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

约翰罗金斯花了40年时间，对不同国家的数百人进行了调查研究，有穷人也有富人。然后他以讥讽的口吻对他们的品格状况做了一个总结，在《给那后来的》一书中，他说： “发了财致了富的人，通常来说，勤奋、果断、骄傲、贪婪、雷厉风行、有板有眼、理智、缺乏想象力且毫不敏感。而那些一生贫困的人往往是极端愚蠢的人、极端聪明的人、懒惰的人、莽撞的人、谦卑的人、善于思考的人、想象力丰富的人，毫无远见的人、敏感的人、毫无规律且受情绪支配的人，他们有些是拙劣的恶棍，有些是公开的盗贼，有些完全是菩萨心肠的好人。”

叔本华的同行、哲学遁世主义者尚福尔说：“一旦我们下定决心只去理会那些对我们做出评价时显得品行端正、纯洁善良、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的人，而这样的人把传统、自负和仪式完全等同于文雅社会的道具，因而对此毫不关注；一旦我们下此决心(而且我们必须下此决心，否则我们就会变得愚蠢、软弱或恶毒卑劣），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独自生活。” 叔本华认为这种情况无可厚非。“这个世界只允许我们在孤独与卑劣之间进行选择，”他说。而且他建议年轻人应该学会“如何与孤独为伍……因为一个人被迫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越少，他的境况就会越好”。叔本华认为，幸运的是，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在与他人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后，都会自然而然地“不愿和他人有频繁的交往，就像一个小学校长决不会愿意和周围的一群吵吵嚷嚷、喧闹不休的孩子搅和在一起一样”。 这种观点说明，决心躲避他人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和他人交往。这一想法只是反映了我们对所能够交往的对象的不满。愤世嫉俗的人都不过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事物的要求标准很高，达到了常人所难以理解的程度。用尚福尔的话说：“我们往往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看作是不喜欢人际交往的人。这样的说法就像把一个不愿在深更半夜去邦迪森林散步的人看作是不喜欢散步的人样。”

现代社会中，积累财富的能力为人们所重视。 似乎金钱与职位携带着一种道德品质。 它的存在体现了拥有者的美德。 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至少拥有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 至于其他的品质：谦逊或正直，则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失业所带来的耻辱，同战争年月的懦弱行为所导致的耻辱不相上下。 托尔斯坦.凡伦勃认为：在一个商业社会中，任何坚持一个人可以很有道德，同时仍很穷的观点都是没有市场的。即使是对财富最不在乎的人，也会感受到一种迫切的需要去积累财富，并且向外界展现自己拥有财富，以期逃避责备。一旦没有积累足够的财富，就会感到焦虑不堪，感到自己应该受到责备。 为什么把挣钱上的失败看作一个人有缺陷的证据？其原因并不复杂。挣钱的过程往往需要个体具备某些优秀品质，坚持干好任何工作几乎都需要智力、体力、计划能力以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的精神。事实上，挣钱越多的工作，对个体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越高。律师和医生不仅比扫大街的清洁工收入高，而且他们在工作中持续投入的精力、知识和技巧也要多得多。 贫穷最根本的特征，贫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导致的身体上的受苦，而是他人对贫困状态的负面反应所导致的羞耻感，是贫困状态违反了亚当斯密所称的“既定的社会体面原则”所产生的羞耻感。

在一个贵族社会里，底层的仆人能泰然地接受他们的命运，愉快地生活，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也不失自尊。然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有的只是报刊和社会舆论没完没了的鼓噪，让每个生活在底层的人都相信他们总有机会攀上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有机会成为实业家、大法官、科学家，甚至总统。这种无限机遇的论调在一开始也许能给人一种盲目的乐观，对那些底层的年轻人尤甚。但在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最优秀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脱颖而出，实现他们的梦想；而多数的人，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他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他们会转而变得意志消沉，内心极度痛楚，并轻贱自己，同时也憎恶自己的顶头上司。 　　 　　 　　直到18世纪，几乎在所有西方国家，实施的还是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显然是极端不公正的，但它却让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有了一种自在和自由：他们不必将自己同社会中其他的人 　　 　　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比照，因而，在心理上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严重缺乏社会身份，也没有如今底层人们那种强烈的一无所有和一无是处的焦虑。 　　 　　 　　世界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约翰-洛克 《政府论两篇》：政府的正当性在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 　　 　　 　　例外并不代表普通情况，美国仍然有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先前的贵族统治制度下的穷人不同，美国底层的人把他们差强人意的生活现状归咎于期望的泡汤或理想的受阻。 　　 　　 　　你失去的是链锁，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认为，付给工人的工钱就像“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工作的真正目的再也不是工人了，而是金钱”。 　　资产阶级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他人对我们的赞赏可以说在两个方面对我们非常重要：一是物质方面，因为社会对我们的遗弃能够带来 　　 　　物质方面的缺乏与危险：二是精神方面，因为一旦他人停止对我们表示尊重，我们就很难对自己继续怀有信心。 　　 　　哲学遁世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瑟·叔本华如此说道:“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性、他人感情的琐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 　　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一切活动变得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 　　 　　“如果一个音乐家已经知道，除了一两个人之外，所有的听众都是聋子，那么是否还会因这些听众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掌声而沾沾自喜呢？” 　　 　　“一旦我们下定决心只去理会那些对我们做出评价时显得品行端正、纯洁善良、通情达理和实事求是的人，而这样的人把传统、自负和仪式完全等同于文雅社会的道具，因而对此毫不关注；一旦我们下此决心(而且我们必须下此决心，否则我们就会变得愚蠢、软弱或恶毒卑劣），其结果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独自生活。” 　　 　　 　　马克思认为，付给工人的工钱就像“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工作的真正目的再也不是工人了，而是金钱”。 　　资产阶级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解决焦虑的成熟之途可以说始于一种认识，即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听众的选择：听众可以是工业家或波西米亚人，可以是家庭成员或哲学家——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