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浪潮

这是一本跟随我三十年的书，一直想要读，一直也没有读，直到最近，突然惊觉人生已大半，过去的未来学已经成了现在学，终于拿起来，想看看托夫勒的预言哪些应验了，哪些没有应验。

企业仍然是以大为美，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小微企业，但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命脉还是被超级企业所控制。今天的超级企业不仅富可敌国，而且开始影响舆论、潮流甚至选举，连特朗普都无可奈何。

那些盼望回家工作的人没想到是一场瘟疫帮助实现了梦想，但在家工作和在家学习却变成了很多人的梦魇。目前来看，未来的人们肯定不会全部SOHO，而需要面对面的沟通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不是所有的交往都可以用通讯取代，即使已经有了可视电话，但我们还是喜欢近距离接触。

朝九晚五的桎梏似乎也还是一仍其旧，自由职业者是许多人的梦想，但普通大众还是不得不奔波在地铁或车流中，讽刺的是，科技的进步让考勤从签字到打卡，进而升级到人脸识别，让每一个职场中人无处可逃。

核心家庭倒是出现了一点点瓦解，同性家庭、单亲家庭、独身相比半个世纪前确实多了不少，但是社会的主体还是延续了几百年的核心结构。今后，随着世界各国生育率的普遍下降，一个人生活将会大行其道，单人家庭是未来的核心家庭。

DIY运动确实到处蔓延，人工越来越贵，模块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的闲暇越来越多，最终的DIY和个性化生产一定会达到一个平衡点。

电视、报纸和杂志等群体化传播工具倒没有消失，但日渐式微。电子化的发展使得传播工具更加倾向于非群体化，但也到此为止了，并没有出现极大数量面向不同群体的小型杂志和小型报纸。另一方面，换了模样的群体化工具仍争先恐后地诞生，抖音快手之流，说明人类的盲从是根深蒂固的。

生产个别的或完全定做产品的制造业并没有成为主流，只是消费主义比第二次浪潮更加盛行，各种品种各种式样说是为了满足不同需要，但实际上，对最终的用途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生产和消费的距离大幅缩短，其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我们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这种境况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给人生增添了趣味。

集权化的三个似是而非的理由：1、极权主义效率高；2、过去的领导方式适用于现在和将来；3、需要一个救世主。证之中国，所言不虚。

海上浮岛没有出现；可再生能源完全代替石油没有出现；政治结构的根本改变没有出现；代孕已经成为现实。

引言：

一天美好的早上，我看到李教授（李小锋）桌子反扑着《第三次浪潮》这本书，顿时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亲切，因为我也藏有这本旧书，我和他聊起了这本书，聊得正欢，尤硕士（尤静）也惊讶她以前在深圳九方覔书店购得这本书。所以我们三人决定同读这本书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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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谁的年少不叛逆

1928年10月8日，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出生于美国纽约，父母是犹太人。他从小钟爱写作，出于对文字和表达的敏感和垂青，他选择了纽约大学的英语专业。在这里他遇到了一生挚爱——海蒂。作为那个年代的激进青年，他和海蒂来到了美国东海岸著名的格林威治村，这里是当时美国著名的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曾经是“垮掉的一代”们的聚集地。两人在此相伴吟诗写作，渡过了浪漫的学生时代。毕业后，结成伉俪。令人意外的是，在择业方面，两人选择到最基层的工厂当工人。这种叛逆的选择或许与二战后大众心理的变化、反叛精神的增长有着莫大的关联。关于那时的托夫勒的形象，我的脑海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长发披肩，别着散发着“罪恶”气息的小花，胡子拉碴，身着花衬衫，穿着紧身牛仔裤，脚丫子套着一双靴子，浑身散发着别样的气息，俨然行走的荷尔蒙。这是那个时代嬉皮士的典型装扮，当然托夫勒的离经叛道却与此有很大不同。在流水线上，他真实地体验了工业社会的生活，体察出社会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变换身份，成为一名军人。后来他从事了与其打小就喜欢的写作事业，成为了一名记者。凭着优美的文笔为多家杂志撰稿。工人的经历和记者生涯的磨砺，使他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对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苦心钻研，终成未来学巨擘。

