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下）

　　所谓“三国”，通常是指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共九十年这段历史。　　“二律背反”：一方面，是战争只能用战争来结束；另方面，则是为了结束战争，人民必须先饱受战争的苦难。　　逐鹿中原的结果是一家独大，龙争虎斗的结果是天下一统。　　“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　　乱世用重典。　　谋士要说服东家，总是要顺着对方的心思说的。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公元196年的时候，曹操是重“义”的，或装着重“义”的样子。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这就需要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　　实际上，贾诩可能是三国史上最聪明的人。三国时代的那些谋士和名人，很多人结局都不好。贾诩却安然无恙，寿终正寝。贾诩的聪明，明就明在他洞悉人性，总能看透对方的心思。　　贾诩投降曹操以后，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知道像自己这样多谋善断的人，对任何君主都既是利用对象又是危险人物，何况还是个“叛徒”？因此为人处世都十分低调。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很少出谋划策，也不呼朋引类，就连为子女结缔婚姻也不攀附豪门，尾巴夹得紧紧的。　　曹操深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的道理。　　刘备投靠过许多人。他曾经投靠公孙瓒攻打袁绍，投靠陶谦攻打曹操，投靠曹操攻打吕布，后来又投靠袁绍攻打曹操。　　袁尚和袁熙投奔公孙康以后，许多人是主张征伐的。曹操却说用不着，公孙康很快就会把他们的人头送过来。为什么呢？他们其实是狼狈为奸，既互相利用又互相防范的。我们逼他，他们就齐心协力；我们不管，他们就互相残杀。　　十围五攻，敌则能战（我方十倍于敌就包围，五倍于敌就进攻，旗鼓相当就可以打他一仗）。　　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兵义无敌，骄者先灭。　　庙胜之策，不在强弱。　　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谙因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是因为袁绍愚蠢透顶。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三国志。武帝纪》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战即将打响的前夜，曹操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当时大家都说，和明公争夺天下的不是袁绍吗？怎么去打刘备？曹操说，刘备是真正的人杰。现在不灭了他，后患无穷。大家又说，袁绍正大兵压境，我们去打刘备，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怎么办？曹操说放心吧！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他一定不动。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刘备，俘虏了关羽和刘备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时，袁绍也没动一下。据《三国志。袁绍传》，当时田丰曾经建议袁绍趁机袭击曹操。袁绍却说小儿正在生病，不肯出兵。　　刚而犯上，计谋就难被采纳；贪而不治，忠诚就没有保证；专而无谋，决策就难以周全；果而自用，做事就难免霸道。　　曹操的《求贤令》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帝国的用人制度。两汉察举制度历史舞台，而后代之以魏晋荐举制度，至隋唐始改为科举制度。　　一旦以道德为唯一标准和第一标准，就可能出现三个问题。一是有德无才。二是求全责备。三是弄虚作假。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娶妻纳德，娶妾纳色。　　郭嘉所谓“智者审于量主”。　　刘备两个儿子的名字，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封禅，是有待君主祭祀天地的大典（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下辟基祭地曰“禅”）。　　恒公说，当国君有劳有逸，劳在求贤，逸在得人。　　西汉初年，汉王朝实行的是“郡国制”，即郡县和封国共存的“一朝两制”。　　郭嘉：“表（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由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　　如果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么刘表就是“治世之贤臣，乱世之庸人”。　　荆州，是东汉时期最大的两个州之一。不过荆州和益州虽然大，分量却不是最重。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是在北方，争夺政权的战场也主要在北方，荆州和益州一时半会还不至于落入虎口，最适合刘表这样的弱者生存，刘备这样的小集团发家。　　不可迷信《资治通鉴》。一些有利于曹操，或者不利于刘备的史料，就被他删去。　　西哲所谓“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　　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　　美国宪法的一个基本设计思想，就是把治国的人先想象成小人，然后再设计一整套的东西来防范。因为一个人作恶，其后果跟他的能力大小是有关系的。　　孔子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他反对的是“齐之以型”，不是“齐之以法”。他也没有说过“齐之以法”。可见，中国古代所谓“法律”，其实是“刑律”；所谓“法治”，其实是“刑治”。　　说的人多了，会有舆论压力；说的时间长了，会有心理压力；对于其他的人，会有教育意义；对于整个社会，则能够营造道德环境和道德氛围。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不能天真地认为，那一定能使恶人顾忌。　　为了保护别人，可以说点假话。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可以不说真话，但决不能说假话。――不说话。如果不能不说，那就说不会伤害自己的真话。根据道德原则，一个人所说必须真实，但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须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儒家思想在方法论上讲什么？讲“经”、“权”。“经”，就是必须坚持的；“权”，就是可以灵活的。也就是说，政策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所以“《春秋》大义”，既有“战败责帅”的规定，又有“罚不加尊”的说法。