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授课》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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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请你听我给文化下一个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 ·孔子说，每个人只要挖掘自己，就能找到仁，所以他说“为仁由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也说“天良发现”、“天地良心”等等。这些说法表明，人心中有很多与生俱来的道德起点，与天地大道相呼应。这也是中国哲学对人本性的信心。 ·从古至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几千年来他们只记住不多的几句圣人教言，自在度日。背的多一点，是为科举。那些评古论道、咬文嚼字的人，不多，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关系不深。⋯⋯总之，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灌输，不喜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在日常生态中，中国文人习惯用诗书琴画来“怡情养性”，也就是用艺术标准来塑造情感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化中，艺、诗、乐等等美学行为，成了情感的终点、人格的终点、社会的终点、精神的终点。 ·真正有魅力的人，总是穿的简洁素雅。如果服装上加了很多花哨的东西，那一定是想掩盖一些什么。名片也是这样。 ·问：中华文化几千年，最普及又最不与其他文化重复的精神价值是什么？ 答：君子之道、礼仪之道、中庸之道。 ·问：我们离开校门之后，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答：下决心找一个懂的天下大爱又可以生死相依的终生伴侣。一时找不到就虔诚地等待。 ·⋯⋯每一种文化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科学和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呢，则要努力地去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摘录（一）文化 孔子 老子 -
问：秋雨老师是否认为，现在中国遇到的种种社会矛盾，都与精神价值有关？ 答：对。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很多人缺少“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取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这些都是。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代代相继出行，一直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等人。 他们在旅途中写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们的思考。 他们甚至认为，自己在不行走时就不能思考。。。 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萎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原因。 内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伤害，实际上是自我禁锢，造成了生命状态的畸形。。。 下一代知识分子若想走出陷阱，应该远远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学生的风范， 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述 (查看原文) —— 引自第84页 -
下决心找一个懂得天下大爱又可以生死相依的终身伴侣。一时找不到就虔诚地等待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4页 -
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生活方式所构成的集体人格。 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各个文化派别对大道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它们都认为天地之间有一种超越日常功利的精神价值，使人们活的更真实、更自在、更善良、更友爱。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北大的闪问 -
但是，这些常识性的社会区隔，在今天常常会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3页 -
对于这一批批伟大遗迹发现者的死，医学家们作了种种解释，却都没有能够完全说服人。后来不断有各种新的说法，比较新的说法是这些考古学家遇到了特殊的辐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结果如何，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当一种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重新醒来的时候，它会有一股杀气。它好像有一种力量，会把参与者卷入到一种无名的灾难当中。 科学和文化的区别就是这样：文化一直保持着自己庄严的神秘性；科学呢，则要努力地说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东西永远也说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个狮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似笑非笑？不知道。 当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 《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不是靠已获得的结论，而是靠永远的悬念。 (查看原文) —— 引自第42页 -
