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下）

赤壁之战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任孙权，伐张鲁这三件事，成败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没有把事情做到底，或者穷寇不追，或者无功而返，或者得而复失，可谓“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之恨，为什么要西征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传》讲了三个原因。第孙刘联盟已成气候，一时半会瓦解不了;第二，马超、韩遂拥兵中原，迟早必除;第三，孙权有同马、韩联合的倾向，只是因为周瑜病逝才没能实施。据《三国志・周瑜传》，周瑜提出夺蜀(刘璋)、并张(张鲁)、联马(马超)的建议，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十二月。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明白曹操为什么会在建安十六年一开春，就准备对马超和韩遂动手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说法。但我以为，以曹操之善用权谋，怕不会是轻信了钟繇吧!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就认为所谓“明讨张鲁，暗伐马韩”，乃是曹操的主意，而且是“伐號取虞”之计，目的是逼反马超、韩遂，再发兵讨伐(以速其反，然后加兵)。这个我们也就不讨论了。反正钟繇的军队一动，马超、韩遂等关西十部，果然全都反了。他们合众十万，电据潼关，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

曹操征求贾诩的意见，贾诩说可以假装答应(伪许之)。曹操又问假装答应以后怎么办，贾诩说“离之而已”。曹操马上就明白了一一用离间计。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背景，就是马超、韩遂这支叛军，虽然号称十路人马，十万大军其实不过乌合之众。主帅之间，也离心离德德。马超是马腾的儿子，马腾和韩遂则关系复杂。他们原本是老朋友，继而又反目

只是十分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人苦无足，既得右，复欲得蜀! 这是反用典故，原话是汉光武帝刘秀对大将军岑彭说的。据据《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八年(公元32年)，岑彭跟随刘秀破天水，围西城，胜利在望。不久，刘秀东归，致书岑彭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岑彭理解了刘秀的意图，平陇之后后即人蜀，灭了公孙述。显然，刘秀的意思是:人，总是不知足的，得了陇，就肯定望蜀。曹操的意思却是反过来:人，不能不知足，得了陇，就不要再望蜀了吧!

当然，曹操不会将整个天下拱手相让。善于用兵的他，把防线建在了汉中与关中之间的交通要冲冲，同时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陈仓。这个决策有效地遏制了刘备前进的势头。刘备、诸葛亮终其一生，也没能越过这条防线

以后，蜀汉政权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他从荆州带来的，包括诸葛亮，也包括和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关羽、张飞，无妨称之为“荆州集团”。一部分是刘焉入川时带去的，无妨称之为“东州集团”。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的，无妨称之为“益州集团”。这三个集团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后来蜀汉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不过，刘备人蜀之前并无此矛盾。入蜀之后，也还没有尖锐到刘备镇不住的程度。

这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演的一场戏，也是他沽名钓誉的惯用伎俩。事情很简单，如果不是演戏，做秀，那就该真让。然而实际上怎么样呢?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增封曹操的的三县二万户倒是收回了，他的三个儿子却在几天后封侯。曹植封平原侯，曹据封范阳侯，曹豹封饶阳侯，均食邑五千户。平原在青州平原郡，范阳在幽州涿郡，饶阳在冀州安平国。表面上看，曹操少了五千户，换来的却是三个县侯，而且一个州一个，封地都是战略要冲，你说曹操是赔了还是赚了?

枪杆子就更重要;与其堵住天下人的嘴巴，不如捏住天下人的脑袋。 要攫取和控制权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就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政治中心 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他要在官场上捞回来。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曹操的政治待遇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月，皇帝批准他“设天子淮旗，出入称警跸”。十月，享受“冕十有二流，乘金根车，驾六马，设设五时副车”。警跸(音必bi)，是天子出入的专称。出称警，入称跸。冕十二旒，是天子的服饰。东汉制度，皇帝十二旒，白玉;三公诸侯七旒，青玉;卿大夫五旒，黑玉。金根车是皇帝的专车，驾六马也是皇帝的待遇，诸侯只能四匹。五时副车是和金根车配套的，按东西南北中涂成青白红黑黄五色，也是皇帝专用的。天子旌旗就更不用说了。曹操获得这些待遇以后，在礼仪上和皇帝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再加上他大权独揽，已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而且比那个傀儡皇帝更像皇帝。

