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我这里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满篇的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终于“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从现在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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