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天下》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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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帝国）——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第一个循环历时近七百年（前770——前87），第二个循环也是700年（220——960）。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页 -
七、第三条穷途：单中心高压非稳态政治裸奔毫不夸张地说，秦帝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王朝。既如此强大：一六国，败匈奴；却又如此弱小，戍卒叫，全乱套。这个帝国仅在子宫里就花了650多年时间（从非子受封秦亭到灭亡六国），但从出生到死亡，却只用了15年。是何原因？从古自今，众口一辞：过于残暴。这个结论的基调是西汉大思想家贾谊定下的，但我认为没有说到点子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二章 过渡时代：秦帝国的裸体霸权 -
“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那么，”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什么呢？是癌变。”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1.庸主；2.外戚；3.太监；4.方士；5.幸臣；6.酷吏；7.贪官。这七大癌肿，或继发，或并发，虽然寄生在皇室身上，但抽取的，却是民脂民膏民血；祸害的，是所有良臣能吏；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能量和活力。等到生命力耗竭，前来为王朝送终收尸的，不是入侵的蛮族，就是起义的农民，或者两者共抬一口棺材，像明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页 -
孔子在《礼记·礼运篇》里提出一个基本命题：最好的政治体制是“天下为公”，造成的社会名曰“大同”。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公天下之理”，在后世儒家那里，此“理”被表述为“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 “公天下之理”的核心，首先是国家最高权力不专属一人终身占有；其次，全部统治机器也不是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分配的私有财产；再次，无论最高权力还是分出去的地方统治权，均不会世袭。 他（孔子）在《春秋三传》里提出了另一个基本命题：最值得维护的政治体制是“大一统”，该体制名曰“春秋”。我们把这个命题称为“大一统之义”。 “大一统之义”的核心，是国家最高权力和整个统治机器归于一家或一人占有，而且可以无限期合法占有……。 如果把“公天下”境界设为最好的理想政治（大道政治），“大一统”境界分为相对较好的西周体制（王道政治）和不那么好的帝国体制（霸道政治），“大乱”境界设为最差的“无道”政治，那么从孔子开始的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凡是反对中央集权的，都是为了争取最好的大道政治（公天下）或为了争取较好的王道政治，而飞较差的霸道政治（朕天下）；凡赞成中央集权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最差的“国家分裂、天下大乱”之无道政治。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在《过秦论》里，他（贾谊）认为秦帝国灭亡的一条祸根是中央集权，没有“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也就是说，没有搞分封制……在《治安策》里，他反过来认为，汉王朝为自己埋下的祸根就是“中央不集权，搞了分封制”…… 我们把《过秦论》的论述主题——秦帝国单一郡县制中央集权，称为“高压”政治；把《治安策》的论述主题之一——汉王朝前后分封异姓、同姓诸侯王的地方坐大，称为“负压”政治。如此，则可以这样表述贾谊最主要的政治思想：高压要不得，负压也要不得。什么要得？调压要得。什么是调压？调压就是给负压政治加压，给高压政治减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5页 -
这种政治与秦帝国政治有相同的地方，即中央高度集权（不再有政治意义上的地方诸侯）；也有不同的地方，即继续扩张和专制的步伐都停顿了下来，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高压稳态”政治，而处于扩张和专制循环推进途中的政治，比如秦始皇和汉武帝时期的政治，则是“高压非稳态”政治。 为什么瓦解好于土崩？徐乐语焉不详。依我之见：一是速度问题——秦帝国土崩在瞬息之间，周王朝瓦解了好几百年；二是归属问题——土崩不可重启，土崩之后，江山一定改性，瓦解则可重聚，汉初前后七国乱后，江山还是姓刘。 显然，“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那么，“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什么呢？是癌变。“高压稳态”政治容易滋长七种毒瘤：1.庸主；2.外戚，如王凤、王莽；3.太监，如石显；4.方士，如汉武帝时的李少君、文成将军少翁、五利将军栾大、公孙卿等；5.幸臣，如董贤；6.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暴胜之等；7.贪官，这不用举例，俯拾皆是。这七大癌肿，或继发，或并发，虽然寄生在皇室身上，但抽取的，却是民脂民膏民血；祸害的，是所有良臣能吏；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能量和活力。等到生命力耗竭，前来为王朝送终收尸的，不是入侵的蛮族，就是起义的农民，或者两者共抬一口棺材，像明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6页 -