样，一方面骂他是汉贼，另一方面又巴不得他早点称帝。据《三国志 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孙权甚至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上表称臣，说天命就在曹操这里。对此，曹操的头脑倒是很清醒。他明白，只要自己称帝，刘备、孙权他们马上就会跟着来，“纂汉”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他可不上这个当。再说了，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却是“中央”，刘备、孙权也只是“地方”。如果三个人都称帝，刘备、孙权他们就不是“地方”，而是“对方”了。这可不划算。所以，曹操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这小子是要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哇(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这才有“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说法。也就是说，是否代汉自立，另创大魏王朝，听天由命吧!但是，封公、建国、称王这些事，该做还得做，而且一往无前。

宗庙和社稷分别建在宫殿前方的左右两边。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叫“左祖右社”。在中国古代，这是只有独立主权国家的元首才能享受的待遇。它们也同时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独立主权。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兼并战争中，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那么，在攻入这个国家的首都以后，一定要毁灭它的宗庙和社稷，叫“毁庙灭国”。相反，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则一定会同时把宗庙和社稷建立起来，叫“建庙立国”。在西汉初年，只有诸侯王才能这样做，侯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封侯是赐爵，封公是建国。曹操被封为魏公，而且明文规定“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就意味着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独立公国。

任)，而且“常居中持重”。尚书令，就是宫廷秘书长。东汉政归尚书，尚书令就成为总揽朝政的首脑人物，相当于不是丞相的丞相。当然，汉献帝那个朝廷，是被曹操架空了的。曹操本人，也在建安十三年恢复丞相职位后亲任其职，所以不能说荀彧就是“不是丞相的丞相”。不过，曹操是经常要外出行军打仗的。即便回师，也住在邺城，不在许县。朝廷里的日常事务，就交给荀彧了，由荀彧帮他看住朝廷，看住皇帝。所谓“居中持重”，就是这个意思(居中，就是在朝廷做官;持重，就是承担重任)。 h而日帮萌福出谌划策。曹操在外面打

献皇帝一次徒劳的反抗。这才使得曹操用这种暴戾的手段来给他个下马威，就像当年棒杀蹇硕的叔叔一样。杀“鸡”的结果，是“猴子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直到最后乖乖地交出皇位，换得一个“献”的谥号。顺便说一句，献，就是乖巧明白识时务的意思

实际上曹操一直就是两面作战的，既要对付公开的敌人，又要对付隐蔽的敌人。那么，在此之前，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前面三集我们讲到，曹操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军事上半途而废;起先“如如萧何故事”，继而封公爵建国家，最后晋爵魏王，政治上得寸进尺。这说明曹操的战略重点已由军事转向政治，由战场转向官场，而且在背离自己初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当然是他野心膨胀的结果。于是，进退失据的荀彧只好去死，同样退无可退的曹操则继续杀人。

那么,你怎么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你又怎么在营造宽松环境、鼓励正当批评的同时,防止有人利用舆论图谋不轨?当你打击那些敌对势力时,会不会也弄得万马齐暗、人人自危、鸦雀无声?这可是考水平的。 曹操的做法法,是“三个区分”一是区分“提意见见”和“唱反调”是区分“闹别扭”和“搞阴谋”;三是区分“一个人”和“一伙人”。如果只是一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那么,哪怕是故意唱反调,曹操也未必杀他,比如祢衡(祢音迷mi,日音你mi)。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果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非常厉害的。因此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谥曰敬)。孔融一贯唱反调，又代表着社会上和朝廷中的反对势力，长期和曹操作对，就不但要公开处死，满门抄斩，还要妄加罪名，批倒批臭。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曹操是以政治划线的。他或许可以容忍别人不给他面子(当然也有不能容忍的时候)，却绝不能允许反对他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安排。谁要是胆敢反对，他就一定会举起屠刀，毫不犹豫地予以消灭，就连荀彧这样的功臣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崔琰和杨修了。

