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徒

这篇小说大概写于1870年，同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作《群魔》。他在这时一期思考的是人类的前景这样宏大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偏偏在此节骨眼上要写一部这样的中篇？它和占据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田的大政治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关系。 乍一看，这不过又是一部类似《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涅朵奇卡》、《庄园风波》这样的作品，旨在探索人类的内心深处的病态真实，就像我们的那些粉丝们常说的那样。单从形式着手研究，多少也能意识到它彻底属于晚期作品的风格：微言大义的文字、高度复杂的谋篇布局、最后是对政治意义的深切关注。这部小说对早期作品中勾勒出的那些“席勒式的高尚情感”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可以借用这句话来概括小说试图传达的教诲：如果没有邪恶，那么上帝创造的世界就不算完美。施特劳斯在《创世纪》的疏证里写下的这句话曾使我百思不得其解，读到这篇小说的结尾时，我突然明白了：原来高尚本身就是畸形。邪恶乃是必要的，因为自然的土壤不能够承受过于高大的植物。如果说作者确曾为笔下这些席勒式的人物流过泪水，那么在这里，作者终于决定“用审慎代替高尚情感了”。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老人剧，其中的所有歇斯底里的成分全都严格地隶属于某一秩序，没有了它，一切都没有意义，反过来说，一切对于这一秩序来说是不必要的成分全都被删掉了。结果是，《永久的丈夫》里面的卡佳和纳佳就其灵魂肖像的鲜活程度而言，甚至比《群魔》中的达莎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Lise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者为什么要选取两种类型的常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唯有把这两种类型的人放到一起，并且偏偏让维尔强尼诺夫这个“游手好闲者”成为巴维尔·巴夫洛维奇的偶像，才能最清晰地呈现出这部中篇所进行的工作本身：灵魂学研究。这一比喻并非不恰切：《永久的丈夫》之于《群魔》的意义等同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之于《社会契约论》的意义。小说的后半部分突然出现几个信奉新思想的大学生绝非偶然，这是在暗示《群魔》只是在《永久的丈夫》所搭建的平台上面才成其为可能。灵魂与政治的关系远不像普通人想象的那样分属两个领域，而是二而一的关系。我们并不反对把《永久的丈夫》理解为一场思想实验，就像我们并不反对问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你眼睛干不干”这样的问题一样。这里关键是，究竟是实验还是设计？如果是后者，那么一定有所意图。

“这个从T城来的怪物卡西莫多竟然爱上他太太的情夫，而在二十年中，居然一点也没有发现过太太的不贞，这种人实在太愚蠢，也太善良了！九年来他一直尊敬我，怀念我，记住我说过的每一句'名言'，——天哪，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他昨天不可能是撒谎！可是，当他昨天表白了对我的爱，并且说要和我'清帐'时，他是真正爱我吗？是的，他是出于恨而爱我，这种爱才是最强烈的。”

我现在知道，所有这些似乎全是多余的。我可是早已警告过你们，整章全是多余的呀。

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敢这么写，这第三章的题目就叫“完全多余的一章”，也只有他这么写了，读起来还不会觉得庸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