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丁评语：出版日期稍早于我们所要求的日期（三个月内出版的新书），这表明，它是一本好书。上世纪二十年代由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领导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其影响多么深远呀，以致我们今天仍深陷于西方化的思想与生活，不仅不能自拔，而且越陷越深。反“新文化运动”之道而行之，抗日时期西迁至贵州的浙江大学的一群教授，办了一份旨在维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刊物——《思想与时代》。收入这本文选的，就是当年发表在那份刊物上的教授们的文章。据编者报道，《思想与时代》立意要继承1920年代的“学衡派”和1930年代的“国风派”，为中国知识分子“思索并寻找一个无法回避同时又注定充满痛苦烦恼的文化方案”。其中，马一浮的文字令人不能掩卷：“今之学子，尊今蔑古，弊于革而不知因，此其失也。天下之道常变而已，唯知常而后能应变，语变乃所以显常。”然而，纵观天下，“今之学校制度不同于中土旧日书院，世之显学正以贩卖知识为重，以新说议论相尚。”殊不知，“观变而不知常，则以己徇物，往而不返，不能宰物而化于物，非人之恒性也。”又读钱穆先生“中国传统教育与教育制度”，气势恢弘，直述以往两千年中国教育及教育制度得失。初读此文，豁然开朗，方知数千年西方与中国的教育，与世间万物一样处于演化之中，从未有什么固定的制度。不仅如此，两千年间教育制度的演变，钱穆先生以寥寥数千字权衡了政府办教育、社会自由教育以及门第私家教育三者利弊，并将决定这三类教育体制的命运的政治斗争与社会变迁一一勾勒。读至结尾处，不由悲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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