这类人物，猜忌心和防范心都是很重的。他们最忌恨的，便在一个专制的体制之中别人猜透他们的心思。因为他们要维护自己一人专政的独裁统治，就必须实行愚民政策和特务政治。别人的一切他都要掌握，自己的想法却不能让别人知道，除非他有意暗示、提醒。总之，独裁者必须把自己神秘化，才能显得“天威莫测”，让别人战战兢兢，自己得心应手。杨修对曹操的心思洞若观火，而且连将要提问的次序都能猜到，这实在太恐怖了，有这么一个人物守在自己身边，曹操还能玩政治吗?如果杨

上一集我们讲到，吕蒙白衣渡江，偷袭南郡:徐晃趁机反攻，解救樊城。此时关羽的处境，用张作耀先生《刘备传》的说法，是“既失地盘，又失将吏，更失民心”。如此“三失”，关羽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了。

的办法。据《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关羽被杀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到了曹操那里。很显然，孙权是要制造一个假象，让大家认为是曹操要他杀关羽的。孙权的这点小心眼，曹操还能看不出?就按照诸侯的礼仪厚葬了关羽。这也等于向大家宣布，关羽不是我要杀的。那么，曹操为什么不把关羽的首级退给孙权呢?第一，这也未免太过分，会和孙权翻脸，何况曹操确实有和孙权联合共击关羽的盟约。第二，曹操此刻是大汉王朝的丞相，代表“中央”，没有退回“地方”上缴“中央”东西的道理。他只能用厚葬的办法来撇清自己。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你不能说刘备完全选错了人。首先，关羽忠诚，这个不成问题。其次，关羽能干。自从刘备起兵，南征北战，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分兵则異，一旦分兵，一定是自己带一支部队关羽带一支部队，可见其有独当一面的才干。第三，关羽在行。守荆州，是要能带水军的，偏偏关羽就能。当年刘备败于长坂坡，就是靠关羽率水军接应才脱离危险。关羽本是北方人，居然一到南方就能带水军，也可见其能干。忠诚，能干，内行，这样算下来，刘备入蜀，要留一员大将驻守荆州，还真非关羽莫属

费诗这样说，在刘备集团当中，已经算是敢摸老虎屁股的了，但也还是顺着毛摸。这说明刘备集团从来就是惯着关羽的，关羽变成了个“惯坏了的孩子”。“惯坏了的孩子”有两个特点，一是任性，二是天真。因为惯坏了，所以任性;因为是孩子，所以天真。关羽就是这样种人。因为任性，所以发动了襄樊战争;因为天真，所以被吕蒙和陆逊忽悠。因为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处理敌、我、友关系时，犯了一系列错误

身边，能不做好应变的准备吗?因此，他不顾所谓“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反对呼声，毅然决然移都武昌，并在刘备出兵之后，在长江沿岸布下道道防线。可见，孙权一直在提防刘备。也可见，孙权打的是有准备之仗。 相比较而言，刘备的准备则是不足的。荆州之战后，刘备虽然又气又恨，却既没有沉下心来总结经验，也没有休养生息厉兵林马，而是匆匆忙忙称起皇帝来。曹魏黄初二年四月月丙午(公元221年5月15日)，刘备在成都西北之武担山即皇帝位。草草收场后，便在六月调兵遣将，七月御驾亲征，并且命令张飞到江州(今重庆)会合。结果张飞还没动身，就被部下杀死，其首级也被拎到孙权那里去了。 张飞之死对于刘备无疑是重大损失。我们知道，刘备这边的一流将领，素有所谓“五虎上将”之说。其实刘备称王之后，只封了四员上将，即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没有赵云。赵云仍然是翊军将军。不过，陈寿作《三国志》，将赵云与关张马黄并为一传，因此民间有“五虎上将”的说法。关羽已在荆州争夺战中被杀，黄忠也于一年前病故。张飞一死，刘备的所谓“五虎上将”就去了 个。剩下马超防魏于北，赵云不受信任(原因下面再说)，东征的队伍中，竟没有像样的将领。另外，庞统已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战死，法正也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0年)去世，诸葛亮镇守成都走不开，因此东征的队伍中也没有一流的谋臣和军师。可以说，刘备发动这场战争，是匆匆忙忙的，出师不利，将帅乏人。那么，刘备为什么还要打这一仗呢

