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棋局》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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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处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都应该把美国视为天然盟友。美国从未像俄罗斯和日本那样企图夺取中国领土,也从未像英国那样羞辱过中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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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兴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项使中国参与认真的战略对话的政策,最终也许还要使中国参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三方努力。这种和解将反映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还应消除关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出现恶化。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通过收回香港成功地证明这样一个原则甚至一个大中华也能容忍和保障更为多样性的国内政治安排。
尽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阐述的那样,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想要结成的任何反美联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种临时的、策略性的姿态,但美国仍应重视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在任何这类“反霸权”的联盟中,中国都将起关键作用。作为最强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员,中国将成为这种联盟的领袖。这种联盟只会围绕着一个不满、失望和有敌意的中国出现。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财力成为这种联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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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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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需要早做准备,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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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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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互联网而如虎添翼,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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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体。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性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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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第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成为一个带有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统治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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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
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它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充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连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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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人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之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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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的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保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体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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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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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地处亚洲,日本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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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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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字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出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权力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他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员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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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是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
·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
·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室友美国主导的;
·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
·一个厨师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机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
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苏联)的努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作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G.Jhon Ikenberry)做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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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面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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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惹味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
救赎+安全=欧洲+美国
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
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
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
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
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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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的职务,以更有经验但正统的前共产党国际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对伊朗和中国感兴趣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enniy Primakov)代之。一些俄罗斯评论家猜测,普里马科夫的倾向可能会促成一个以三个在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首要地位问题上有最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为核心的新“反霸”联盟。普里马科夫上台伊始的几次出访及讲话加深了这一印象。而且,现有的中国与伊朗的武器贸易关系及俄罗斯愿与伊朗合作加快其获得核能源的倾向与更紧密的政治对话和最终的结盟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国、世界上最好战的伊斯兰大国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强的亚洲大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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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罗斯的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洲和北约的欧洲。如果俄罗斯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罗斯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罗斯又太强壮了。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