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消费信贷史——当它被提及时——通常被视为一个中断和破裂的史话，是对过去理财方式的一种否定。本书对此表示异议。我发现，一些连续性也同样引人注目。

如果说连续性之一是，债务作为一种主要的家庭财务策略早在消费信贷出现之前就已存在，那另一种连续性便是，在被认为敌视源于匮乏时代“传统”价值的“轻松信贷”环境下，财务克制并未消失。在消费文化中，谨慎、节省和勤劳保存了下来；它们的持续存在说明，消费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并非仅仅是享乐主义。消费文化潮流并非沿着相同方向前进。它们可能总体上朝着满足物欲、脱离清教主义的“现世之中的”禁欲主义的方向运动，但是，这股潮流并非只有一个方式。存在着回流和退潮流。假如不是如此，消费文化就不可能经久不衰。消费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存在方式形成了其自身的限制机制和控制机制，它们使消费文化能够对社会起到整合力量的作用。其中最有效的机制之一就是消费信贷。

大多数接受“小额轻松付款”诱惑的人发现，负债生活将足够多的外界克制强加在他们头上，消费文化从其自身的鲁莽支配力量中得以保留下来。分期付款融资使借款人受到严格的还款时间安排的约束。消费信贷以这种方式限制了消费主义内部的享乐主义冲动，同时又维护了诸如“预算”、“储蓄”、“努力工作”——甚至还有“节俭”——这类传统价值的关联性。由此可见，消费信贷对个人理财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弗雷德里克·W.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对工厂里的工作惯例产生的影响。它将严格的外生财务克制强加在消费者头上，以便改善他们在成为消费者的“工作”过程中的效率。由于“轻松付款”结果并不那么轻松——需要工作和克制来支付它们——消费信贷容易使美国人将消费视为“工作”，这就促进了以生产为导向的社会转向以消费为目的的社会。通过保存许多与19世纪生产文化价值的关联性，它使消费文化不太像享乐主义者的乐园，而更像马克斯·韦伯的被克制理性的“铁笼”。

正如菲利普·里夫所提出的，文化秩序是由控制和释放构成的。控制是用来禁止反社会行为的道德要求；释放是经过小心控制的许可，旨在改变和破坏这些要求，从而使个人能够承受必须将群体目的置于首位所带来的压力。里夫相信，传统基督教的控制已经走到尽头——“信教人士天生就会被救；心理学者天生就被满足”，西方社会正处于一种美妙新文化的边缘，该文化——至少暂时——几乎完全是由释放构成的。但是，里夫几乎对此持确定态度：经过一定时间以后,“治疗性”消费文化将会形成其自身的有效控制。经济、社会和道德三方面的克制对社会的存活和繁荣兴旺都是必要的；没有哪一种可生存的文化会仅仅鼓吹摆脱这类克制的释放，所以它必然会进行这样的控制。

杰克逊·李尔斯借鉴了里夫提出的引起争论的分析，然后脱离了他帮助阐述的这一观点：消费文化的兴起是一种简单的线性转换，从以克己的生产为定向的社会，转到以自我放纵为定向的社会。与之相反，李尔斯认为，消费文化“不是享乐主义的骚乱，而是对控制与释放之间紧张状态的现存平衡进行排序的一种新方式”。李尔斯是在研究现代企业广告的过程中得到这一观点的；现代企业广告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权威，其信息常常被视为强调愉悦、物欲、豪华以及物质主义——换言之，强调摆脱传统道德准则的享乐主义的释放。但是，李尔斯发现，在企业广告中，物质论的享乐主义主题并不占有支配地位，弱于其他的节制信息——这些信息相当于“控制言辞”，劝告人们控制自己的物欲，以便获得“个人效率”——身体强壮，心理健康，与他人处于富有成效的关系之中，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观点，充满思考消费文化的新路子的期望。但是，我们既不应让解释的钟摆荡得太远，以至于低估在消费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享乐主义，也不应高估广告“控制言辞”的实际影响。

消费信贷史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个案，让我们将消费文化理解为许可与限制之间紧张状态的一种平衡。直到最近，这些更显而易见的许可已被大加强调，这肯定是可以理解的。就消费信贷而言，许多学者——如丹尼尔·贝尔、克里斯托弗·拉施、大卫·塔克尔等等——已经正确地察觉到消费分期付款信贷构成了消费文化发展的最为明显的方式：它使美国公众能够购买昂贵的耐用消费品；没有信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没有能力，要么不会去购买这样的东西。消费信贷机构实现了广告商们无力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给人们提供了手段，将他们消费昂贵商品的美梦变为即时现实。简而言之，信贷造就了大众消费者。

但是，就此停止讨论会形成对消费信贷的严重片面认识。人们可能大肆渲染像“先买后付账”、“小额轻松付款”这样的时髦词语，将它们作为这种观点的证据：消费信贷是推进消费论享乐主义和即时满足的发动机。针对分期付款购买方式的哀诉一味强调时间中的一瞬间——购买时物欲得到满足那一瞬间——但却忽视了签下分期付款合同那天以后长达数月或数年的时间。

于是，人们可能忽略消费信贷对消费文化所做的第二个不那么明显的贡献。一旦消费者踏上每月定期还款的艰辛道路，显而易见的是，消费信贷的含义远远大于即时满足。它也涉及克制、勤奋工作以及将自己的生产能力引向耐用消费品的行为。分期付款信贷的性质能够确保如果消费文化中存在享乐主义，它也是一种克制的享乐主义；如果说在消费文化中存在享乐主义者，他们不太可能在海岛沙滩上懒洋洋地躺着，而是在一个或更多就业场所拼命地工作。所以，我将消费信贷视为贪心和控制的工具。而且，我在此所说的“控制”不是李尔斯在广告中见到的控制言辞，而是对消费债务人在生活中必须履行的经济责任的一种实际强制。

本书的总论点与文学批评家C.S.刘易斯提出的评述一致。刘易斯认为，人类并不是像经过车站的列车那样穿越历史：“人类具有生命，它拥有总是运动但却从不将任何东西留在身后的特权。无论我们有过何种经历，我们都以某种方式仍然保留着它们。”20世纪90年代身负债务的美国人不同于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债务人，但是其差异只是程度上的。只有将消费信贷视为在美国人中间长期存在的通过负债来向前迈进的意愿的一种延续，消费信贷的兴起才能得到解释。消费信贷将过去时代的理财价值和实践——克制、勤奋工作、预算约束以及储蓄——带入了消费文化。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即使在富足时代，金钱本身总是显得不够充足。尽管广告商、零售商以及所有其他的消费主义的掮客们竭力促使人们变为享乐主义的消费者，与匮乏和生产协调的价值观和实践依然留存了下来。我的论点就是，它们不是对抗消费信贷，而是因为消费信贷才留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