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只是一本书，不一定都是史实。不用说，很多事情，表面看是苏联，仔细一看却是我国。）我读的一本是《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斯大林肃反秘史》。红旗出版社。1992年出版，印数15000册。著者是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译者是彭卓吾。应该和这本是同一本。百度百科：彭卓吾，1927年生，河南宜阳人。我国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到北京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从事翻译工作，直到1987年离休。几十年中翻译和校订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列宁著作。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独立地翻译和撰写著作，迄今已出版重要著作20余部，如《伟大的列宁》、《列宁的一生》、《不平凡的一年》、《神奇的伟人——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谜案》、《震惊世界的莫斯科三次大审判》、《马克思的自白》、《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对话》、《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斗争》等。此外，还与人合译，本人校订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国的拿破仑——蒋介石的命运》等。尤其是其所著《翻译理论与实践》和《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两书，对于指导翻译实践具有重要意义。p5：众所周之，每当政府在红场上举行庆祝典礼时，斯大林总是在精锐部队和大批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卫士的保护下出现在陵墓上。虽然如此，他还总要在自己的制服里面穿着一件在德国为他特制的又厚又重的防弹背心。斯大林为了确保在自己时常去往郊区官邸时的个人安全，他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沿途街道上四分之三的居民都迁走，而把空出来的住房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住进去。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区别墅的35公里的路线，日夜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保护着，他们在这里分三班值班，每班人数多达1200人。p12：在1934年初举行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基洛夫的崇高威望更加提高了。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对一切都作了预先规定和安排。甚至对代表们欢迎领袖们的热情也都作了预先规定和安排。每个政治局委员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受到鼓掌欢迎的时间规定为两分钟。斯大林受到鼓掌欢迎的时间规定为整整十分钟。但是……基洛夫受到的鼓掌欢呼的时间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员们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在代表大会的侧厅里代表们在窃窃私议，他们说，基洛夫所得到的荣誉事先只是准备给予斯大林一个人的。p42：1935年4月7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项世界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12岁以上的儿童对于所犯的各种罪行（从偷盗开始），应负与成年人相同的责任，直到被判处死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环境造就了犯罪。如果说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个制度甚至把儿童都变成了罪犯，而且其数量之多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使得政府除了把适用于成年人罪犯的法律扩大到儿童身上而外，再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来。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的第18年，斯大林竟下决心对儿童实行死刑，这个事实比其他任何事实都更清得说明了斯大林的真正的道德面貌。p56：为了迎合斯大林，维辛斯基便在自己的起诉词中加了大量多过分赞扬的形容词：“伟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敬爱的和亲爱的斯大林”，他的一次发言是这样结束的：“我们，我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沿着一条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垃圾和污秽的道路上，向着共产主义前进再前进！”p152：自从斯大林发出“同志们！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生活变得更愉快！”这个号召以来，苏联的上层统治集团就再也不搞那些喝喝酒、跳跳舞、玩玩牌的秘密晚会了，而是开始公开地、无拘无束地举办起类似的娱乐活动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们以特殊的热情来领会领袖关于“秘密的生活”的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俱乐部那豪华的房间变得与革命前享有特权的近卫军团的军官俱乐部颇为相似。p170：众所周之，斯大林要除掉某个人民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时，通常并不在他执行公务时就地将其逮捕。斯大林的通常做法是，在下令逮捕自己的某个战友之前，总是先打发他去外地休养，或者是在报纸上宣布该人已得到（或将要得到）新的任命。p192：而现在，斯大林在捏造了一种关于老布尔什维克们认为需要杀死他斯大林的谎言后，他自己就把革命恐怖的思想送给了群众。他使人们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思想，这就是连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们也认为只有进行恐怖才能使国家摆脱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制度。总之，苏联劳动群众把历史曾经笼罩在民意党人英雄们的头上的光环又戴在了被处以死刑的布尔什维克们的头上，这是斯大林最感到痛苦的一件事。p280：亚戈达，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斯大林秘密警察机关的头子，突然出现在被告席上，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喝采。更何况斯大林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很多不可思议的罪名都加在他的头上，这就更要引起全国人民的大哗了。这个领导苏联反间谍机关达15年之久的亚戈达，原来本人竟是一个外国间谍。仅只这一点听起来就使人感到离奇了。但是更有甚者，亚戈达这个以屠杀托洛茨基分子而闻名全国的凶残的刽子手，他本人居然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所信任的代理人。p294：这决不是戏言。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的确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干得出来的。他能够取消众所周之的事实而代之以无稽之谈。他能够消灭事件的真正见证人而代之以假的见证人。主要是，要掌握进行伪造的炼金术，要学会毫不动摇地使用强力。斯大林既然具有这些特点，他就能够克服任何障碍。p376：斯大林不喜欢自己周围的人是一些忠于革命理想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和危险的。一个为崇高理想献身的人只有在他认为某个政治领袖是这种崇高理想的传播者的时候，他才会跟随这位政治领袖。但是如果他看到自己昨天所崇拜的人出于私利而出卖了和背叛了崇高理想时，他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昨天所崇拜的人的敌人。p379：他为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特殊式样的高跟靴，外皮巧妙地掩盖着部分增高的后跟。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面一站，顿时喜形于色。但他还不满足，他又吩咐保克尔，每当他站在列宁陵墓上时，要预先在他站的位置上放一垫脚的小方木块。由于玩弄这一招，很多从远处或从报纸的照片上看到斯大林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中等身材。实际上他的身高只有1米63左右。为了使这种错觉得以维持下去，保克尔便为斯大林作了一件下摆一直拖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跋）p392：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厌其烦地谈论迷信和克服迷信，但是要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去诚心诚意地揭露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他们担心不可侵犯的基础遭到破坏。p396：而同时，他们同另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那些上层人物（这些人物也和“执政党”结合在一起）又多么地相像！他们彼此的相似之处不仅在于他们彼此有着共同的命运——被告席，或者是自杀，或者是死于自己昨天的同志之手。而且他们彼此的发展水平也是相同的，他们彼此的道德面貌，大概还有他们彼此的实际形象，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p412：现在何以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了，他叫：列夫·费尔德宾。