历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脉灌溉着它。后来，逐渐有一些水脉中断了，枯竭了，但我们不能说，最好的水就是最后的水，更不能说，消失的水就是不存在的水。在精神领域，不能那么势利。 我们只能认为，由于历史的选择，儒家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就像选择一个单位的长官，当选者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这个单位的发展就和他的思维有关了。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对这个单位的影响不大而已。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有着一番唧唧喳喳的无限可能。 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就像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在那样的时光中，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一种奇迹。我们为什么要总是记住那几个后来“成功”的人？如果仅仅这样记忆，那是对少年时代的肢解。 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对大家有一个提议：在记忆儒家的同时，也去亲近一下曾经同时出现在中国思想高地上的诸子百家。它们给中国人开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设想这种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6页 -
儒家讲究爱有等差，“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爱人要有亲疏厚薄的区别，而且是由己及人的关系，从爱我的亲人再到爱他人的亲人。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要“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薄厚之分。 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按照儒家的设计，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等差就远远超越了仁爱。等差把仁爱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侍从文化、效忠文化、门生文化。这种社会管理既带来便利又带来负累，但在精神建设上却整体后退了。 有等差的爱，在家庭和朝廷里还能勉强实行，但是，到了家庭和朝廷之间的公共空间，分辨等差就成了难事。大量非亲非官的民众，都不能纳入爱的范围。 相比之下，墨子不以亲疏为界，不以等级为阶，敞开胸怀兼爱他人，兼爱众生，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这方面，除了墨子，佛教也埋下了很好的种子。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24页 -
我二十岁那年遇到了一场叫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灾难，爸爸被关，叔叔自杀，全家衣食无着，我自己又在学校里受到造反派的围攻，真是走投无路，天大愁苦。这时有一位女同学告诉我，一九五七年，也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九年之前，她爸爸被划为“右派”，家里也是一片痛苦，她爸爸就要全家读《庄子》。看了几天我渐渐明白，对付灾难，不能用灾难语法。世上有另外一种语法，可以让自己从精神上脱身而出，藐视灾难，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生，取得一种诗话的自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0页 -
庄子认为，我们如果要用自己的眼界强加给他们，又是不自然的事。他说：“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井底之蛙，你没有办法同它谈海，它被空间束缚了；夏天的虫，你不可能给它讲冰，因为它被时间束缚了；局促的文人，你没法给他讲大道，因为他被教坏了。 既然不必讲话，为什么还有《庄子》呢？那是他获得精神自由的自我记述，也想让少数同道获得共鸣，仅此而已。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36页 -
司马迁规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规范。他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家谱。 我听到一个说法，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历史”就是他们的信仰，中国人追求的“不朽”靠的是“青史留名”，避免的是“遗臭万年”。 历史被拟人化，似乎能看到一切、裁判一切、奖惩一切。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侠客游士、文人骚客，他们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觉得自己的脑袋后面有一只巨大的史笔。这支史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历史，也传达了一种有关人间正义的基本界限。 《春秋》，包括《尚书》，以一种大事记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史学理念”，但在这之后还必须创造一个可以长久延续的“史学模式”。这个模式，就由司马迁创造出来了。如果史学模式没有创造出来，这代人按照这种方式写，那代人按照那种方式写，这就构不成历史气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4页 -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几个朋友携带家人一起外出郊游，回来后的第二天大家的回忆已经很不相同，如果再过半年，彼此的印象就更加五花八门了。如果换成一个各色人等参与的大事件，结果会怎么样？彼此利益各有冲突，互相观点各不相同，所见所闻各有角度，大家在记述中难免包含着大量的隐讳和夸张，所谓“客观”的历史几乎无从谈起。二十世纪的法国新史学已经尖锐地指了出来，他们到后来只相信“心中的历史”，即只相信历史在集体心理中的个别投影。司马迁很诚实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与当时流行的官场意志相比，已经比较客观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6页 -
记得我上初中时在书店里看到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我当时一看如醍醐灌顶。 成语是人们做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对高水准的文学表述者来说，它很可能变成“类型化”障碍。例如，一个真正的作家在描写时间过程时几乎不会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之类的成语，因为那太偷懒了，除非是黑色幽默。无论是成语还是定型的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如果作家们不想放弃由自己直接来描写对象的权利和责任，就一定躲避。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9页 -
