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

1、 淮北的生态环境

1） 拥有比淮北的集体暴力更持久的区域在中国并不多。淮北地处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低洼地带，旱涝多发的中心区域。

2） 12世纪黄河决口，夺淮入海。

3） 17世纪淮河再次失控，那些明末横扫淮北的土匪是当时生态灾难的直接反映。随之而来的战争又破坏了堤坝。1680年的洪水永久性的淹没了泗州城。

4） 自清朝开始，水利周期的新阶段开始了，堤坝得到修复，人口开始增加。

5） 1853年，黄河离开了它已经占据500年的河道，向北改道掀起了灾难。

6） 经常性的洪水泛滥主要原因是黄河和淮河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超过了自身的容量。

7） 狭义的淮北被限定在安徽和江苏两省的最北部，或仅仅指皖北。

8） 晚清和民国，这一地区缺乏有效的控水系统，土地过度开垦，水土流失加剧，进一步造成季节性暴雨的危害。这一地区的土壤一般缺乏氮和磷。

9） 淮北农作物产量地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灌溉系统。

10） 淮北标准的5口之家至少需要30亩地以维持生存。但超过84%的家庭都缺乏最低土地数量维持生存。

11） 该村不到20%的家庭占有了70%的土地。但从整体来说，淮北的土地租佃率较低，佃农占人口的15%。但尽管84%家庭是自耕农，但平均每家仅仅有12亩土地。

12） 如果土地贫瘠到耕种者只能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线而无法获利，就很难为潜在的地主去购买土地提供动力。

13） 种植水稻的南方，由于社会和生态较为稳定，长期租佃有利于形成生产力，所以永佃制十分常见。相反淮北租佃制不能提高产量，而固定资本投入（灌溉工程）在小麦产区很少流行。

14） 南方的租金通常以固定数额而不是以收获的百分比来限定。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鼓励以增加收入。北方小麦产区更普遍是地主和佃农共同分担糟糕收成的风险。

15） 由于旱涝灾害是否发生决定了收成的多少，淮北地区固定租金是不现实的。

2、 商业

1） 人口密度低不利于市场的发展，人口稀少增加了运输成本，也阻碍了运输功能的专业化。商业化的关键在于获得低廉的运输，传统的淮北交通差。

2） 商人很稀少，都住在城镇的外地人，不被当地人信任。环境的不稳定使得为市场生产带有较大的风险。

3） 由于土匪猖獗，使得工厂需拿出很大资金来组织自卫团。后来军阀兴起，工厂厂房成为军队的临时兵营，本来运货的船只用来运输士兵。

4） 20世纪桑树已经不多见，这情况与华北黄河地区形成对比，后者20世纪的棉花、烟草、其他经济作物迅速发展。

5） 总体而言，经济作物在该地区不盛行。农民最大的希望是生产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全家。

6） 尽管贫穷是普遍的，土地占有也不平等，但阶级差别并不像中国其他地区明显。自己拥有耕地较为普遍。

3、 生存策略

1） 第一种是掠夺性策略，攫取他人财富为目的；二是防卫性策略，努力阻止他人进攻；

2） 农民解决贫困最普遍办法是溺婴，导致男性比例大大超过女性。不能成家的男性多达20%。“光棍”成为淮北掠夺性和防卫性活动的主要后备军。

3） 19世纪中期，苏南特别是上海，成为淮北流民的外出季节性目的地。

4） 清代政府垄断了食盐贸易。而私盐贩子招募武装贩运私盐。捻军叛乱与淮北私盐贩卖活动有密切关系。

5） 经常性的洪水泛滥使得沼泽地成为强盗的滋生地。每有案件发生，地方官往往推脱。

6） 土匪喜欢据守贸易路线，抢劫或索取买路钱。最常用的手段是绑架勒索。最震惊的就是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了。

7） 遇到旱涝灾年，临时性的匪帮会变成半永久的匪帮，既然土地全然无望，便一年到头靠抢劫为生。在领导地位方面，乡村豪杰---家庭相对富裕的自耕农，但向上流动渠道堵死，目不识丁但野心勃勃的人。捻军盟主张乐行就是此类。都出生于拥有大片土地的家庭。匪首利用他的影响和资材对贫困的漂泊者提供安全保护和物质利益。匪帮最基本的徒众有时与首领有亲缘关系。无亲属关系的经常歃血为盟。8）各自独立的团伙变成规模较大的土匪军队，可归因于极其严重的生态危机。自然灾害剧增的原因之一是黄河堤坝系统的毁坏，1851年夏季大量降水使得苏皖之交的主堤溃决。

