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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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雒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该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1页 -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国民素质和文化。从两次危机美国的情况看，大萧条前10年的繁荣时代，对物质“成功”的膜拜大行其道，美国立国之初形成的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快富的社会浮躁心态。二战后美国经济迸发的活力同其昂扬的企业家精神有关，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年轻人希望成为金融家、食利者，赚容易钱、赚快钱，企业家精神受到影响，科技人才培养后继无人，导致技术创新能力削弱，产业转型升级停滞。南欧国家在这次危机中的境况同西北欧国家的差别，也同这些国家安于现状、好逸恶劳、不思进取的国民性密切相关。 国民文化素质是一国竞争力的内核，在我国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要充分认识究し艰黄业头是防范危机的根本，安于享乐、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危机孕育的最佳土壤，要在全社会和企业中倡导持之以恒、敬业勤勉、不骄不躁、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文化，建立以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和做贡献为荣的舆论导向和激励机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对我国的启示 -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的熬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的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的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 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1页 -
本次危机的爆发表明，以美国过度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这一模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増长过度依赖消费，二是出口导向型新兴经体（包括中国）增长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危机后，美国必须经历再平衡整，将负储蓄率逐步提高，并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在减少贸易逆差的前提下，调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保现有储蓄率而着力扩大国内投资，另一种是降低储蓄率扩大国内消费。短期保增长的角度来看，近期应选择前一种调整；而从长期发展来看，要进行第二种调整，为此必须做好制度与政策准备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两次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有货币发行均失去了固定的基准，成为纯粹的信用发行，由于发行国自身政策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国际贸易、投资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内的不稳定。 (查看原文) —— 引自第60页 -
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且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无质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面对超高 的负债率，先是在财政上采用紧缩政策，去杠杆化进程开始，随后经济泡 沫破裂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往往通过货币贬值和债务重组得以缓解。而后，议平在经济未实现好转之前，通胀的上升和股市的楽住往带来一次假复苏但根快会遇到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9年的大萧条中是这样，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这种迹象。美国金融危机一度出现缓解，但欧债危机却出乎意料地全面恶化，系统风险迅速上升，全球经济可能由此进 人第二轮危险期。同样，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则向外部转移 和推卸责任。危机的自我拓展只有走完全过程才能达到新的平衡点，大危 机一旦发生就注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上次大萧条最极端的情况是希特勒通过民选的方式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当前特别需要重视的，是在危机自我逻辑实现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意外事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
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基本逻辑 -
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
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是自己盲目相信冒险的正确性。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0页 -
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对比研究的结论也可以告诉我们，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我们应牢牢把握这些实质性变化，认真分析我国与大国经济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增长困境问题的方案，在外部条件明朗化后稳步加以实施。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4页 -
金本位限制了各国的货币政策空间，难以通过货币政策扭转通缩趋势。在中央银行承诺维持金本位的前提下，一旦通货紧缩过程开始，各国中央银行就陷入了竞争性的通货紧缩和对黄金的争夺中，任何单个中央银行进行通货再膨胀的努力都会使黄金立即流出，即使是拥有大量霍金储备的美国也面临这种约束，无法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否则将会被解读为放弃金本位并导致黄金外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78页 -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失衡表现在美国双赤字问题不断恶化，伴随的是外部融资规模的持续扩大。1997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1227亿美元，2008年扩大至7386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1997年经常项目逆差为829亿美元，2007年经常项目顺差为6310亿美元。1997年以来，发达国家已经从资本净流出地转变为资本净流入地，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变成国际资本净输出地，全球资本流动不是致力于发展，而是为发达市场的金融交易融资。在金融全球化时期，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国际资本净流入美国的比重高达70%～85%左右。这一时期，美国消费扩张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尤其如此），而美国消费扩张的支轴却是次贷化的房地产市场和过度创新的金融市场。因此，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既是美国消费主义的危机，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54页 -
货币政策：“大萧条”时期的金本位制下，黄金流入国和黄金流出国对货币存量调整的不对称性，使世界货币借给总量下降。“次贷危机”时期的牙买加体系，对储备货币发行缺少约束，容易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作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享有铸币税特权，可以通过发行美元为其经常项目逆差和政府债务赤字（“双赤字”）融资。 量化宽松，央行进行资产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 金融安全网：存款保险制度、最后贷款人（狭义）；审慎监管、问题机构处理（广义） 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性在于，金融体系的“去杠杆化”和实体经济的下滑会形成一个具有放大效应的负反馈循环，导致长时间和深程度的经济衰退。金融机构清理资产负债表的过程将导致信贷紧缩和资产价格下跌，使家庭和企业部门的融资难度及成本不断提高，进而造成社会需求的下滑和家庭部门的信用恶化。随着实体经济的下行，金融体系的坏账则会继续增加，从而使金融体系的“去杠杆”程度进一步加深。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柯立芝繁荣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76页 -
