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

1.你养肥了农民，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2.我们缺少一种我也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可是既然这东西在五脏六腑里根本找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还要彼此把肚子划破？看，满天繁星闪烁，仿佛是无数颗晶莹的泪珠，洒下这些眼泪的眼睛，该是孕育着多么深的痛苦啊！ 3.圣子耶稣，用自己的血解救世人，我却要世人自己流血，解救自己，甚至从痛苦中饱尝受欢乐，我要尝受的是刽子手的痛苦，我和他比起来，谁比我牺牲的精神更大？……真的，圣子耶稣说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一次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却在客西马尼园里厮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解救别人。……到处是荒凉，空虚，只剩下我孤身一人……

4.子不能领瞎子的路，如果这样，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去。（路加福音6:39） 5.在身体情欲的沉溺中摸索精神的欢愉。 6.一个人自己遭遇的不幸或自己无意中造成的不幸，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情感定义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人们期待生命中幸福的相遇，而一生中遇到的大多是误会。生活是由无数偶然的，千差万别的欲望聚合起来的，幸福的相遇——相契的欲望个体的相遇，是这种聚合中的例外，误会倒是常态。……个体欲望的实现需要一个对象性的你，一旦我的个体欲望，把一个他的个体欲望认作是我需要的你，误会就出现了。在我的生命想象的欲望中，你与他的错置就是人生误会，除了我欲望想象的自我误解，人们无法为人生误会找出归罪者，也无处提起起诉，人生误会既不是由神安排的，也不是人的理性出错，而是我的个体欲望在纷乱的生活中的自我迷失，有人喜欢用缘分来解释幸福的相遇，这无异于把个体欲望的偶然相遇解释成一个隐匿的世界理性的安排，人生误会令人对缘分的说法只能苦笑:不幸的相遇也是缘分？ 7.情爱是最为纯粹，也最为脆弱的自由。 8.不是说从前的人就容易遇到自己身体中一的同床共眠人，谁都知道亘古至今这都是一件难事，无论上帝还是天神都没有，也无能力安排两个身体感觉相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生命的时间单位和地域空间，一个人终生遇不到自己中意的同床共眠人倒是自然不过的事，从前的人要明智得多，找同床共眠人，并不把自己的性情感觉作为首要且唯一的尺度，而是让家族意识，身体感觉，财产分配满意就可以了，两个人的身体感觉是否相契并不重要，因为那是过于偶然，漂浮的事。现代人偏偏要把人生的幸福抵押在相契的身体感觉上，这就无异于把自身的幸福抛给差不多是泡影一般的相遇了。 9.所谓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个体偶在的呢喃叙事，就是小说的叙事本身，在没有最高道德法官的生存处境，小说围绕某个个人的生命经历的呢喃与人生悖论中的模糊性和相对性厮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撑每一个在自己身体上撞见悖论的个人捱过被撕裂的人生伤时刻。 10.自由主义伦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传统的宗法式道德坠落的结果。 11.然而在如此受苦悲观绝望中，个人的生命仍然可能是热情的，有意义的。

现代伦理意识在肯定个体欲望的自然权利时，是否同时夸大了个体欲望的自由？现代人……把道德准则的立法权交给每一个人的性情的自然权利——所谓根据个人的良心，传统的伦理禁忌就被打破了。按康德极度抽象的大脑的概括，自由伦理意味着个人遵从自己理性的道德良知去生活。现代之后，理性的道德良知演变成了感觉的道德良知。从理性的良知到感觉的良知的转变，就是从自由意志到自由欲望的转变——意志的向善成了感觉的自适。大石公说：想想情绪就知道欲望有多少是由自我控制的。潜意识和意识哪个斗得过哪个，可不是“有个什么"能说得算的。

每个人在天性——自然本性上都是享乐者，不同的只是每个人寻求享乐的方式——有粗俗、有文雅。这是“人与人之间所能找到的唯一区别”。无论以粗俗还是文雅的方式享乐,感觉都一样，“都是为了能使自己心安理得”。 ，原来丹东想要维护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人民民主和自由民主。人民公意的自由只是国家施行道德专制的自由，而个人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战胜群众。　 个体的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感觉和思想偏好的自由，与专制的自由——依凭某种公意的道义有权利做什么的自由。(人民民主）民主的自由是人民公意的自由，这种自由必然是国家施行道德专制的专制自由。（自由民主）自由的民主是个体偏好自由的民主，这种民主必然是有思想和感觉分歧、冲突的民主，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使得民主不可能结集为统一的公意，更不用说由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器用专政来贯彻统一的公意。分歧1自由民主 人民能够依个体感觉偏好去生活人民民主以人民的公意为道德标准乃至法律，去约束个体分歧2关于生存的痛苦是的自然意义的痛苦，应由其自由发展。是道德意义的痛苦，按法律去管辖。 罗伯斯庇尔与丹东撞见虚无的方式不同。丹东觉得上帝对这个世界实在多余，想要没有上帝的生活，结果撞见虚无；罗伯斯庇尔觉得过去的上帝无能，不能真的救人，便把老上帝驱走，自己成为上帝之子，结果撞见虚无。 