9）捻军出掠的主要目标是河南、山东、苏北相对受损较少的地区。

4、红枪会

1）红枪会是乡村自卫组织，成功的抵抗了土匪、军阀和征税者而闻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作为对捻军和太平军的回应。造反形式的转换第二个原因是清帝国灭亡相伴的税收提高。

2）国民党放弃农村确保城市的趋向很难让红枪会产生好感。

3）1928年皖北阜阳县成立拥有3万名支持者的苏维埃政权。直到抗战初期，共产党卷入才显示出持久的结果。只是到了1943年，随着日军压力的减少，共产党人才能投入大量时间从事富有建设性的事业。

4）红枪会不像共产党想象的那么容易接近。是一种封建组织，听命于地主的命令。“打倒地主”的口号对80%的自耕农没有吸引力。“打倒劣绅”疏远了地方精英领导的红枪会。具有掠夺性的光蛋会是更容易联合的同盟者。但后期共产党已经把鱼秘密会社合作的政策转变为积极反对的政策。这种转变是共产党的在淮北农村力量不断加强和对地方会门越来越不信任的反映。

5）许多情况下，债主也是同族的，对宗族的忠诚阻碍了人们参加减息运动。互助合作的发展标志着淮北社会运动方式的真正突破。拥有多余土地的富农欢迎正式的劳动交换。因为互助合作运动使他们解决了缺少雇工的问题。但他们不愿意捐出牲畜和农具。

6）建国后1950年夏天洪灾，60%的淮北田地无法耕种，40%的人口沦为灾民。共产党要求农民将余粮交给政府。发生红枪会暴动。促使毛泽东在1954年发布了著名的治理淮河的号召。8个月内有300万农民被动员，工程量是苏伊士运河的2.5倍。改变了农民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新政权意识到，为了用合作的新形式取代几百年来竞争形势，需要进行生态变革。

7）在北方，种植小麦的土地经常发生干旱，租佃率低，盗匪和抗税导致大规模农民战争不断。南方有细致的水稻种植，很高的租佃率，抗税斗争较少。北方农民起义经常以反抗政府，南方则是阶级斗争。

前言

我决定通过对一个地区加以研究来考察造反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计划必须集中在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必须既有农民造反的传统，又是1949年前共产党的根据地。通过对这个地区一定时期的考察，我希望能寻找出一次造反与下一次造反之间的真正联系。

第一章 导论

p9

农民为什么叛乱？长时间以来，学者们在这几个问题上争论：农民特性，阶级属性，社会组织和政治倾向。然而，对任何普遍性答案的探究都必须服从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一部分发动叛乱。而且，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里，叛乱才频繁而持久地发生。

p10

本书不同意这种农民叛乱是一种持久的、有组织的合理的集体行动。这种分析聚焦于农村居住者本身，强调其适应所在环境的农民叛乱的适应价值。

尽管关于农民的人类学观点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同意对农民作出界定必须根据以下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1）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世界；（2）他们赖以谋生的特定的自然基础。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所指出的：“农民的存在牵涉到的不仅是农民与非农民的一种关系，而且还包括一种调试，一种态度与行为的结合，这种结合被用来维持耕作者的生存，不仅是其自身，还包括其同类。”绝大多数研究农民叛乱的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第一种关系即农民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上，而把生态因素放到遥远的第二位置。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叛乱通畅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就立刻凸现出来。

p11

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了求生存而采取的最具有适应力的策略也许是集体暴力。这种人类攻击行为的实用意义已被许多人类学家和人类生态学家所证明。他们指出，在饥荒的条件下，用暴力来对待同类竞争者往往称为一种合理的策略。（注释1）那些资源短缺和供应无法稳定的环境可能孕育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对他人的拒绝被视为对自身的生存直接有益。（注释2）

正如第二章所要谈到的，淮北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受连年不断的旱潦之灾的影响，其环境艰难而不稳定，一种攻击性生存策略随之产生。我认为，这些集体暴力的形式，绝大多数可被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生存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