羽为 刘晔所说也很在理，很可能也是刘备当时的真实想法。因此，综上所述，我认为刘备伐吴，原因有三:第一，关羽羽和他情同手足，生死与共，此仇不可不报。第二，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刘备作为弱者，必须以攻为守;而曹魏太强，能攻的只有东吴。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荆州非夺回不可。前面说过，荆州是刘备的命根子，岂能任凭孙权夺去?此为原因之三。

已经着出」 那么，刘备的布阵有什么破绽，陆逊的进攻又有什么奇招呢?原来，刘备到达前线后，就命令部队从巫峡到夷陵连营，立营数十电，绵延七百里。据《三国志・文帝纪》，当时曹丕就断定刘备必败。曹丕说，刘备不懂用兵啊(备不晓兵)!哪有连营七百里还还可以抵抗敌人的?何况他那些营寨，扎得也不是地方。我看孙权的捷报就要来了。

身冷汁，只把地， 看来，无论将“君可自取”这四个字理解为取而代之，还是理解为自行其是，是让诸葛亮当霍光，还是让他当曹丕，对诸葛亮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因此我们就要问:刘备是“故意施压”，还是“无心失言”?或者说，是“真心相托”，还是“暗中设套”? 这当然只有刘备自己清楚，但也并非不可猜测。实际上，无论陈寿的“心神无贰”，或者卢弼的“情之所出”，也都是猜测。他们之所以得

权群白 部堪第一， 是不“开府”的，“开府”是刘备去世之后。我们知道，东汉没有丞相，还相是西汉的制度，其特点是可以“开府治事”。所谓“开府”，即开建府署，设置属官，也就是有自己的直属办事机构和下级官员。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丞相有独立于“皇宫”的“相府”，也有独立于“皇权”的“相权”。所以，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且自任丞相，其实就是要从汉献帝手上分权。那么，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却又不“开府”，恐怕就只能如张作耀先生所言，理解为“隐含着刘备的无奈和担心大权旁落以及对诸葛亮的不完全信任”。也就是说，刘备对诸葛亮，并非“无限信任”或者完全信任，而是有限信任或者有保留的信任 诸葛亮与刘备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如果仅仅因为刘备“喜新厌旧”，倒也无妨。可怕怕的是两人的政治理念发生了冲突。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理想就是“复兴汉室”。这个理想，贯穿了他的一生。刘备有没有理想呢?原先或许是有的，但后来忘记了。忘记的时时间，王夫之《读通鉴论》说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这个时候，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所以王夫之说:“先主之志见矣，乘时以自王而已矣。”什么“汉贼贼不两立”，不过是自己称王称帝的招牌。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关系。或者说，就是处理好各种关系。诸葛亮要处理的关系至少有四种，即君臣关系、同僚关系、盟友关系和敌对关系。这些关系都很重要，但按照帝国制度，首当其冲的还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

这就几乎和曹操一模一样。曹操的头衔和职务是什么?武平侯(县侯)、丞相(开府)、领葉州牧。诸葛亮呢?武乡侯(县侯)、丞相(开府)、领益州牧。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不同的是，曹操的头衔和职务至少有一半是自己弄来的，只有武平侯是汉献帝自愿封的，诸葛亮的头衔和职务却都是出自先帝和后主的本意。

，刘禅虽然窝囊，却绝不弱智。他只是没有骨气，并非没有心 说白了，他是装疯卖傻。刘禅很清楚，作为亡国之君，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能保住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有复辟之心，就连想念蜀国也不行。正如《三国志集解》引于

就曾用两件事说明这一点。第一件事，是诸葛亮去世以后，刘弹就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权旁落。刘禅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接替诸葛亮“总统国事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恢复了汉武帝以后的制度。延熙二年(公元239年)，任命蒋琬为大司马。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也录尚书事。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两大权臣权力交又，相互制衡，各有侧重。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刘禅干脆“自摄国事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从辅臣手中夺回君权，又岂是弱智的人干得了的