二、让人大吃一惊的未来

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三大浪潮：第一次浪潮为“农业文明”，约始自1万年前并且延续至今；第二次浪潮为“工业文明”，约始自17世纪末并且延续至今；第三次浪潮为“信息社会”，约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大浪潮的财富的基本形式有所不同：在农业文明时期，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种植”的知识；在工业文明时期，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制造”的知识；在信息时代，财富的基本形式是关于“服务”的知识。托夫勒是第一位洞察到现代科技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结构及生活形态的学者。他的叙说给历史研究与未来思想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为什么用“浪潮”一词？今天人们觉得“浪潮”一词很平常，但如果回到到上世纪70、80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像“模式”是对过去的经验、机制的概括一样，“浪潮”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概括。我们有一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即一个浪潮过去以后，一个浪潮又来了，一直在不停地往前推进，但是第一个浪潮和第二个浪潮中间都有继承。托夫勒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前后继承，而且推陈出新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认为未来已来。如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特斯拉、大数据、时间就是金钱、潮汐车道、智能穿戴设备”等概念作者在40年前在本书中就已经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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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沌产生有序”

这是关于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命题。托夫勒在书中介绍了比利时著名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提出的“混沌产生有序”的主张。普里高津认为，在一个结构“跃”向复杂性的新阶段的临界点上，在实践中，甚至在原则上，都不可能预言在多种可能的形态中，它究竟选择哪一种。然而，路径一经选定，新的结构一旦形成，决定论的机制则又将占统治地位。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

例如白蚁的筑巢行为。开始的时候，白蚁在地面上随意爬行，这里停停，那里停停，积存一点“粘性物质”。这些积存物的分布，完全是偶然的，但是这些物质含有一种化学引诱物，把别的白蚁都吸引过去。就这样，这些粘性物质在一些地方积集起来，慢慢地积成柱状或屏障状。如果这些累积物彼此隔离，工作也就停止了。但偶两个累积物彼此挨得很近，形成了一个拱形结构，于是就成了一个复杂的蚁巢的基础。一个随意开始的行动，变成了高度精心修建的结构，即混沌产生了有序。正是由于存在某种不稳定行，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灵动的世界中。世界是充满变数的，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革本身，变革也就成了我们唯一的选择。当我们跟不上技术变革的速度之后，便会出现精神危机。

（二）时间的观念

每一个新兴的文明，都不仅改变人们处理日常生活的时间，并且还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观念。

第一次浪潮社会把劳动分散在田头、村落和家庭中，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庄稼人通过季节变换懂得农业播种收获不误农时，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在用时、计时、区分时间的单位很含混，不说小时和分秒，比如用“日上三竿”、“一顿饭的功夫”、 “一支烟的功夫”、 “一炷香的时间”、“掌灯时分”等说法。

第二次浪潮社会则把劳动集中到工厂（车间）、企业，工业化社会需要极其精确的像小时和分秒这样的计算时间单位，工厂的上班时间，火车的进站时间等，都需要更为准确的时间观念把人们的步调统一起来，于是就产生了标准的格林威治时间、北京时间等。这种标准时间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步化了，“朝九晚五”上下班和固定上学放学时间，不可避免的交通高峰随之出现了。同时钟表行业随之出现，人们不再通过观察自然和感官来把握时间。

随着第三次浪潮的闯入，由它所带来的时间观念完全不同了。时间不再群体化，时间更具个人化，新的时间支配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节奏，不眠的城市、“夜猫子”诞生了、预约见面、预约服务出现了。同时第三次浪潮把我们从机器同步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灵活工时、非全日制工作、夜班制，24小时服务应运而生。

