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及其东渐

据考证，老子化胡经从晋开始即有记录，至宋方入道藏定本，而今人发掘之敦煌写本，应为西夏时传入。在晋唐宋诸史笔记记载中，可知该经在这几百年中不断修饰补录，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不同立场的工具进行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对于本土道家道教的分析，道家虽然被汉儒追溯至先秦，但黄老道同老庄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庄二者并称也毫无道理。自汉以来，上层与下层群众各自所尊奉的道家思想理论与实践就全然不同，这种对立在汉末魏晋时达到顶峰，玄学和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毫无关系，甚至二者进行阐述的老子版本都不相同。从一开始，民间对于老子的利用就是一条与官方截然不同的道路，即使在未见于史书的时期，也不能认为民间没有主动的建构和吸纳，能够见于正史的起义恰恰是积累已经达到了顶点的后果，史书也只是对于历史痕迹的跟随，而非发现，缺漏的东西比记下来的东西更多。

在东汉明帝时佛教入华得到记载，那么至少在西汉末年民间就应当已经有了同西域胡经的交流，而对于古代中国那种上下等级分明如同仇仇的社会结构来说，上层的文化符号和外来的异域文明符号都属于下层群众的他者，在底层群众的自组织与求生活动中，都会被同等视之，而被拿来作为可资利用的工具。道家思想如是，佛教如是，同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亦如是，况且摩尼教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的有目的传教的社会意识形态。因而我们对于二者的会同以及相互的接触只能根据考古的发现不断贴近，提出可能得假说，根据史书记载就下断语是最为愚蠢的判断。

老子化胡经虽然历时弥久，但不变的核心话语是“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挪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上从明界，下及幽塗，所有众生，皆由此度。”

从这一段可以明显看出，写经者并没有对于佛教诸理论的准确认识，之所以写的如此模糊，应当是惯常的故作高深的手法，甚至可以断言，是作者那种想要以己之一管之窥而包举囊括其所见的全部思想的可笑心理的产物。他并没有认清这些理论各自内涵与差异的能力，只能大而化之的给予简称，就好像已经是自己的东西了一样。这种井底之蛙的认识在汉地的学者中屡见不鲜，清末之谭嗣同的仁学理论，四川廖平的经学数变，还有民间推崇备至的厚黑学教祖李宗吾的理论，乃至于近代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理论，都体现着这种“六经注我”的自大心态。因此，这一经文显然是民间流传的本土创作，摩尼教虽然会故意假托佛教来宣传，但如此粗糙的理解绝非其手笔。

道教的经籍当中充斥着类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编纂者往往会将流行一时的东西填进道教经典的名录中，道藏中有许多明显仿照佛教经典的抄袭作品，还有将景教祆教中赞美诗祈祷词等当作梵字音译，并冠之以种种咒语之名，民间的文化从来都是如此野蛮生长，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太平军、白莲教等在理论本质上相同，甚至一脉相承。正因如此，广州的传教士才会拒绝洪秀全的热情，同情的告诉他你这并非基督教，因为你仍旧停留在迷信的意识阶段。

当然不可否认这部经的特殊意义，不然它也不会在历次佛道斗争中屡屡发挥作用，甚至在宋代编纂道藏，清理佛教经典时，丞相等有意识的将其编入。可以想象的是，它应当是成为了一面旗帜和符号，代表了一种不言自明的立场，即:本土化、中国化、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而不是一昧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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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座道教庙宇“崇寿宫”，其信仰即道教化了的摩尼教善恶二元对立思想，而这是被主持道士明确意识到的，并且他是真的相信这是老子教化的一个分支，属于正统道家的思想，甚至取得了士大夫和官方的赞同。这一例子非常典型，也值得注意，因为我记得朱熹的理论在提出之后，就有朝廷的其他士大夫攻击其为“食菜事魔”，也就是摩尼教。

唐末，漠北回鹘被金山黠戛斯部袭击败亡，其部族按照草原部落兴衰规律南逃四散，东南方向至渤海辽东，此为继突厥之后的东北内亚化浪潮之一，有粟特文字为迹；南逃部落为可汗亲领，早在部落攻破之前，回鹘就在同吐蕃的斗争中失去了粟特商人控制的西域贸易商路，因而权势弱化，其向当朝唐皇求援，但唐皇自然引前朝朝贡时黠戛斯以李氏后人为缘的特殊联系，正如后世不断重复的宋借女真反叛而破坏与契丹的盟约的操作，联络黠戛斯，共灭回鹘，继而“煞天下摩尼师”。而西南方向则逃入西北中亚地区，河湟之外，西域故地，高昌等西域绿洲城邦历来有着类似于古希腊城邦的贸易与共和传统，故而南逃的回鹘部族经过粟特商人与唐廷共同的供养和腐化后已经初步专制集权化，在征服绿洲城邦后就如同马其顿王国占领希腊城邦一样，建立了一个进一步封建化的王国。只不过此时的高原帝国还没有到随着密教化进程而自主解体的时刻，唐帝国通过藩镇也仍旧保持着对社会的控制，自己又也同样丧失了共和这种古老的风俗，因而无法复制亚历山大帝国迅速征服波斯帝国的胜利。只能作为一个落脚的地方，延续从粟特人那里学来的文字与摩尼信仰，维持着从长安那里学来的宫廷生活。

