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韦尔自传

故事与未来

如果我们不能同这些历史事件保持一定距离，同我们自己保持一定距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完全担当自己的历史角色，不能做出我们应该做出的牺牲不也是完全可能的吗？所以，其中一方不可能排除另一方，而是互为依存的。 外国人常常为我们所愿意承受的痛苦而瞠目，同时也为我们为之欢笑的事情而结舌。这很难解释，但如果没有那些欢笑我们就不能完成那些严肃的事情。如果一个人的面色随着他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程度而越来越严肃，那么他就会很快地变得僵硬，成为他自己的雕像。这么个雕像是不可能再去写出一篇历史性的宣言，也不可能去完成任何一项人类的使命。如果你不想坠入这种严肃而不能自拔并变得无比荒诞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荒诞性和的认识。事实上，你在做的事情越严肃，那么你就必须对自己的荒诞和微不足道保持清醒认识．如果你没有这种认识，那么你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其严肃性。人类的一切行为只有基于人类对自身事物短暂的清晰认识，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只有这种认识才能使一切行为变得重要。真正的意义只能从荒诞中看到。其他—切都是肤浅的，都和建议设立一个法庭对比莱克进行审判一样短命。 人们常问我关于"荒诞的理想主义"和我进行荒诞派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对此我回答说，这是一种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对荒诞经验的不断经历和清楚地表达就没有必要追求有意义的事情了。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对有意义之事的追求，他又怎么能经历自己的荒诞呢？