《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 两次长周期都先经历由具有广泛影响的技术变革和新技术不断采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大繁荣，然后随着技术推动增长的空间和效力弱化，原有的发展动力减弱，技术推动的经济长周期进入末端，产业回报出现下降，产能出现过剩，经济进入下行阶段，乃至发生大的危机。 私人过度举债、金融部门刚刚率提高、企业过度投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在两次危机发生前都有表现，政府债务水平攀升在这次危机应对中表现明显，其实质都是在产业转型滞后、缺少新增长点的情况下，通过短期中用债务扩张和债务转移的办法来扩张消费和投资需求，以试图解决技术驱动力弱化、产业利润下降、生产出现过剩等长期问题，其实这样做只会使消费和投资超越实际支付能力和现实需要，制造出难以持续的虚假繁荣，并不能根本解决由技术长周期末端导致的产能过剩，最终会以危机方式被迫收缩。 第三，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美国金融业背离其应发挥的核心服务功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这同美国金融业放弃行业传统价值、过度追求财富和创新有关。德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同德国的金融保守主义传统和金融业能够稳健经营密切相关。 《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 金本位限制了货币政策空间，使通货紧缩在主要工业化国蔓延，影响了经济秩序的稳定，抑制了消费、需求和产出的恢复。金本位下，黄金流入国和流出国对货币存量调整的不对称性，使世界货币供给总量下降。 而在本次危机发生前，美联储等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只集中控制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没有充分意识到资产价格的危害。两次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对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进行审视。中央银行除了要控制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还应扩展货币政策调控视野，关注资产价格膨胀、资本流动、影子银行衍生的流动性等因素对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的潜在影响，以适应金融市场结构的发展变化。 《从金融监管视角看两次危机》 FCIC报告特别... (查看原文) —— 引自第1页 -
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两次危机的共同特点 -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東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在市场大幅波动中获益是大金融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一些国家软弱的政府政策面前，国际金融市场力量往往起到“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作用，这种力量又与在野的政治力量相结合，使得当政者处境岌岌可危。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 -
我们也要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轻易对外承诺，在参与欧债危机救助、扩大对外投资和购买等问题上，要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最大程度实现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利益。还要认清顺差国家实际上在“再平衡”过程处于主动，不能在“再平衡”压力下，承担过多国际经济调整责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对我国的启示 -
本次危机中的牙买加体系 当前的牙买加体系是本次危机前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货市根源，也球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之一。 牙买加体系对储备货币发行缺少约束，容易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为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國，美国享有币税特权，可以通过发行美）其经常项目逆差和政府债务赤字（“双赤字”）融资。美元的储备货币跑导致美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倾向于过度宽松，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泛、造成全球流动过剩，这必然导致有关国家资产价格膨胀、过度消费、过度借贷，最后引发金融危机。出出源一一 信用货币缺乏定值基础，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币值不稳，影响全球易和投资。牙买加体系由于缺乏定制基础，主要储备货币江率经常大幅被动，这导致全球货币和资金价格信号功能紊乱，增加了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不确定性，冲击市场信心，严重影响国际资本合理有序流动和实体经济活动，也是本次危机中国际贸易大幅下滑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胜球 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政策失误引发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放大了国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在此次危机中，美国等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国”经济政策出现问题，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大量资本从新兴市场国家撤回美国“救火”，国际跨境资本流动逆转，主要货币汇率大幅波动，最终演变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国际货币体系的“タ围国家”，金磁体系相对随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因此受到严重击，过度依赖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国内问题暴露并被放大，引发实经济危机。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篇从货币金融视角看两次危机 -
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我们不看到，凡是能够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经济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相反，但是与美国搞对抗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经济不能发展上去，甚至连社会稳定都难以维持。因此，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的策略选择应当是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光养晦为主，并适度地有所作为。 在韬光养晦方面，中国应当做到：“广交友，不当头”。在国际社会，要广交明友，不仅与发展中国家结为朋友，与新兴国家结为朋友，面还要与发达国家结为朋友、，但是无论如恒绝不当头，不当她灰。不仅不要在发展中国家中当头，也不要在新兴国家中当头，更不与发达国家争二抢一，而是要努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 在有所作为方面，应当做到：“促协调，备军斗”。要做好和平与战争两手准备：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国际协调，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尽全力防止国际社会重走“大萧条到二战”的老路；另ー方面，则要积极做好军事き争的准备，以便在万一出现战争局面时，能够做到有备无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两次大危机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和重要启示
作者: 刘鹤(主编)
isbn: 7513623104
书名: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页数: 271
定价: 65.00元
出版社: 中国经济出版社
出版年: 2013-2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