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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刘士永
不论从源流抑或形制上来看,武士刀与柳叶刀都应该毫无关涉,自然在社会意涵与文化象征上也无交集。然而,西洋医学传入东亚社会的历史过程,向来是学界注目的议题。有鉴于国内学者精研中国、台湾之事例,而日本亦为东亚地区医学西化的先声,且下启台湾医学发展之滥觞,笔者酌以本书勾勒西洋医学在日本之递嬗,并及于尔后之形变与扩张。本书写作之起心动念,深受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James Bartholomew教授的著作影响,拟从社会结构(social formation)演化的角度,连结幕府时代封建身分制度、百年传承的武士家风及严格伦理规范,与明治初年日本对西洋医学受容及快速形变之因缘。尽管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医学主流逐渐向西方标准靠拢,但沿袭自幕府时代留下的武士社会特征,仍旧在维新后的日本现代医学上刻下许多历史的烙痕。落笔初衷则希望在近世中、日现代化比较之外,另辟观察之蹊径。易言之,如果只从事后成败论的观点来说,由民族或社会价值差异性论断中日现代化之成败,或许是一个便捷且能满足舆论心态的角度;然而这般说法却不尽然能指出医学在中日社会中的价值有何根本之不同,以及同属东亚儒家社会的晚清与幕府社会,又为何会对西洋医学的反应有所差异。是故,写作本书之目的,不在于论断东亚儒学与日本现代医学源流,谨望为科技中心论或实用主义所影响之东亚现代医学史观,提出一点带些文化趣味的看法与分析。
笔者自2009年出版专书Prescribing Colonization: The Role of Medical Practices and Policies in Japan-Ruled Taiwan, 1895-1945以来,陆续接获各种书评、建议与私下讨论。2011年发表于Japanese Studies 3卷3期上的一篇书评,评者认为书中涉及西洋医学在日本形变的部份,值得另以专书深究之(worthy of an entire book on its own)。此语事实上也应和了笔者撰写该英文专书时,为切合题旨忍痛删减部分论述与材料时的心情。然而,若非2008年有幸参与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的活动,原本的专书计划或将充满了医学技术与相关术语,全然忽略了「人」在其中的角色,更遑论文化与传统在日本西洋医学里印刻的足迹。在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担任访问学者期间,笔者才开始有机会在张昆将教授亦师亦友的引导下,将研究的触角伸往更深层的江户社会、儒学、与武士道的演化,略为参透过去仅能意会却难以明说及解释的现象。易言之,本书大部分论述主体,均为作者于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访问期间的部分工作成果。笔者于2009年台大主办「东亚视野中的日本武士道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之论文,及尔后数度公开演说、报告该论文,所博采到各方的建议,约莫可视为这些成果之初步展示。其中,书稿涉及1894年香港鼠疫与1896-7年台湾鼠疫争论者,曾于2010年3月假美国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夏威夷年会时发表,幸蒙庆义大学铃木晃仁教授、大阪市立大学胁村孝平教授、与旧友青山学院大学饭岛涉教授提携,解决日本洋医界的人际网络与知识流通特质的疑惑,书稿雏型终于在2011年底方得以浮现。2012年全书定稿后共计六章,结构安排依时叙事且援事为纲,分别起自背景介绍之首章:溯源与流变,其次依序为第二章:交锋与转化、第三章:名门与正宗、第四章:瑜亮之争、第五章:流转与离乡、与终章:弦尽音未竟。全书略论日本西洋医学之文化特质与医学争议,点明日本洋医界之文化及社会传承,侧写与殖民地西洋医学发展之关系。笔者盼以此书呈现幕末侍医门风在明治医学现代化中的演化,并展现部份日本现代医学发展里的文化与传统特质。
尽管笔者资质驽钝,以致于本书篇幅有限且部分论述不过泛泛而已;但书稿历经师友之提点与匿名审查人精辟建议的调整,终能稍稍补偿先天不足,得在东亚文明丛书系列里滥竽充数。就是因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受益多方,因此当笔者最后校阅书稿时,不由得笑拟拙著是「丹麦三明治(Smorrebrod)」──一种食余提升而来的丹麦特色食品,虽不尽然能登大雅之堂,但仍自有其风味。一如笔者访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时,得以从容悠闲地完成英文专书初稿;此次能完成拙著,笔者须感谢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研究中心(Center for Historical Research)的支持。2011年9月获选为该中心资深研究员以后,主任John Brooke教授宽容地允许笔者专注于书稿之修改,甚且代为接下许多中心的琐事。如果没有他、Christopher Otter,以及 Philip Brown等人的相助,这书稿或许迄今仍在修改中。至于语文上的协助,国立东华大学郭俊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市川智生教授都不吝于伸出援手,笔者在此一并致谢。若说本书还有一些值得翻阅的地方,真的要衷心感谢上述所有单位的支持与学界同仁的无私,让笔者英文专书未能详论的「前传」得以面世。笔者职务所属之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也在研究空间与材料上提供莫大的帮助。书中部分内容亦曾于台史所讲论会上发表,同事的批评与指教都是增艳本书之处。家人的支持,从来就是研究写作上最无形,却也最关键的支柱;他们的名字虽不在本书中出现,身影却满布在字里行间。
刘士永
2012年2月序于南港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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