Q：在布拉格，人们常听到对米兰·昆德拉的强烈批评，这也许是对他在文学上取得的世界性的成功的反应，他也许是捷克历史上第一个取得如此成就的作家。例如，他最近的那部《生命中不能忍受之轻》在意大利的销售量超过20万册，成为战后意大利销售量最大的外国书籍。在美国，当然也在法国，这本书也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这是不是表现了国内读者的文学口味和欧洲其他国家读者的文学口味之间的差异呢？ Havel：我不理解为什么对于某本书或某个作家的不同意见就意味着根本的分歧。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把这么个“分歧”归到一个写了本引起分歧的书的人身上。不管怎么样，我认为最好有自己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可能意味着分歧，而不要为了避免分歧而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个人很喜欢昆德拉的书，但这与其销售量的多少毫不相干。难道这种与世界步调不一致的担忧不就是地方主义的表现吗？从我对昆德拉的文学爱好的了解来看，他——不像流亡者中为他进行辩护的人那样——毫无这种地方主义。 Q：你怎样看待―个民族的文学试图去争取成为“世界性”文学的问题？ Havel：没什么。这并不是捷克的传统问题。 Q：我承认“世界性”在现在已成为―个用得过多并引起误解的词，但是我想是歌德第一个提出这么―种思想的，即创造一种宝贵的文学财富使人类，不管他的国籍是什么，都都能借以理解他自己和他的历史。目前在一些国家，米兰·昆德拉已被视为这样的经典。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引用你在《特瓦什》杂志上发表的《论所谓的教育》―文中的几句话：“我们国家真正有世界性价值的东西大多与我们国内的文化素质并不致，而往往与之相反—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如此”你列举了马哈、哈塞克、卡夫卡、杨纳什克来说明你的观点今天也许我可以把米兰·昆德拉加上去 Havel：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话，你当然可以把他加上去。我不认为昆德拉是捷克文化中的这么个外来者，许多年来他的读者都非常喜欢他。直到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他是谁。他年轻的时候曾获国家最高文学奖。如果他的书能在这里出版的话，其销售量决不会亚于在西方的销售量。就你所引用的那篇文章而言，我今天要加上一句：那篇文章是30年前写的，30年后对于“世界性”的概念我使用起来要谨慎得多了，对于我来说这个词就像“社 会主 义者”词一样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质。 Q：在你1969—79年的文选《论人的本性》一书中，有一段你在1968和1969年同昆德拉的辩论的摘录。然而，那部文选中却漏收昆德拉在《房子里的客人》杂志中发表的反驳你的观点的一文《激进主义和好出风头》。昆德拉一直是胜利和成功的妥协的辩护者和支持者，他瞧不起那些人，他们认为正义事业的失败犹如爆炸时的火光不但能把世界上的全部痛苦暴露无遗，而且能把创造者们的品德光耀于世”。你没有把他的这部分辩论收入选集是不是有点让人感到你避开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Havel：首先，你所说的那本书是由维莱姆·普雷坎和亚历山大·托姆斯基在我还在监狱里时编辑的，这就是说，是他们而不是我来选择应该把哪些文章编进去。其次，他们的选择有其自身的逻辑。毕竟，这是我的著作的选集，如果收入了其他人的文章，那主要是我与之进行辩论的内容，而不应是别人对我观点的反应的内容。第三，我并不是在回避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对于昆德拉对那些无望立刻产生效果，并因而显得只不过是发动者为了显示这些行为有多么了不起的努力的公民行为所抱的（先验的怀疑态度，我是很熟悉的，而我却不赞同他的这种态度。在《生命中不能忍受之轻》中有这么个场景：托玛斯的儿子要求他父亲在一个支持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父亲拒绝签名并这样说明不签名的理由：请愿书对政治犯们毫无帮助，而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请愿书没有马上起草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这是作者们的一种手法，要引起对他们自已的注意，也使他们自己相信自己还能在历史上产生一点影响，其实，他们已处在一种他们已经失去一切、而散发请愿书不会冒任何风险的境地才这么做的。他们没有采用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帮助政治犯家属的方法，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寄生于政治犯们的痛苦之上，并通过这些政 治犯为自己树碑，根本没考虑到这可能会使政 治犯们遭更大的殃。 从小说的角度来看，是哪个具体的请 愿书引发了小说的这一段，那篇请 愿书是否有意义并不重要。我不想去谈这篇小说而只想谈现实。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昆德拉的这段小说是基于“正常化”阶段开始后所散发的第一个作家请愿书托玛斯在某种程度上是昆德拉表达自己观点的工具（这一点也得到了你提到的那段引语的证明）。对那篇请 愿书我记得很清楚；我曾帮着征集签名那篇请愿书写得很谨慎也很礼貌，没有对所宣布的刑期提出疑问而只是要总统在圣诞节大赦时也把那些犯人包括进去。（由于那份请愿书所表现出的妥协的。的调子，我想今天不再会有宪章派在上面签名了）那时，作家还没有被清楚地分成被禁作家和允许出书的作家两类，而且他们当中谁会在请愿书上签名也不清楚。事实上，当时在上面签名的都是那些今天被认为是官方作家的人。但那是胡萨克时代的第一个重大的团结行为，因此就是一件新鲜事。 执政者对于那篇请愿书非常敌视，这种敌意刚一清楚地表现出来就有几个签名者立即收回了签名。那些没有签名的，或收回签名的人的理由和昆德拉小说里托玛斯的理由完全一样他们说，这样做救不了任何人，这只会激怒政 府，那些被禁的作家是想出风头，更糟的是，他们想利用那些头还露在水面上的人的慈善，把他们拉进他们的深渊。总统自然不会对他们进行赦免，所以，雅罗斯拉夫·沙巴塔、米兰·胡比尔等人就只能继续在监 狱中受苦，而我们的善良本质却被照亮了因此，看来历史证明了批评我们的人是正确的。 但是情况真的是这样吗？我说不是。当这些政 治犯刑满出狱之后，他们都说，那篇请愿书使他们感到巨大满足。由于这篇请愿书，他们感到他们坐牢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恢复团结。他们比我们在外面的人更知道请愿书的意义已超出了他们能否获释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不会获释的。但是当得知在人们普遍表现淡漠无情、听之任之的时候，仍然有人了解他们、有人公开地站在他们一边对他们毫不犹犹豫地表示支持，这本身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这种情感本身就使那篇请愿书显得非常重要。我自己的经经历告诉我，外面的人对我表示示支持的消息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狱中生存下去。 然而，它还有着更深的意义：这标志人们重振士气，恢复公德心的过程的开始。这是“七 七宪 章”运动及“宪 章运动”所做的一切的前奏，这个过程产生了不可否定的结果。从那时起，出现了许多请愿书，尽管政府对这些请愿书没有做出反应，但对于这无限的要求最终所造成的局势却不得不做出反应。这些结果是间接的、不过分的和大范围的，但是它们是存在着的。这里有一个例子：70年代初期，犯人动不动就被判长期徒刑，而且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它，所以政 府能不受到任何指责。经过15年坚持不懈的、常常被看作唐吉诃德式的努力之后，尽管有人不断地怀疑那些请愿者们不过是想出风头、想照亮“世界之全部痛苦”和他们自己的善良的品质，但70年代初期的那种情况终于发生了变化。现在，官方因政 治原因只能把某个人关押48小时，而且世界各地的报纸会刊登有关的文章。换句话说，已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政府必须对这种关注予以考虑，对于过去所能逃脱的指责现在已难以逃脱。它不能再期望人们对其所做所为视而不见或无人敢于批评了。它必须——尽管有些不愿意——认真考虑自己的不光彩的行为了。 这当然有着更广泛的意义。今天有许多事都已成为可能，想一想：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在做70年代初没有一个人敢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和不同的环境中。这并不是因为政府变得容忍了，而是因为政府必须逐步地适应新的环境。政府不得不向来自下面的压力低头，即向来自看上去似乎是自杀性的或为出风头的政治行为的压力低头。习惯于“从上面”看社会的人往往是没有耐心的，对他们来说任何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行动都是愚蠢的。对于那些受到道义因素的激发并因此要冒一事无成之风险、其价值要待数年之后才能评价的行为，他们是不大同情的。（在你所提到的那篇文章中，昆德拉指责我过多地谈论冒险问题，我想他甚至还数了数我使用这个词的次数。的确，我常常使用这个词一一这是我自己也感到羞愧的风格问题—但是，我并不为引起人们对于这样的事实的注意而感到羞愧，即冒险是对成功缺乏先验的把握。）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去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风险行动才能得到改善。 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欧洲受亚洲掠夺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历史总是被遗忘、总是会出现许多残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认为，70年代初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 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着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我能理解他对讥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别是考虑到他从个人的共 产主义经历中所吸取的教训，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担忧使他不能够看到在集权制度下人的行为的神秘的两面性。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结果，但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说，事物的两面性。

如果我要求西方人不要只照顾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要像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的那样——即我们要为整个社会的命运负起责任——那我就完全有理由同样生活在集权国家的人们。……当我听到你提的问题的时候，我眼前便浮现出那样一些人的身影，他们没有脊梁骨，谨小慎微，支持并创造了集权主义，然而在第一次出国时又突然决定生活在一个生活更舒服的国家，并立即要求得到政治避难权和荣誉。为什么他们到了西方就认为政府应该给他们这些权力，而在国内时却从各方面支持一个个人没有任务权力的国家呢？我从来就不敢要求任何人为我们的自由而流血，但我会毫不犹豫的说，批评这里的无神论教育体制要比逃到西方的上帝那里去更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