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质科普的典范——评《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

劣质科普的典范
——评《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

文／刘夙

方舟子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方舟子破解世界之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中，谈到了伪科普在中国泛滥的现状。实际上，中国多的不仅是伪科普，劣质科普也是一样泛滥。最近我看到的一本《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刘全儒、王辰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下简称《识别手册》）就是劣质科普的典范。
评价一本科普书是优质还是劣质，可以有很多标准，我最重视的则是其创新性。科普书的创新性，我认为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所普及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创新性。现代科技的发展速度，用“一日千里”来形容绝不过分；如何把这些新颖的成果介绍给公众，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尽管新科技成果的出现绝不意味着旧科技成果不再需要普及，但是对新科技成果是否能作即时的科普，仍是反映一个国家的科普工作者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作者对所普及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的评析的创新性。从作者是否对所普及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作出评析的角度，可以把科普大致分成两类，即“述而不作”型和“述而且作”型。对后者来说，即使作者普及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并不新颖，但如果其评析角度新颖，能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那么这样的科普仍然是富于创新性的。很多优秀的通俗科学史都属于这一类。
三，普及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性。即使在所普及的科技知识和科学精神，与对其所作的评析两方面都没有创新，如果作者使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普及方法和手段，而且收到了比前人更好的效果，那么这样的科普仍然是值得鼓励的。特别是少儿科普，在选题有限的前提下，谁的普及方法和手段更能为少儿接受，谁的科普就更为优质。
四，在同类著作中的创新性。如果一本科普在以上三方面都达不到创新性的标准，但是市场上并没有同类著作，那么这本书至少可以填补出版上的空白，并为今后的同类科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市场上已有同类著作，但存在缺点，或是在内容上有未尽之宜，那么这本书应该能够汲取同类著作的优点，避免其缺点，并充分占领尚存的创新空间。
用以上标准来衡量，《识别手册》可以说是一本毫无创新性可言的科普书。首先，类似植物识别手册、动物识别手册这样的生物鉴定类科普，所普及的是生物分类学对生物类群的认知，且往往仅能通过学名的引用，普及其中有关生物命名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对中国的常见生物来说，绝大多数的学名都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历史，因此，生物鉴定类科普在科技知识上是很难创新的。其次，生物鉴定类科普的根本用途在于鉴定，而不在于宣扬作者的什么观点，所以这类科普通常都是“述而不作”型；《识别手册》也不例外，全书的文字全部抄自《北京植物志》《中国植物志》等专著。再次，生物鉴定类科普在普及方法和手段上也很难有创新性，绝大多数都是“生物图片＋文字说明”的图鉴体，《识别手册》也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这种编排格式。
那么在本来最能体现生物鉴定类科普的创新性的“在同类著作中的创新性”方面，《识别手册》又如何呢？同样是一塌糊涂。在《识别手册》之前，已经有一本汪劲武编著的《常见野花》（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年6月），在植物鉴定图鉴这类著作中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但是该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一，该书收录的只是北京地区的野生植物，但书名却叫《常见野花》，没有点明地区，这对于华北地区以外的读者就有误导之嫌，因为野生植物的分布是有很强的地域性的，一个地区常见的野生植物，在另一个地区就可能完全没有分布。二，该书对植物形态特征的文字描述中的术语嫌多，尽管在书后附了“植物形态描述专业术语图示”，但对初学者来说不易掌握；对此，国外一些同类著作往往使用小图标和小手绘图代替文字，或弥补文字的不足。三，该书使用花期作为植物编排次序的依据，效果并不理想，远不如使用花色作为编排依据（这也是国外同类著作普遍采用的作法）。等等。
本来，在《常见野花》之后出版的植物鉴定图鉴，应该避免重复出现《常见野花》的这些缺点，但是《识别手册》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比《常见野花》做得更差。《识别手册》中所收植物基本也都是北京地区的野生植物，但是该书书名不仅丝毫没有体现这一点，作者反而又故作聪明地在正文中搀入了一些东北、南方等地的植物，结果弄得不伦不类。
《识别手册》中的文字数目几乎是《常见野花》的三倍（《常见野花》7万，《识别手册》是19.4万），这些文字几乎全是枯燥的形态描述，书中又没有给出术语的解释，连《常见野花》那样的图示都没有，这种科普已经失去了科普“通俗易懂”的起码原则。该书页数又只有《常见野花》的三分之一强，这就使书中的植物图片不得不印得很小，很多细节都不甚清晰，从而大大减少了图片在鉴定中应起的作用，成了鸡肋。
《识别手册》在植物编排上，以分类系统为依据，这比《常见野花》的花期编排更不便于读者使用。更要命的是，全书又只有正文前的一个目录，除此之外便没有任何索引（《常见野花》起码在正文后面还有一个中文名索引和一个学名索引），这就使该书彻底丧失了检索的功能，也就是说，遇到一种新植物（假定它是书上已经收录的），读者只有一页页地翻遍全书，才能找到对这种植物的介绍！
不仅如此，连《常见野花》中的一些优点，《识别手册》也不能吸取。《常见野花》在植物种类选择上，是真正秉持了“常见”的原则的，笔者就在一年内见到了书中90%的植物；而《识别手册》的书题中虽然也有“常见”二字，但书中的一些植物根本就不常见，如兰科的凹唇兰、二叶兜被兰之类，而真正常见的野生植物，又有大量的遗漏。可以说，《识别手册》中的植物名单，根本是作者的随意指定。
这样一本粗制滥造、几无可取之处的劣质科普之所以能够出版，和书商、作者都有关系。我也接触过一些书商，发现用“唯利是图”评价这些人毫不为过。比如《常见野花》、《识别手册》在书名里不点明是以北京地区的野生植物为主，这必然是书商的意见，因为他们担心书名中出现地区名之后，该书在其他地区会卖不动。又如该书属于“好奇心书系”，这种一本书必须得属于个某某“书系”的做法，也是现在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还有为了一本书专门弄一个“书系”，然后书商再去到处找人，胡编乱造凑够“书系”里剩下几本的情况。
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作者应为劣质科普的编写负主要责任。《识别手册》虽然标明是“刘全儒、王辰主编”，实际上真正的主编是王辰，刘全儒先生只是挂名。刘全儒是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王辰曾是他的学生，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研究北京的湿地植物区系，现为科普杂志《博物》编辑。一个受过分类学的科班教育，又在毕业后从事于科普杂志编辑工作的人，应该最明白读者需要什么样的书，结果编出来的东西却不堪卒读；一个在自己的网志上说“既然署了名，就要对自己的名头负责”的人，应该懂得精品“宁缺勿滥”的道理，结果却和被他骂成“盗贼无赖”的剽窃出书者一样在继续浪费中国的纸张：这就是中国科普出版现状的活生生的一幕。
好在，据我所知，中科院植物所正在编制一套二十余册的中国野生植物识别手册，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编者都是真正的植物学专家，远非什么科普杂志的编辑所能相比。希望这套书的出版，可以彻底把植物鉴定图鉴类图书中的劣品清理出去，重新给这类科普一个好的名声。

2007.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