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帝与牛顿之间

基督教信仰把它的根须从自然界中抽出来，而将这个根须更深地植入了人的道德要求和情感要求之中，从而完成了从知识论向人性论的转移。

上帝虽然被赶出了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世界，但是我们内在的道德活动却需要一些信念来作为支撑力，这些信念就是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神学的一切问题都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和最后依据；但是，哲学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

人之为人的根本，就是那永不满足、永不停顿地追求某种形而上的目标的精神。这目标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但是在追求、追问的过程中，人们却无意之间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历程。这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就是哲学的本质精神。

科学与宗教的共生与互补。科学研究自然界，解决物质生活问题，但不提供灵魂终极关怀的答案；宗教关注人的道德情感世界，解决精神生活问题。

智慧不同于知识，智慧是一种活跃的东西，是从书本上的现成文字中找不到的，而是寓于文字之中而出于文字之上，是文字，概念，命题这些有形之物的超越。智慧不是一种记忆，而是一种思考；不是一种固执，而是一种变换。哲学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智慧，表现在整个人生历程中，表现在你观察世界的对待世界的方式中。

我们把自己融入到一个思想的长河中间，用我们自己的生命体验去面对古人的智慧。这样一种态度，才是哲学的态度。

我曾以为东方文化的老庄思想是更形而上的，而发展出现代科学的西方文明是务实的，技术的，可实际上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是入世的，“重现世，尚事功，学以致用”。学问最后一定要落到一个实际的“用”上。就算是最形而上的老庄，也缺失很重要的逻辑一环，而不能走得更深，或者说与西方的系统化的形而上的探讨完全就是另一个方向。而当代在世俗世界中取得巨大成就的西方文明，其哲学思想的一个根基上是“学以致知”。沉溺于纯粹的思辨，而不在乎功用，在精神上始终指向一个超越性的纬度。也许这是一件讽刺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最无用的哲学的功用。他改变影响的不是环境而是社会最根本的气质。

恶从哪里来？或者，邪恶的环境从哪里来？

中国儒家对于善恶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从自我做起，从每个人的内心做起，无需依靠任何超越性的东西。这种观点是由中国人比较关注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非超越的宗教信仰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罪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因为人是自由的）。恶不具有本体性，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它只是善或者本体的缺乏。

自由

自由是不需要根据的，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据。如果自由还需要一个根据，那么它就不是自由的，而是被决定的。自由意志既是善良的根源，也是罪恶的根源。康德既反对人性本恶，也反对人性本善，而认为人性中既有向善的禀赋，也有趋恶的倾向，人在本性上是一个善恶兼具的混合体。人为什么要滥用自由意志呢？因为他是自由的。最初是怎么自由地堕落，后来也可以怎么自由地改邪归正。如果说人一开始就是自由的，那么他始终都是自由的。自由成为他的一种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宿命。自由选择，承担责任。自由是一个沉重的字眼，它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失乐园的故事里面，我们恰恰可以看到，自由的第一个表现一定是犯罪，一定是对上帝的背叛，否则就根本谈不上自由。人踏出伊甸园的时候，已经被自由的流放。从此之后，自由就成了人的宿命，它意味着人必须用自己羸弱的肩旁承担起责任。上帝不会再帮助你，因为你已经和上帝分离，已经把自己从禽兽提高到了一个自由的人。当你获得自由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上帝，或者说你就踏上了一条把自己提高到上帝的道路。黑格尔第一次把自由提高到上帝的高度，同时也把罪恶与自由联系起来。由于自由，人与上帝相分离，人犯了原罪。从此以后，自由取代了上帝成为人的宿命，人的本质。用萨特的话来说，人被判了一种自由的徒刑，人被自由流放了。但是，这条自我流放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自我提升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最初是由于对上帝的背离、由于“原罪”而告别了伊甸园，同样人也可以通过对背离的背离、对罪的否定而走土一条向善的道路在更高的意义上重归伊甸园。从西方宗教和哲学关于罪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辩证之路。按照《圣经》的说法，亚当的犯罪意味着死亡，基督耶的救赎意味着死亡之死。回样地，人的第一次自由选择往往与罪联系在一起，那么，他的第二次自由选择则意味着对罪的否定和悔改。他既可以犯罪，也可以弃恶从善，因为他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