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世纪的一段

用曼的社会权力网络来分析中世纪的欧洲，是最立竿见影的。关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我们最熟悉的有几点：1、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2、错综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形式。3、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并存。

从权力网络而非经济决定论的视角来看，有几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1、“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句话是需要解释的。如果在中国传统的语境来看，我附庸的附庸当然是我的附庸，因为中国古代王朝向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央权力存在，从而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结构。但在欧洲封建社会，严格意义上的等级向来不存在，欧洲的国家权力，无论是中央行政、财政还是军事权力，一贯是非常软弱涣散的。曼，还有布洛赫，都将其归咎于（很大程度上）蛮族的屡次入侵。
恰恰因为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和严密等级制度，所以“我附庸的附庸”才敢说“不是我的附庸”。事实上按照布洛赫的论述，一仆多主的情况所在多有。也正因如此，诸如家庭组织、领主小团体以及各种公社才在欧洲兴旺发达。（这也可以说明，欧洲封建社会的家族势力强大，而非一般人理解的欧洲偏向个人主义中国偏向宗族主义）。权力的金字塔在欧洲一直是难产的。

2、由于中央权力的涣散，对于各种小团体的纷争，国家束手无策。所以欧洲封建社会的权利关系网也是极为多样多层次的。所谓欧洲尤其是英国习惯法的盛行，其实就是领主、贵族权力的证明。事实上，历次法典的编撰，例如《查士丁尼法典》、《拿破仑法典》这种成文法，都产生于王权的极端鼎盛时期。而这在封建社会山头林立的情况下，是绝对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