第一是“风追汉初，虛君实相”。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西汉初年中央机构的设置，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 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诸葛亮主政期间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了，是最好的。反过来，皇帝亲政并不好。皇帝自己授权，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是不好的。所以必须“虚君实相”，即刘禅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惜，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是。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王朝或者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 勢力组成的。第一股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 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股是“刘璋旧部”， 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 团”。第三股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 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 个先来后到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矛盾。刘焉父子人蜀时，益州集团是主，是旧;东州集团是客，是新。主客新旧之间，曾大打出手刀兵相见。刘备入蜀以后，关系就变了。原本是客是新的东州集团，变成了主，变成了旧。主客新旧矛盾，则变成了荆州集团与益州、东州两个集团的矛盾;而东州、益州两个集团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刘备的的蜀汉政权，就是建立在这三重矛盾之上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据《华阳国志》，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南中诸那，并皆叛乱)。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 这无疑是让刘备深感忧虑的事情，而为他可以分优的只有诸葛亮。这是刘备要“托孤于丞相亮”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又要以李严为副呢?因为另外两股力量也不能不考虑。也就是说，所谓“旧人”当中，也应该有代表人物，而李严是最合适的。据《三国志・李严传》，李严

原本是荆州人(南阳)，曾经在刘表手下做事，因为能干而名扬一 才千称)。曹操南下，刘琮投降，李严却西行投奔了刘璋 刘备入蜀 李严又率众投降了刘备。所以，刘备选中李严，除清代何(义门读 记》提出的“蜀土故臣，宜加奖慰”;“荆土归操，严独西归”，“理民治 戎，干亦优”三个原因外，恐怕还因为他在所谓“日人”中，和备的 “荆州集团”关系最好，也最密切。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的代表性。前面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 治勢力组成的，而这三股政治力量在刘备心中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从 当时政权的结构不难看出，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东州集团是团练对 象，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这并不奇怪，因为以刘备为首的荆州集因是 一股新的外来勢力。他们们要在益州站稳脚跟，不能不团结依靠比他们 来得早一些的外来势力。这就是东州集团。东州集团半新半旧，亦客亦主，正好可以起到一种沟通新旧双方的作用。这样一来，属于东州集 团又亲近荆州集团的李严，便成了刘备寄予厚望的人选。 实际上刘备的这一安排的用心极深。首先，它体现了处理新旧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虽无明文记载，却不难从蜀汉政权的官员任命中看出，那就是“后来居上，不容颜倒;以我为主，兼谷三方”。因为要“以我为主”，所以诸葛亮为正;因为要“兼容三方”，所以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的托孤，是用人事安排的方式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这也是后来诸葛亮能够废掉另一位顾命大臣的政治底气一一此人挑年了“后来居上”的原则。 但这只是“首先”，还有“其次”。其次就是刘备的“帝王心思”了。据(三国志》之《李严传》、《先主传》和《诸葛亮传》，刘备将李严召到永安，拜为尚书令，是在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月份当在十月。召诸葛亮到永安则是在第二年，即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二月。从两个人到达永安的时间和“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句话看，刘备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时，李严很可能是在场的，至少也是知情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有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刘备是在告诉李严:诸葛亮是联最信任的人，信任到可以让他“自取”的程度，你不要挑衅他的地位!因为李严作为“旧人”的代表，既可能维系新旧关系，也可能促成旧人动。这是一把双刃剑，不能不防患于未然。因此田余庆先生认为，诸