本文的“封建化”一词，显然是在与近代以来的汉语“封建”意义相同的前提下采用的概念。因而它所代表的真正含义是一种上下等级分明、国王拥有超越于其他贵族的专制权力、控制着（保护着）国民的人身权利的社会体制的形成。同时王国以共同体的身份主动的要求国民们从事生产并安于秩序，这一点尤为重要，甚至是最本质的变化。

在部落时期，所有人逐水草而居，马牛羊仅仅只是部落中人的私有财产，部落真正的职能和需求是劫掠与战争，所谓的畜牧业王国（与居国对立的行国）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即使是在粟特人掌握贸易商路的时期，回鹘人中也只有可汗王庭从中抽取贸易税，仍有不少保持原有习惯的群体，但整体上，仍旧是一个部落的组织形式，只不过相当于有了一个长期饭票，不需要再去主动打劫，处在寄生的地位。而这种社会经济形式与财政模式，才是古代西域内亚社会的主要形态，以至于阿拉伯帝国在其征服早期，向不改信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征收人头税（什一税）时都让草原王国们难以忍受，向唐帝国求援。

而像中原帝国（汉唐）这种将人民固定在土地上从事生产，征收粮食土地乃至于人头税，同时征发徭役，最艰难的时候还要征兵上前线，对于他们来说是骇人听闻的残暴。但这同时也造就了人民的贫穷与国家权力的巨大，正因剥削的极深，所以大一统帝国在其社会稳定的时期才能拥有碾压周边一切民族的实力。唐初的兴盛恰恰是因为这种“封建化”还并不完全的缘故，关中地区还保持着西欧意义上的那种“封建”，也就是在儒家眼中的“部落”，而封建只有山东各地也就是东魏北齐这些儒化程度更胜南国的故地。唐国早期兼有山东的封建资源和关中的部落兵，所以才能有辉煌的胜利。而后世哪怕再拜李靖，也无法重现这种军事状态，因为时代，也就是社会整体的生产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军事仅仅只是结果，并不是原因。

回到主题，在回鹘于高昌“复国”后，所建立的事实上仅仅只是保留有部落记忆的一个新的王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已经与在草原时完全不同，哪怕是同一种族，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变得充满隔阂。旧的共同体被自然而然的打碎，新的共同体自然会有新的价值准则和“传统习俗”，正如某个英国人写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不过是还不到一百年来的“发明”（书名我忘了），制造新的传统和习俗轻而易举。这种和旧时代事实上划清界限的变化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正是张骞出使西域想要联系被匈奴人杀掉国王的月支人，却被已经迁移到大夏吐火罗一带的月支人拒绝的原因，史书的记载说明不了任何变化，因为汉代士人已经分不清这种差异。但显然，月支人在迁移过后完成了从部族到王国的变化。

同样的例子就比如鲜卑和柔然（蠕蠕）的斗争，四世纪的草原被柔然帝国统治着，但这一点我们却于史书鲜见，那是因为已经胡化的北方没有更多的物质资料，所以无法引起漠北帝国的兴趣，就像匈奴不会对逃走的月支人有更多的兴趣一样。本来起于辽东的鲜卑人进入华北必然不是类似于羯胡、氐人一样的雇佣兵奴隶，相反更应当是被动的进入，这一点在乐府诗中北朝民歌中的意趣可以得到佐证，鲜卑民间一直保持着对柔然的敌对，花木兰的故事即是如此。而在北周北齐并立的时期，突厥汗廷就对华北朝廷的供养相当依赖，这只能是生产发展以后才能有的局面。

部落的封建化需要一整套的社会意识形态切换，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德意志日耳曼人和北欧人皈依基督教，莫斯科公国率领诸罗斯公国接受拜占庭的洗礼，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整合下才能以部族的单位从事征服，蒙古人在西征后，大都放弃了原始的萨满信仰，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汗国意识形态，元朝也以藏密喇嘛教为理论，高昌回鹘王国在这个佛教传统深厚，且西方尽是伊斯兰教国家的地缘枢纽立足，就不得不坚持自身的特殊性，强化身份识别。继而已经成为本民族传统的摩尼信仰也就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和变化。

摩尼教的原始信义非常纯粹且革命，共产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甚至不及于其，这一点就不赘述了。但在敦煌发掘的资料表明，它在高昌时期的宣教亦没有免俗，相当的配合社会历史的进程，不仅宣教使人民服从社会秩序，且要求着人民从事生产，这一点可是与其教义相悖，甚至比当初将寺庙用作回鹘粟特商人的货栈还要配合，观其种种，亦称得上是修正主义了😂（主要就是看到这一段，没来由想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二十四字箴言也能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上，深感古往今来之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