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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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诗人吴梅村应邀为太仓东门以皮工发家的富商王某题写楼房榜额,推辞不掉,便题“阑玻楼”三字,暗寓“东门王皮”以为讽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07页 -
一些企业信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和“本门徒弟”(老职工的子弟),对他们以外的人总是不放心。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45页 -
这些论战在今天看来,打击的多数人其实是中间派,而并不是执政的国民党,国民党并没有建立起它的文学队伍。左翼文学家用“革命”、“阶级”等理论武装了自己,但其揭露和批判的种种丑恶,仍是属于社会的、人性的、文学流派、创作方法和文学主张上的问题。斗争的结果是把一大群中间状态的文学工作者推到了对立面。而且当外部无人应战之后,斗争就会转移到内部来,于是从1935年起,两个口号之争,即周扬、夏衍等提出的“国防文学”与鲁迅、胡风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又发生激烈论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因而留下了多桩公案。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