葛亮的角色是打鬼的钟馗，而且“这个鬼就是李严”。 不过，依我“小人之见”，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或者说，李严未 必这么理解。李严很可能认为，刘备是在“用为君的两手对付为臣的 两手”，否则为什么安排他留镇永安?无非是在暗示，如果诸葛亮当真 取刘禅而代之，他李严就可以从永安出兵勤王。这是李严敢于和诸葛 亮抗衡的政治底气。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求开府，要求当巴州刺史，才 写信要诸葛亮接受九锡，晋爵称王，也就是看看诸葛亮是不是有“不臣 之心”。他认为这是在执行刘备的政治遗嘱，所以理直气壮。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我们还是愿意善意地相信，刘备的愿望，只 不过是新人旧人和衷共济，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同心同德。 现在看来，刘备虽然用心良苦，但他的愿望还是多少有些落空。 方面，诸葛亮的手太紧，只肯让名，不肯让权。另方面，李严的表现也让 人失望。第一，自视甚高，难以共事。当时的民谚有“难可狎，李鳞甲 的说法，意思是李严的身上有鳞甲，轻易碰不得(乡党以为不可近)。这一点，《太平御览》引《江表传》和《三国志·陈震传》都有记载。第二，朝秦暮楚，挑拨离间。据据《三国志·陈震传》，诸葛亮曾写信给蒋琬和董允，说我原本以为李严只是不好合作，不惹他就是(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没想到他还会有“苏张之事”。所谓“苏张之事”，也就是像苏秦、张仪那样搞“穿梭外交”。这在政权内部就是破坏安定团结了。第三，拥兵自重，分庭抗礼。比如他要当巴州刺史，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搞独立王国。他要求开府，在诸葛亮看来就更是对抗中央。 这就让诸葛亮为难。诸葛亮深知，作为丞相，他要做的工作，是现固新人地位，稳定旧人情绪，协调新旧关系，消除新旧界线。这是他对李严一让再让的原因。但是，团结不能是无原则的。李严既然挑衅了“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原则，那就只能假借理由废了他，哪怕这口实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诸葛亮废黜李严，有近因，有远因，有表面原“难于置信”(田余庆先生语)。 因，有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益州、东州、荆州三股政治力量构成的蜀汉政权内部矛盾;而诸葛亮毅然废黜李严，则归根结底是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矛盾，实施依法治蜀。依法治蜀，是诸葛亮解决新旧矛盾的根本之策。为此，他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就依法惩治了错失街亭的马

马谡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演义有“挥泪斩马谡”，京剧“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合称“失空斩”，是久演不衰的折子

这事严重!因为此说如果成立，《三国志》的记载又不能否定，那 么诸葛亮的责任就大了。他居然下达了两个自相矛盾的命令，一方面 命令魏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另一方面又交代杨仪让魏延断后，而 且“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不是存心要让魏延和杨仪打起来 吗?所以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魏延的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 一手策划的”。 按照这个逻辑，诸葛亮不但“策划”了魏延的冤案，还“导致”了杨 仪的悲剧。前面说过，与蒋琬相比，杨仪资格老(年宣先琬)、能力强 (才能逾之)、功劳大(功功勋至大)，或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其劳 剧)，再加上还有“平叛”之功，怎么着也不该位在蒋琬之下。那么，为 什么蒋琬接替了诸葛亮的职权(但没有当丞相)，杨仪却只弄到了一个闲差呢?原来，这都是因为诸葛亮的看法。《三国志·杨仪传》说，诸葛亮内心深处的意思(亮平生密指)，认为杨仪这个人的性格是不好的，急躁狭隘，不如蒋琬(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结果蒋琬升了上去，杨仪挂了起来，最后自取灭亡。 这真是恐怖!诸葛亮“二桃杀三士”，一箭双雕，既除掉了魏延，又除掉了杨仪，岂非阴险歹毒?于是我们们要问:是这样的嘔?

看看地图就知道，益州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剑阁之守，夔门之险，再加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既挡住了别人，也关闭了自己。所以，据有蜀地者，关起门来过日子、奔小康，没问题。冲出门去图天下，难。换句话说，刘备入蜀，就既是进了保险箱，也是进了死胡同。

曹魏非速亡之国，此为不得天时;益州非进取之地，此为不得地利。蜀汉方面能有的优势，也就只剩下“人和”。可惜，就连这个优势，也要打折扣。毫无疑问，诸葛亮执政以后，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和依法治国，蜀国没有发生刘焉、刘璋父子时代的那种动乱。不过，第一次北伐时李严的势力还在，不服和不满诸葛亮的人还有。直到诸葛亮杀了马谡，废了李严，局势才算基本上平静。但是，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正是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蜀汉的灭亡。此其 其二，诸葛亮本人并不具备统领三军夺取天下的条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关于这一点，原本是有定论的。陈寿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千，优于将略”。也就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才能优于他的军事才能。军事才能当中，治军又优于用兵。所以，让他治国，绝对一流;让他治军，也没有问题。但要说设奇谋、出奇兵，那就不是他的强项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内必先攘 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

