：7。
[39]参阅安德鲁·本雅明（Andrew Benjamin）编《现代性问题：阿多诺与本雅明》，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Adorno and Benjamin，伦敦：卢特里奇，1989。
[40]参阅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e），《视觉辩证法：本雅明与拱廊计划》，1991；沃林评论见《本雅明：救赎美学》，190—192页。
[41]阿伦特意见载《启示集》导言。铁德曼称本氏《历史哲学论纲》实为一部“为城市游击队编写的手册”。分别见郭军编《论本雅明》，187—199页，378页。（转引自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