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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性别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上，我作了《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发言，反响尚可；讲演结束后的现场交流，男性学人林树明问我：“美国女权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对你有何影响？”我回答道：“我看过米利特的《性政治》，但我主要是研究了中国自己的，包括古代传统文化，才作了这个对男权话语批判的。”这个回答是实情，但到底还是隐瞒了《性政治》一书对我这个“批判”的重大价值。我是细读了《性政治》的，你若见到我读过的这本书，会看到其间的上百个眉批和夹条。《性政治》对人类文化中性别问题的“良性轰炸”，同样炸开了我头脑里的种种疑团，找到了男性“恐女症”、“厌女症”等的人类性根源，从而催促我去作这个“批判”。对于这个“催促”和“动力”，我理应正面承认与感激才是，但却自欺欺人地给予隐瞒和低估，这是为什么？原来是我“坚守本土化立场”的无意识在作祟，乃至到了作秀之境；该行为也反映了我在“体”“用”争论中所呈现的一种片面性和脆弱性。其实，任何文化的建构与价值实现，都须有异质文化作为参照系；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性别文化，更是难以离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驱动，在此搞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未尝不可。倘若对西学付之以轻忽，那倒反而会不利于本土化及其价值的实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终于让我在用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加倍的用心沉潜于西方理论了，结果颇有收获。后来，香港谭国根先生将香港会议发言集成了《性别、话语与文学中的自我：中国大陆、合湾及香港面对的问题》（英文版）一书出版④，我的发言也被收入。 (查看原文)

  Momo 2022-09-22 22:18:22

• 接触的研究家的著作，如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克里斯蒂娃：当代女性主义的典范》（论文）、陆扬《德里达的幽灵》等就让我颇为出神；我也看重造诣深厚、能贯通中外哲学史的哲学家的意见，如张世英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哲学的转向及其影响》《阴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 (查看原文)

  Momo 2022-09-22 22: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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