这样看来,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分歧就仅在于选取返回自然人性的方式不同而已：或者以享乐适性,或者以道德加恐怖的革命适性。 时代中时兴的道德理想总是充满吸引力的，没有鉴别力的年轻人以为时兴的道德理想就是自己性情的脉动。个体性情的脉动与某种道德理想的结合，其实是很偶然的。正是这种偶然性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牛虻不是从宗教伦理寻求化解自己“私人的痛苦”，而是借助于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我对爱的美好想象是精神的相互依恋融化在身体的相融中。。对情爱大可不必夸张到神秘或神圣的地步，幸运的情爱不过是两个性情相合的人偶然相逢。人们见到不幸的情爱远比幸运的情爱多，不过是因为一个人在世的时候要遇上性情相合的人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上帝从来没有许诺、也不能保障性情相契的两个人一定会相遇。 伦理问题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偶然生命的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关键词是：个人命运、幸福、德行（如何获得幸福的生活实践），都围绕着一个人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 　　伦理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在世的态度，伦理中的成文或不成文规例就是道德规范。：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萨宾娜与特丽莎的关系是这种古老冲突的现代再现，托马斯站在她们中间实在难受。。要么是说，我的身体感觉经历到的悲和欢（要小心，不一定只有欢）属于我，不朽的意思不是不死的，而是属我的；要么是说，我的身体感觉经历到的悲欢只是感觉而已，我的身体必须紧紧拉住神明的衣襟，沾染一些神明的光润才能不朽，不朽的意思在这里也不是不死的，而是美好的。所以，幸福的或者不朽的，不等于就是美好的。 　幸福还不是最高的伦理价值，美好才是。什么叫美好的生活？按阿蕾特的说法，当身体是灵魂的仆人时，生活就是美好的，只有灵魂才可能拉住神明的衣襟。卡吉娅只知道身体的感觉，不知道灵魂，所以不晓得美好的滋味。幸福也可以通过单纯身体的感官享乐获得，但美好的幸福只有通过身体成为灵魂的居所——因此身体会觉得沉重、艰辛——来获得。 自然欲望有了平等的权利　在苏格拉底那里，幸福是有区分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在这两种幸福的身体情状中，肉身感觉是不同的。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曾经是自己身体一部分的伴侣。托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梦见的年轻女子。问题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个人用一个草篮把特丽莎送给了他。假如后来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着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办呢？他更锺爱哪一位？来自草篮的女子，还是来自柏拉图假说的女子？ 。问题是旧的，什么是新的？女人的肉身在男人的言语织体中被编织的方式。 　　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　所谓“媚俗作态”指传统道德中对一切崇高、美好的生命感觉的赞美，区分邪恶与善良，为美好而感动等等。颠覆这些赞美、区分和感动的话语方略一是重新命名——不再称为美德，而称为媚俗，二是用归谬法的皮鞭抽打昆德拉的说法，媚俗就是认为“大便是不道德的”。 问题只在于，是否必须让身体拉住神明的衣襟才算真实的幸福？感官的快乐为什么不能算是美好的时刻？ 阿蕾特的神明，是希腊人的上帝，所以她要赫拉克勒斯的身体顺从神明的言语。法国大革命以后，卡吉娅的身体感觉获得了自体自根的权利，不再是邪恶的化身，而是高贵的美德（不媚俗），就是因为那个据说创造了存在的上帝被赶走了。：卡吉娅要求身体的在世只服从身体自身的法则，阿蕾特要求身体的在世服从灵魂的法则。　借助于萨宾娜的身体感觉，托马斯得以走出人民伦理的意识形态，寻回在人民伦理中被抹去的个体亲在。托马斯在无数女人之间的性漂泊成了反抗人民伦理的身体性政治行动。　特丽莎来到托马斯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身体毫无差别的世界。。特丽莎来到托马斯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身体。但是，托马斯还是把她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吻她们一个样，抚摸她们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她们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对命运的理解就是对个体肉身在世的理解，就是个人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伦理。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起来了的属己的个体命运特丽莎身体的沉重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个体生命的必然性绝然是一个启蒙后的观念，现代的历史道德主义论相信个人的生活由历史规律安排妥帖，发生或不发生的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这种启蒙道德观念的支配下，个人的身体要么成了肥皂泡，要么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垫脚石。 