诸葛亮在文学上抒发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学上抒发的是宇宙生命。由此高下立判。 曹操一拿起笔，眼前出现的是沧海、星汉、生命的盈缩、忧思的排解、天下的归心……都是文学的终极关注点。这种关注点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都太大太高，远不及诸葛亮的关注点容易让人感应，因此，曹操在文学上是孤傲的。 文学凭着作品说话。如果就作品论作品，我们不能不承认，曹操在他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格调实在很高。有人说，他可能是作伪，其实这不可能，曹操是那种做了坏事也不想掩饰的人，他心中没有“舆论”的概念，更不必说当时写诗也没有地方“发表”，只唱给自己的内心听。 另外，在诗歌的技巧上他也非同寻常，句式、节奏、用词，全都朴茂而雄浑，简洁而大气。他以一种深沉的男低音，足以让文坛为之一振。他诗歌中的一些句子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熟语”，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海不厌深”等等，这说明，他参与了中华文化主干话语的创造。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5页 -
最能代表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化特征的，并不是曹操和诸葛亮，而是一群被称为是“魏晋名士”的人。曹操和诸葛亮他们毕竟是残酷战乱环境的制造者和参与者，而真正的文人却放浪形骸、纵情自然，成了社会主流价值系统是叛离者。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意象，原因只在于，这种意象非常的奇特、难以解释，进入了一种特殊艺术人格的神秘部位，而且贯通古今。 第一个意象是阮籍的哭。他经常坐在牛车往前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当时的路，四通八达的不多，走着走着就不通了，于是牛车停下了，他就嚎啕大哭。然后再让车子掉转过来，走另外的一条路，又走到尽头了，又嚎啕大哭。在这荒野之间，没有任何人看见他，他是哭给自己听的。 阮籍一次次在路尽头的哭，并不包含很具体的针对性，既不针对古人，也不针对世道，也不是针对自己，那是一种宏大的哭，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哭，却说不清楚象征什么。我看中的正是这一点，好像是在哭人生途穷，世间窘迫，也好像是在哭草树凄迷、长天冷漠，更重要的是，这种哭又与一般意义上悲伤不同，他一次次地重复寻找这种哭的机会，一次次寻找走不通的路，他追求这种体验，而是一种隐秘的、纯个人的体验，这是一种极为超越的大人格、大行为，足以凌驾古今中外。 第二个和他有关的意象是“啸”。这是一种发音方法，没有内容，没有言辞，只是让一种喉底的声音自然倾吐，深沉宏亮，婉转悠远。他曾到苏门山去寻找一个叫孙登的高人，两人见到都不说话，他就“啸”了起来。“啸”了一遍后，孙登从打坐入定的状态中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便再“啸”一遍。“啸”完，发现孙登又打坐入定。他觉得已完成任务，就下山去了。走到山下面，突然听到另有一种“啸”声从山上传来，立即铺盖得漫山遍野，这是孙登在回答他。 阮籍写过一篇《大人先生传》，他所说的“大人先生”，就是孙登这样的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共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他们真的没有太具体的语言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9页 -
喜欢做梦的人很多，最厉害的做梦人是把自己的梦变成民族的梦。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陶渊明，那梦，叫桃花源。 “心远地自偏”，也就是心能移地，这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但陶渊明毕竟是一个高于哲学家的大诗人，因此立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感性境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一种色彩明丽的大安静。 陶渊明所说的“田园”，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家园”，既是有形的，更是无形的。他本人早年为了家里的生计，做过了几次小官，但只要是勉强过日子，就辞职回家，我们初一听，他家里有菊花，有东篱，又看的见南山，非常舒适，但应该明白，他必须自己耕种，就像嵇康抡起铁锤打铁，亲力亲为。 嵇康再怎么打铁，也是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而陶渊明则选择了远离贵族，而且，嵇康和其他魏晋名士都有一点点故意要显摆自己的叛逆姿态，而陶渊明则是完全的消失，不让别人来追踪，因此陶渊明更彻底。 陶渊明的朴素，是对一切色彩的洗涤，因此也是中华文明在当时的一种最佳归结。他汲取了儒家的责任感，但放弃了儒家的虚浮礼仪；他更多地靠近道家，又不追求长生不老；他吸取了佛教的慈悲和看破，却又不陷入轮回的迷信。结果，他皈依了一种自然哲学：以自然为本，以自然为美，因循自然，欣赏自然，服从自然、投向自然。他本人，也因自然而净化了自我，领悟了生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7页 -
在一场大灾难之后，别的可以恢复，而文化却不可以用“恢复”一词，因为它必须以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向前延伸。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64页 -
不要在整体上鄙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庞大的人群。许多傲慢来源于无知，终究是文化的毒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8页
作者: 余秋雨
副标题: 中华文化四十七讲
isbn: 755021087X
书名: 北大授课
页数: 316
出品方: 磨铁·文治图书
定价: 32.80元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 201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