摧毁内务部其它分局的行动，可说是雷厉风行，迅猛异常；但对外事局工作人员的逮捕，却显得缤密细致而毫不急进。直到该局局长斯卢茨基被干掉之前，很多人都还以为，为了保留一批通晓外语和国际事务的力量，斯大林不会大肆清洗这个局的专业干部。

一九三八年初，绝大多数驻外的老一代契卡干部都已奉召回到了苏联。这样，斯大林就再也用不着保留象斯卢茨基这样的诱饵了。二月十七日，斯卢茨基上班后，被自己的老朋友，此时已被提拔成叶若夫的副手的米哈伊尔·弗举诺夫斯基请了人。半小时后，斯卢茨基的副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接到弗里诺夫斯基打来的电话：“请到我这儿来一趟！”当什皮格尔格利亚斯走进弗里诺夫斯基那宽敞的办公室时，首先看见的，是躺在地板上的斯卢茨基。从现场看，斯卢茨基是从椅子上滑下地板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茶和一盘点心。斯卢茨基已经没气了。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局长被毒死了：但他知道，此时最好别“多管闲事”。他只是建议快去叫医生，可弗里诺夫斯基回答说，医生已经来过，“药物帮不了忙啦”。“是心脏病发作”，他以十分内行的口吻，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

弗里诺夫斯基任命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为外事局局长，并要求他把斯卢茨基“病逝”的消息，通报所有驻外情报站。他还指示。讣告中应将斯卢茨基定为“忠心耿耿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斯大林主义者”，“内务部失去的杰出活动家”。用这些漂亮的言辞，目的全在于不让尚在国外的为数不多的老契卡人员产生疑心。为了把这场“猫哭耗子”的丑剧演完，叶若夫还命令将斯卢茨基的遗体安放在内务部中心礼堂，布置卫兵通宵守灵，以便让人们“与死者告别”。

然而。这几滴“鳄鱼泪”非但没达到目的，反而欲盖弥彰。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吊唁者，一眼就会发现死者脸上那明显的污斑——氰化钾中毒的痕迹。