蜀汉，是三国当中最先灭亡的，这让许多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第 史家一般认为，和曹魏、孙吴相比，蜀汉要算是治理得最好的，怎么反倒先亡呢?第二，蜀地有“重险之固”(《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语)，打不了别人，难道还守不住?第三，从曹魏出兵，到刘禅投降，其间只有两个月，蜀汉之亡为什么如此之快?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不过困惑归困惑，思考归思考。得出的结论，一般也有四条，即刘禅昏庸，黄皓弄权、陈袛(音支zhi)乱政、谯周误国。这也是有根据的。

通常的说法，是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这是小说家言，十分可疑。曹操得天时吗?早就有人怀疑。刘备得人和吗?我看同样未必。什么是“天时”?就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日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士族地主阶级必将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那么，曹操代表这个趋势吗?不代表。代表这个趋势的是司马懿。曹操代表这个阶级吗?也不代表。代表这个阶级的是袁绍。既然如此，怎么能说曹操 得天时”? 刘备也未必“得人和”。前期是得的，刘、关、张亲如兄弟，诸葛亮庞统、法正也都真心辅佐。但到后期，就不好说了。“窝里斗”频频发生，李严被废，彭羕被杀，就连养子刘封都被赐死，魏延和杨仪更是往死里打。实际上蜀汉之亡，一个重要原因因就是内讧。东州集团与之貌合神离，益州集团与之离心离德，益州士人甚至盼望曹魏早点来“解放”他们，巴不得蜀汉尽快灭亡，怎么好说是“得人和”?

张昭和周瑜的支持极为重要，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是“江东人”，又代表着两股政治势力。我们知道，与刘备入蜀后建立的蜀汉政权一样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也是由三个派系组成的。不过，在孙权接班时，这三个派系还只是三股政治势力。我们必须把这三股政治势力的来龙去脉讲一下，否则东吴的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当然，这里也只能简单逆说。欲知其详，请读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

这就是孙策渡江以后江东地区的“政治地图”。如果用红、黄、蓝“三原色”来标识的话，那么，“准泗将领”是红色，“流亡北士”是黄色“江东士族”是蓝色。红的是枪杆子，黄的是笔杆子，蓝的是钱袋子对于孙策建立的政权，他们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准泗将领”(枪杆子)支持，“流亡北士”(笔杆子)观望，“江东士族”(钱袋子)对抗。原因前面讲过，孙策江东寒族，江西发迹，逆臣余孽，入侵故乡，还开杀戒尽诛英豪。所有这些，都让江东士族反感、警惕、疑惧、排斥。

这件事意义巨大。首先，鲁肃是当时难得的“超级人才。他老成臣关界 谋国，善于治军，精通外交，极具政治远见和战略眼光，可以说是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于一身，他对孙吴集团也贡献非凡。“建号帝王以天下”的战略目标是他提出的，与曹、刘(当时指刘表，后来调整为刘备)“三分天下”的战略规划是他提出的，赤壁之战前后的“孙刘联盟(包括抗曹操和借荆州)也是他一手促成的。“借荆州”这事虽然后来评价不ー(比如孙权后来就认为“是其一短”)，但他在“讨还”荆州时，单刀赴会，理屈关羽，仍不失为大将风度，英雄本色。所以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话，就说鲁肃的水平远在张仪、苏秦之上(出张、苏远矣);他的 历史地位相当于位列东汉开国元勋之首的邓禹(见《三国志·吕蒙

孙权沉得住气，也变得了脸。他这一辈子，不知变了多少回脸。他和刘表是世仇，但刘表一去世，他就派鲁肃去吊丧;他和刘备是盟友，关羽攻襄樊，他却在背后捅刀子。他联刘又反刘，降曹又背曹，借荆州又夺荆州，捧曹操又骂曹操。赤壁之战前，曹操来势汹汹，他对抗;赤壁之战后，曹操攻势锐减，他投降。关羽威震华夏，他偷袭;刘备大败夷陵，他求和。他就像古龙小说中的人，总是在最不可思议的时候从最不可思议的角度出最不可思议的一招，打得曹、刘晕头转向，无可奈何。 看来，孙权确实是天オ的政治家，因为他懂得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政治其实就是关系，而所谓政治关系又无非三种:敌、我、友。谁