自有信史，中国历史上可称为“黄金时代”或“太平盛世”的，无非五个：春秋时代、文景之治、贞开之治、康乾盛世和民初“黄金十年”。 春秋时代（前770-前476），可以称得上中华文明的怀胎时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个说法，认为存在一个“世界历史轴心”，它形成于公元前500年左右，而存活下来的人类文明，都形成于公元前600到公元前300年之间，这个时期被他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主要发生于四个地区：古希腊、以色列、古印度和中国。 “轴心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其标志是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墨子等等。轴心期完成的是从神话到理性、从超验到经验、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过渡，所以是一个世俗化和“精神化”时期。如同西方学者所说，迄今为止的一切西方哲学都是对古希腊哲学的注释一样，秦汉以来的所有中国哲学也都是对春秋诸子哲学的注释，只是注释得不如人家好罢了。 西汉文景之治……是“汉民族”作为一个世界性民族开始形成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新的文明模式——河流域地区多民族、超大规模的政治统一与小农经济结合。它开始了中华文明的聚变过程，为精神—物质文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第一，缔造了一个以大规模的政治体作为承担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二，提供了超民族的文化认同。 五个时代，跨越二千七百年，有共同之处吗？有！它们的母体都是负压或负压与高压混合政治，或母亲，或祖母。春秋不用说，文景之世也不用说，都是中央政府弱于侯国，有所不同的是唐初。有趣的是，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帝国）—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9页 -
负压之所以能出生时，因为它释放了活力；高压稳态之所以会长毒瘤，因为它禁锢了生机。虽然既有活力又能稳定是所有政治追求的目标，但在中国四千年的政治框架里，这种状态虽然有过，但其存续时间很少超过一到两个帝王在位的时间。要活力，就要牺牲当下或未来的稳定；要稳定，不得不牺牲当下或未来的活力。 这就是中国四千年来的政治困境：中央不集权，地方分权，虽有活力，但容易处于低压或负压状态，不稳定，容易“瓦解”；中央一集权，集急了，高压不稳定，容易“土崩”，而集慢点儿，最好也就是高压稳定，慢慢“癌变”。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页 -
不难看出，这两个命题明显背反。不过，这是假性背反，而非真性背反。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而假性背反通常只有好坏之分，并无正误之别；它们不是逻辑命题，而是境界问题，不服从同一律，服从所谓的辩证法，因为它们不在同一个境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页 -
公天下之理”的核心，首先是国家最高权力不专属一人终身占有（所以有禅让）；其次，全部统治机器也不是可以在一个家族内部分配的私有财产（所以“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家”）；再次，无论最高权力还是分出去的地方统治权，均不会世袭（所以说“人不独子其子”）。根据这个原理，在没有政党运作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任何中央集权体制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高压非稳态”政治的风险是土崩，“负压政治”的风险是瓦解，“高压稳态”政治的风险是：1.庸主；2.外戚；3.太监；4.方士；5.幸臣；6.酷吏；7.贪官……等到生命力耗竭，前来为王朝送终收尸的，不是入侵的蛮族，就是其一的农民，或者两者共抬一口棺材，像明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历史完成了第一个政治史大循环：从负压（春秋）--战乱--（战国）--高压非稳态（秦）--负压（文景）--高压稳态（汉武帝）；从魏晋到唐宋，则完成了第二个政治史大循环：负压（魏晋）--战乱（五胡十六国）--高压非稳态（隋）--负压（唐初）--高压稳态（宋）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宋元明三朝又700年，出现了高压稳态与战乱分裂的单循环，再没有出现负压政治，因此也就与黄金时代无缘，而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从顶峰开始滑落、进入下行通道的700年。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页 -
一般被称为“东方文明”，其特点是国家与文明一体或国家趋向于与文明一体。所谓国家与文明一体，就是政治体的大小与文明体的大小重叠，一个文明一个国家；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与西方“民族国家”相区别。…… 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文明是天下的“灵魂”，国家是天下的“身体”。一个天下国家，只要文明的魂魄不散，即使国家体无完肤，也会重建起来，破镜重圆。比如中国的战国时代以及其后的三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凡留在近东河流域地区的，都走上了向外征服、建立大规模帝国的发展道路；凡迁徙到爱琴海地区的，最终都走上了向外分散殖民、建立众多殖民城邦的发展道路。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一、河流的长度，决定河流域国家规模大小；二、河流域国家都有以下三大依赖——水利依赖、安全依赖、救灾依赖；三、依赖越深，建立的帝国也越专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一个社会对农业的依赖越深，对水利的依赖就越深。一个河流域文明的河流越长，对社会规模的依赖就越深。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想要避免河流上下游居民之间的水资源争夺，甚至战争，其国家规模就要揽括整个流域，版图之长度或宽度就不能短于河流的长度。具体说，华夏国家最长的直径，要长于6000公里（长江6397公里，黄河5464公里。）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当然也会有人口过剩，但任何一个小城邦或几个联合起来的城邦，都很难编织成庞大军队去征服其他有肥沃土地的国家，只能走另外一条路，即向爱琴海各岛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甚至北非大量分散殖民。 (查看原文) —— 引自第39页 -
所谓“霸权”，是自我授权的一种政权形式，其自我维持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内对外无限制地使用暴力。 法家核心概念有4个：法、权、术、势。 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06页
作者: 吴稼祥
副标题: 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isbn: 7549527504
书名: 公天下
页数: 397
定价: 43.00元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1-1
装帧: 精装
出品方: 新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