（三）从音乐工厂到交响乐

第二次浪潮确定了小家庭，工厂式学校以及大公司这三个核心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其他社会组织，如图书馆，教会，运动俱乐部，娱乐团体等。托夫勒认为，这些各式的社会组织貌似让人产生杂乱之感，实则显示了一个潜在的格局，那就是它们都具有许多工厂的特征，如“它的分工、分等级的结构，以及毫无人性的金钱关系”。甚至在艺术领域，艺术的生产结构也在社会大生产中完全被改变。我们就以艺术领域的音乐界为例，来看看被托夫勒称为之“音乐工厂”是如何充斥着工厂原则的。

伴随着第二次浪潮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音乐堂开始在大城市出现。售票处和音乐会演出的经纪人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需要不断扩大音乐堂的规模，增加更多的座位量以容纳更多的观众。但是大一些的音乐堂需要更大的声响效果，这样远排座位才能听得清楚。受限于当时的音响技术很难扩大，经纪人只能靠增加乐器和演奏者才能扩大到所需要的音量，于是产生了适应规模化观众的现代化交响乐队。而这就是室内乐到交响乐的变革的重要原因。没有想到交响乐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吧？从历史学的角度，18世纪初期，伴随着欧洲产业革命的进程，音乐艺术也开始逐步地走向平民化和社会化。在这个时期，交响乐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比起演奏人数少的音乐形式，面向大众更适合一般听众。从这一点上来讲，交响乐的出现确实符合第二次浪潮之下的社会形态，体现托夫勒笔下工厂的“毫无人性的金钱关系”。

在交响乐队的内部组成上，也能彰显工厂的“分工和分等级的结构”。交响乐队从最初的无领导状态到分工合作的过渡，就像工厂出现以后有了管理者和普通工人。演奏者接受指挥的领导，和在工厂里须服从领班的管理无异。突发情况当领班助手缺席时，其他管理人员按级别立刻接替。而在交响乐队中，指挥也是由第一小提琴手或乐区领奏者接替的。正是在这样的音乐工厂中，演奏“工人们”在指挥的带领下将他们演奏的“产品”出售给音乐堂的“消费者”，再加上留声机的出售，完成了生产到消费的过程。托夫勒对于“音乐工厂”诞生过程的描述，让人有一种——原来高雅的艺术也遍布生产关系，在市场的经济利益这只手的支配下，充斥着等级雇佣结构的现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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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趣话

书中第31页写到法国政治思想家鲁热蒙指出：“民族国家总以为它自己是绝对至高无上的”。以我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阅读，感觉没有这个人名，重新查阅，也查阅不到，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居然查不到。后来我微信联系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苏德超，请教他，他回复我通过维基百科终于查到了他，原来他是瑞士人，文化理论家，移居法国，创办法国文学杂志《精神》、《新秩序》，著有《爱情与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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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未来学家，托夫勒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思想上的启蒙，这种思想启蒙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过去、现在与未来，怎么看待科技变革带来的产品、生活方式、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变化。

托夫勒曾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明天会使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然而本书中的预言很多业已成真，既然未来可以预言，明天怎会让人吃惊呢？作为未来学家，托夫勒从事的工作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似乎与其观点无法自恰。我想，在未来让人大吃一惊的或许是人们对托夫勒天才般预言的惊叹。如今，托夫勒笔下的信息革命早已席卷全球，“第三次浪潮”也演化为一种思维框架，帮我们站在未来先驱的肩膀上，理智、宏观地看待这个变化的世界。正如《第三次浪潮》一书的结束语所言：“就像革命先辈一代那样，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

当我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我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有余。当时我像许多青年一样，自以为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后来我懂得了，我的“答案”是不完全的，是片面和绝对的。另外还得指出，我终于意识到，正确地提出问题，常常比正确地回答错误的问题，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