马植杰先生的《三国史》讲了四个原因。第一，陆逊是江东士族，而且是其中势力最大的。陆家子弟和姻亲，在吴高官厚禄，地位显赫。第二，陆逊镇守武昌，声望至隆。上至太子孙登，下至吴国权要，都与陆逊交好。这两条，都让孙权畏忌。因此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孙权怕接班人驾驱不了陆逊址，必须在自己生前将他干掉。第四，陆逊是孙策的女婿，而孙权是不想让孙策的子女势力太大的。由此可见，陆逊有数不该。第一，他不该是士族;第二，即便是士族，也不该是士族中最大的;第三，既然是士族，就不该到孙权那里做官;第第四，就算做官，也不该还做得最大。有这四条，他就该死，何况还要掺和到立储之争当中去，岂非找死?要知道，那是人家的“家务事”，你掺和什么?

第三，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也许真不知道，也许装作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土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代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土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土族地主阶级政权。

结束语滚滚长江东逝水 一士族取代贵族 二门阀遇到军阀 三南方对抗北方 四逐鹿未必得鹿 五解铃还须系铃 六后浪变成前浪

荀彧、鲁肃、诸葛亮(以出山先后为序)，可能是当时三大集团中最值得注意的三位“谋士”。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其他人(比如孙权这边的周瑜、吕蒙、陆逊)是不重要的。但要说魏、蜀、吴的建国，却不能绕过他们三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建国方略(即不同版本的《隆中对》)，而且都影响了各自的君主。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已非般意义上的“谋士”，甚至不可以“谋士”名之，只能称之为“政治家”但是，他们三人的结局却不相同。荀彧最为不幸。他为曹操操劳服务了一辈子，却在五十岁时被被曹操所逼忧愤而死。与鲁肃、诸葛亮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诸葛亮得到了刘备的托孤托国，鲁肃也得到了孙权的高度评价(虽然是是“三七开”)。荀彧得到了什么呢?“适曰敬而已。

蜀汉终于被曹魏所灭，让人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遗憾。这不仅因为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其实是治理得最好的;还因为此时的曹魏，早已不是曹操理想中的国家，诸葛亮的蜀汉反倒在某种意义上执行了曹操的路线。然而，执行了曹操路线的蜀汉，却被抛弃了曹操路线的曹魏所灭，此天意耶，抑人谋耶?

诸葛亮则不同，他是既有理想又有蓝图。我们看诸葛亮的治蜀，是那样的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也就是说，他有着明确的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我们甚至还可以说，他其实是要在总结两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国家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从诸葛亮的实践看，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虚君实相，依法治国。后者是曹操也做的，但诸葛亮做得更好。曹操的法治仍不免人治色彩，诸葛亮就更纯粹，也更公平。曹操的政府仍不免贪腐，诸葛亮那边就廉洁得多。这其实也是“条件和局势”所使然。曹操被士族和名士包围，对他们又有所借重，不能不多少作些让步。实际上正如田余庆先生《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魏蜀两国有许多事情不可同日而语。曹魏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是大局面;蜀汉在益州，在地方，名士不多，是小局面。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比如如诸葛亮杀彭羕，就远没有曹操杀孔融的影响大，甚至鲜为人知。这里没有替曹操辩护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凡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已。

曹操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认为就在于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这个新秩序从阶级关系讲，是庶族的;从意识形态讲，是法家的。因此，它和曹操这个人一样，也是要打折扣的。因为历史证明，最活合帝国的统治阶级，就是庶族地主;最适合帝国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的“土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但这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369年试错之后才能实现，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这是很高明的一招。前面说过，关系再好的君臣也是君臣，对臣子 再信任的君主也是君主。何况，正如陈迩冬先生所言，对于孙策、刘备这样的“英雄之主”来说，最信任的人往往同时也是最猜疑的人，因为彼此之间实在太知根知底了。这一点，为君的心里清楚，为臣的心里也清楚。如果大家都憋在心里，就会产生隔阂和怀疑;而在托孤之时，是万万不能有隔阂和怀疑的。这就不如把话说开，说透。说开说透了，双 方释然，各自放心。刘备放心去死，诸葛亮放心去做，岂不两全其美，于公于私都有利?当然，这种“高明”是站在“古代立场”上说的，不是“现 代视角”，但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