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

用典起源很早。先秦古书就有不少引言引事的，汉代文章用典更多，但都只是修辞手段，并没有成为文体的特点。骈体文用典则成为文体的特点之一，写骈体文用典并不在于援引古事或古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而在于追求文章的“典雅”“含蓄”。

一句极平常的话或者一个极普通的意思也要引用典故来表达，因而满纸典故，成了骈体文语言表达上的一个特点。例如：

例一是引用<阙子》和《难子》中的典故来证明自己的亲点正确。例二的两句无非是赞美宴会的主人和宾客，但字面上说的却是梁孝王宴客梁园和曹植的公宴宾客以及陶淠明的善饮和谢灵运的善诗。这显然都是有意地追求文章的“典雅”。

例三用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的故事抒发“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感慨，实际是对作者自己的不得志和受贬斥表示不满和伤感，本是牢骚很深的话，但由于用了典故就显得委婉一些。

总之骈体文用典大多是意在言外，表面说的是甲，实际讲的是乙，必须透过典故才能了解作者的真实意思。骈体文用典往往不指明出处，最讲究剪裁融化。有时候至把典故只融化成一个词或词组，有些 作者却是有意识地在用典。例如：

《文心雕龙·情采》：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

《论语》:“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 恶紫之夺朱心。”

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王勃《滕王阁序》

《晋书·陆云传》记载: 陆云与荀隐相遇，互通姓名，陆罢 自称 “云间陆士龙 ” （陆为吴郡人）， 荀隐自称“日下日下荀鸣鹤”——（他是洛阳邻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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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世说新语·夙惠》：“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上面例都是把典故完全融化在一个词语中了。作者表达时能与典故的原意已经相差很远，我们把它们当作一般词语来往往可以讲通。

但是作者为什么偏偏选用“朱蓝>红紫”这些词语呢？正是因它们是有出典的，用上这些词部可以表示文章“典雅。这种用典的方法往往使文章晦涩难懂。

因此不能单凭字面去理解，需要认真考察有无出典故，才能真正弄懂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

这是需要我们重视的。

例如枚乘的 《七发》 ，虽然没有题作赋，实际上纯粹是汉赋的体制。文中散韵交替，句式自由，例如

班固：

骈赋主要指六朝赋，它是由古赋发展而来的。在古赋中已有许多对偶的句子，到了南北朝，赋中用对偶已经成属定型，一般都是四字句和六字句，而且讲究平仄，堆砌典故。

实际上骈赋等于有韵的骈体文，既具有骈体文的一般特点，又体现赋的铺陈夸张的特色。例如

江淹的《别赋》：

庾信的《哀江南赋》：

上两段骈赋的引例都是四字或六字的对偶句，也都是大量用这是南北朝骈赋必不可少的形式特点。至于平仄相对，在骈的早期是不严格的，如江淹的《别赋》，后期日趋严格，如上《哀江南赋》的一段,平仄相对，十分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