因为如不责帅，则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而当真将主帅正法，则势必亲痛仇快，帮了敌人的大忙。　　诸葛亮的多次北伐，总体上说，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就更是相去甚远。这当然不是因为他没能力，更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势所必然。这里的“势”有三点：第一，曹魏非速亡之国。第二，益州非进取之地。蜀汉虽以正统自居，实际情况却不过据守一州，偏霸一隅。第三，诸葛亮非将略之才。诸葛亮本人并不具备统领三军夺取天下的条件，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却未必是杰出的军事家，他的特点是“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曹魏非速亡之国，此为不得天时；益州非进取之地，此为不得地利；蜀汉政权内部矛盾使得不得人和。　　当年在隆中为刘备做规划时，诸葛亮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诸葛亮为什么还要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的时候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实际上诸葛亮的北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第二，曹魏和孙吴虽然尚无直接威胁，但蜀汉在三国当中毕竟是最弱小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越是弱小，就越要图强。诸葛亮的北伐是“以攻为守”。　　汉代的制度，是皇帝所在曰宫，所属曰尚（比如尚书）；宰相所在曰府，所属曰曹（比如东曹、西曹）。这叫皇宫相府、宫尚府曹。府，其实就是政府。政府的办事机构叫“曹”，曹的长官叫“曹掾”，吏员叫“属曹”，勤务员叫“侍曹”。　　孙权也知道，曹魏其实是惹不起的，也就躲得起。刘备那边，也不要得罪得太厉害。孙权的年号叫什么？黄武。分明就是曹丕的黄初加刘备的章武。　　曹操是“把皇袍当衬衣穿”，刘备是把衬衣当皇袍穿，孙权则是把皇袍反过来穿。　　沉得住气，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必需的素质。读过《曹刿论战》的人都知道：“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就是说，当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比的就是谁更沉得住气。如果敌强我弱，那就更得沉住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先要自己沉住气，然后让敌人沉不住气，最后才能克敌制胜。　　孙权主意已定，却滴水不漏，从来就没主动说过自己的想法。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孙权不断地征求意见。而且，鲁肃说了，他还要听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了，他还要听周瑜说。给人的感觉，好像他都是听别人的。这正是他具有领袖素质的表现。孙权很清楚，要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策，没有充分的讨论是不行的，没有坚定的支持也是不行的。主战的话，最好由主战派来说（鲁肃、周瑜）；联盟的话，也最好由联盟者来讲（诸葛亮）。有不同意见（张昭）没关系，正好考验各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政治其实就是关系，而所谓政治关系又无非三种：敌、我、友。　　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包括非君主却是实际上领导核心的诸葛亮）的用人特点，有十二个字的概括：操以智，权以情，备以义，亮以法。　　过渡人物是不必也不能强势的。　　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因此，他们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官渡之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　　赤壁之战实在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关键。由于这场战争，鼎立之势已现，对峙之势已成。　　夷陵之战是汉末三国史上第三次重要战役。它的意义，是确立了南部中国东西并存共拒北方的格局。荆州在长江一线三州当中的重要性：赤壁之战是荆州之战，夷陵之战也是荆州之战。　　汉末三国三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　　就在曹操走向地狱的时候，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言人。这和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有了成绩归功于别人，有了错误责备自己，尽管检讨得不到位，这在那个时代就是了不起的肚量。不得务虚名而处实祸而且我们还要学他一点，就是检讨也用不着总是哭丧着脸，我们现在一些当领导的犯了错误不愿意检讨就是因为一检讨好像就要痛哭流涕，深刻解剖自己，检讨也有各种感情，你也可以笑着检讨，笑着检讨你也不丢面子，接受你检讨的人他也还是觉得你是有诚意的。 曹操很清楚，在这样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有些时候是要装糊涂的，装糊涂才能宽容人，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的天下，所以叫做老白姓有句话说“不哑不聋不做阿公”，有时候就是要装聋作哑。洞悉人心、洞察人性已经不容易，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就更不容易，更为难得的是曹操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他销毁这些证据，他奖励他手下的将领，他给自己的缺点错误做检讨，他感谢那些给他提意见的人，他做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做得坦诚，大气，自然，实在，一点没有装腔作势的样子，这就太难了。曹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几个原因，第一点，曹操聪明，他知道一个搞政治斗争的人，一个在战场上作战的的人，全讲真话那是不可能的，全讲假话是行不通的，这样一个人必须把握什么时候说真话，什么时候说假话，对谁说真话，对谁说假话。对敌人，你肯定要说假话，兵不厌诈嘛，你不能说实话；但是你对你自己的谋士，他们可都是聪明人，那你要说真话，你说真话你才能换取信任，你换取了信任他才会尽心竭力地为你出谋划策，你才能克敌制胜。曹操他能够把握这个真假之间的这个度，这叫做聪明。

理想主义者的悲哀

在我看来，吴质虽然高杨修一着，却仍逊贾诩一筹。因为吴质教给曹丕的是术，贾诩教给曹丕的却是道。曹丕曾派人去请教贾诩，问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贾诩的回答十分淡然。贾诩说，但愿将军能够弘扬道德，培养气度，实践士人的责任和义务，勤勤恳恳，孜孜不倦，不做违背孝道的事情，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