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在弗里诺夫斯基的授意下很快就拟好了斯卢茨基的讣告，然而叶诺夫并不着急。他不准用电报，只许用普通外交邮件的方式发讣告。这样一来，大部份在国外工作的内务部人员收到讣告并得知斯卢茨基的死讯，已是三个星期之后的事了。例如，我收到讣告时，斯卢茨基已死去十二天了。而在这十二天里，我还给他发过好几封电报，居然还得到了由他署名的回电。同讣告一块寄来的，还有一份《真理报》，上面有一篇悼念死者的短文，署名是“一群同志”。显然，无论叶若夫还是他的几位副手，都认为自己没有在文章上署名的必要。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克里姆林宫内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的有斯大林、叶若夫、亚果达及其助手阿格拉诺夫、莫尔恰诺夫和米隆诺夫。会上只讨论了一个问题：如何捏造托洛茨基的罪名。莫尔恰诺夫知道斯大林十分重视一切有关托洛茨基的材料，所以专门准备了一张示意图，直接地显示出托洛茨基是什么时候通过谁参加“恐怖阴谋”的。这张图上有一条条五颜六色的密如蛛网的线路，分别表示托洛茨基与苏联国内的阴谋头子的联系，同时还显示出哪些老党员已按要求作了诬陷托格茨基的供诉。哪些还没开口。这张图看上去很有说服力，它把托洛茨基和苏联国内的阴谋头子牢牢地挂在一起。

　　斯大林听完这些侦讯人员的汇报之后，要求他们注意另一个事实，即还差一个能够供认自己是由托洛茨基派到苏联来进行恐怖活动的被告。莫尔恰诺夫告诉斯大林，说奥利别尔格已经在这种供认上签过字。而斯大林（他确实有理由为自己那惊人的记忆力而自豪）却反驳说，奥利别尔格不是从托洛茨基本人，而是从他的儿子谢多夫那里接受任务的。这时，亚果达马上表示，重写奥利别尔格的供诉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他说，干脆让奥利别尔格这样供认：在动身到苏联之前，他与托洛茨基见过面，并亲自从他那里接受了有关恐怖活动的命令。对亚果达的提议，斯大林不满意。他说重写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一“解决不了问题”，最好是再增加两三个象奥利别尔格那样可靠的人。这些人应该出面证明自己是由托洛茨基派到苏联的。并且托洛茨基还亲自指示他们进行恐怖活动。

　　为了逢迎斯大林，莫尔恰诺夫声称他有两个秘密特务，其能力远远超过奥利别尔格，可以在法庭上把这个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不过、他们不是一般的特务。而是秘密政工局以前在德国共产党内安插的地下代表。他们现在干的工作是收集有关共产国际中央机关的情报；他们是弗里茨·达维镇和别尔曼一尤林。莫尔恰诺夫认为这两人是忠心耿耿的，很有纪律性的党员，建议将他们加入被告行列。斯大林表示同意。

　　可是亚果达对莫尔恰诺夫的提议却十分不高兴。没经过他亚果达的同意，莫尔恰诺夫怎么就敢擅自说出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林的名字来呢？而且，莫尔恰诺夫的建议很不明智，因为这两个人是内务部派往共产国际的，其特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有了他们，亚果达才能对共产国际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了如指掌。靠了他们两人的帮助，亚果达才有可能时常提醒斯大林注意外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危险派别和共产国际内外国代表们的各种不良意图，并以此向斯大林和政治局表示他的内务部很会搞情报。再说，要马上找人接替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林的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个人对共产国际的底细一清二楚，他们在外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有很多朋友。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

　　把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塞进未来的审判中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他们这种严肃的人，不是那种可以任人摆布的走卒，很难唤他们到审判庭上演戏，何况又是扮演被告的角色！他们两人都是联共（布）党员，虽然为“机关”工作是非正式的，但历来都被看作是责任感很强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莫尔恰诺夫要牺牲他们二人这就违反了最起码的同志道德：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要自己的同事到刑事案中去扮演被告的事，这还是第一次。

　　然而，亚果达的不满纯粹是“柏拉图式”的，根本不能扭转事态的发展。莫尔恰诺夫的提议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因此，此事已不可挽回。过了不到一个月，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林就被捕了。向他们宣告的是：党中央委员会十分信任他们，所以选他们出来充当假被告，在即将开始的审判中去体现党的意志。他俩毫无办法，只得满怀热情地接受了党和内务部的重任。我不知道，这种热情是否出于真心。但不表现出热情又是肯定不行的。

　　按其上司莫尔恰诺夫的指令，两人做了以下的供诉：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底，他们分别在哥本哈根拜访过托洛茨基，并从他那里接受了到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以反对斯大林的任务。

　　在审判时，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林为协助起诉人演完这出早已排练好的丑剧，真是全力以赴。然而，他们虽是作为假被告而被送上法庭的，但没妨碍法庭对他们作出死刑判决，也没影响“机关”将他们同其它真正的被告人一起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