注释1 …… 为本书的宗旨，生存被定义为以最低程度的食物和住所来维持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适应行为是指那些增强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生存下去的能力的行为。资源是能够促进生存能力的物质产品（诸如土地、工具、粮食、钱财和枪炮）。竞争是夺取或保留资源，减少被他人获得的一种企图。

注释2

无法预测的环境通常必须有一定的人口水平和引发暴力竞争的稳定性相匹配。在游牧社会中，猎物和蔬菜食品都是分散的，稀少的人口是流动的，经常可以避免冲突。只有环境允许建立一个更大更加稳定居住的人群时，竞争才会普遍发生。

不幸的是，很多对于这个问题的生态学考虑被涂上了一层很浓重的系统稳定性色彩，其中，战争被解释为保持人口和资源平衡的一个自动装置。尽管集体暴力事实上有着这种后果，但它的起因最好被解释为个体和群体的互动，而不是作为整体的经济系统。

p12

那些占有很少资源的人往往运用掠夺性策略，他们有更多的可能通过这种高风险的行为在获取财富的同时，又不用顾虑自身所占有的极少的财物的损失。掠夺者以他们的长处即过剩劳力从比较富裕的邻人哪里抢夺生存资源。相对而言，防御性策略通常被那些既拥有某些物资，同时又担心失去物质的人所使用。防御者以生于资源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以防止掠夺者的威胁。

p13

尽管掠夺性-保护性策略的二分法是有意突出资源竞争这一基本问题，但是，注意到这种竞争手段的采用与思想觉醒和关注公正的关联程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掠夺性的土匪是“社会土匪”，他们以劫富济贫为业；其他的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残酷贪婪，毫无社会道德可言。同样，一些防御性活动受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影响，是以一种平均主义的态度进行的；而其他的一些活动则受威权主义影响而组织起来，为满足一小撮强有力的地主的利益服务。这些差异不应模糊我们对一个严峻的环境中所有这些运动的联系都服从于不断发展的生存竞争这一事实的认识。

自然灾害是刺激掠夺性和防御性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外来势力如叛乱者】军阀或外国军队的介入同样促进了当地本已激烈的竞争。尽管政府对淮北地区的关注微不足道，但当暴力达到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水平时，就会引起国家的镇压。政府干预，如果再加上一些桀骜不驯的地方领导人的掺和，很容易称为叛乱的催化剂，成为将地方性的集体行为转化为反政府起义的催化剂。

p14-15

一般看法认为，正是秘密结社的出现，如北方的白莲教和南方的三合会，往往使起义形成固定的模式。

生态学方法绝不仅仅由环境决定论组成：自然环境仅仅对人类活动有某些限制和界定。农民通常被刻画为农业耕种者的一个中间类型，既不同于在简单易货经济中的原始居民，也不同于完全投入市场体系的现代农民。…… 由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农民可能不但因为对生计的直接威胁而发动叛乱，而且会对更广阔的系统里出现的不公正作出反应。另外，正是因为他们是阶级社会中的成员，农民不但会参加早饭，而且也会参加革命。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取代个别政治家，而且有可能重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把国家的控制权由一个社会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层手中。

拥有比淮北的集体暴力更为古老或持久的地区在中国并不多见。淮北是一个以地瘠民贫而闻名的地方。早在周朝，这一地区居民因其不断奋起反抗周朝统治者的一次次征伐而被称为“淮夷”。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北方的国家认为是好战的堡垒。这个地区成为陈胜起义爆发的地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其领导人几乎都来自淮河地区。汉朝时期，不断发生的骚乱导致历史学家司马迁把这个地区的人民描绘为“自大傲慢，乐于犯上作乱”。西晋和南宋时期，淮河流域在驱逐外族入侵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反对元朝统治者的斗争，也是集中在这个区域。皖北地区提供的成千上万兵员组成了红巾军，最终推翻了元朝。朱元璋是这场农民起义的领袖和明王朝的缔造者，他本人就是安徽人。接下来，在明朝末年，淮河流域成了效忠明朝的人对抗满族侵略者的最后一块阵地。在整个清朝和民国时期，这个区域继续成为无数次乡村动乱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