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　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 不是说从前的人就容易遇到自己身体中意的同床共眠人，谁都知道亘古至今这都是一件难事，无论上帝还是天神都没有、也无力安排两个身体感觉相契的人生活在同一个生命时间单位和地域空间。一个人终身遇不到自己中意的同床共眠人，倒是自然不过的事。从前的人要明智得多，找同床共眠人时，并不把自己的性情感觉作为首要且唯一的尺度，而是让家族意识、身份感觉、财产分配满意就可以了。两个人的身体感觉是否相契并不重要，因为那是过于偶然、飘浮的事。现代人偏偏要把人生的幸福抵押在相契的身体感觉上，这就无异于把自身的幸福拋给差不多是泡影一般的相遇了。 个体热情的产生既需要身体也需要身体的影子，两者不可或缺。没有身体及其感觉或没有灵魂的价值偏好，都不会产生生命热情。身体有在世欲望，但没有选择价值偏好的能 力，身体的影子——灵魂有能力选择价值偏好但没有在世的欲望，只有当影子的价值偏好被身体的欲望感觉充满，才会形成一种生命热情。灵魂就是价值偏好，÷（灵魂掌管我们的兴趣爱好，）它必须通过身体来实现自己的偏好，没有身体，灵魂只是嘘气，所以说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如果死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断裂（而不是身体的自然循环的重新开始），爱欲就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维系。 　　 每个人的价值偏好总是个体灵魂的偏好，它使本来没有在体差异的身体感觉有了差异，成了个体化的敏感的有区分能力的个体意向性感觉。一旦某个身体被某种价值偏好拽住——也就是被自己的影子拴住，这一个身体的全部感觉就成了这影子（价值偏好）的感觉，就成了这一个身体个体化的在世热情。但是，影子毕竟是影子，要不是因为身体的欲望，价值偏好就仍然在混沌之中，不可能成为对什么的偏好。身体才使价值偏好成为个体灵魂——这一个身体的影子。 　　个体热情因此像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和影子织成的一根细线。 无论是由智慧理性化的观念还是由宗法习俗的观念来支配生命感觉，个体的死亡感觉都被非身体化了。个体生命的死与某个超个体的不死观念联结在一起，个体的死是超个体的宇宙、历史、天国、家族用来缝合个体偶在裂缝的针线。在宗法习俗的生命感觉中，个体自己身体的死因宗教的来世承诺（天堂、轮回）而变得轻省——一个人的身体有一个由另一个世界的宏伟设想或超然想象来负担的死后生活，以至于人们觉得，死后的生命更为美好。佛教的涅槃、道教的归化、基督教的升天就是这样的宏伟设想和超然想象。个体的现世生命的完结，恰是另一个更美妙的生命的开始，所以自己的死好像不是自己的死。在智慧理性化的生命感觉中，自己身体的死感则被智慧理性的现世明智抹平了。伊壁鸠鲁是这样说的： 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因为这个缘故，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于人生有死这件事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上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了出来。一个人如果正确地了解到终止生存并没有什么可怕，对于他而言，活着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在了。（《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 薇娥丽卡自己不可能去找到一种生命热情，只能从自己身上发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所谓个体命运不过是，一个人感到唯有这样的生命热情的散发才让自己有美好地活过的感觉，才有自己身体的在世幸福，以至于非如此生活不可。。如果死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断裂（而不是身体的自然循环的重新开始），爱欲就被感受为个体灵魂与身体的维系 理性伦理学 普遍的 社会道德观念 ，叙事伦理学 个体遭遇 。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增加，反过来说也一样。再说，倘若伦理就是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现代伦理就不是像古老的伦理那样，依据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整饬属己的生命经纬，而是依据个人的心性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别人讲的故事，不仅有助于我明朗自己面临的道德困境，也有助于我搞清楚自己的生存信念。我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美或丑、我的心性的明朗或忧暗、我的意志的坚韧或软弱，我自己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不是我出生了自己，而是我被出生了。法律应该体现具有高尚道德的共同意志。既然高尚道德只会是人民的公意，法律就应该是人民公意的体现。人民公意是人民民主国家的自然法，人民民主专政机关根据这种自然法的正当性订立若干具体的实定法条例。实定法规定最大的政治犯罪就是反对“人民”,要斩某人的头，最简便不过的就是把他说成“人民公敌”，这是再合法不过的了。 “人民”道德是总体性的或共同体的公意伦理,不是有个体差异的实质伦理脉动。罗伯斯庇尔遵循卢梭的教导,要建立具有公德的国家——人民共和国,要求每个公民都有美德。本来，每一个公民是个体,有自己的价值偏好，但人民是总体或共同体,其道德形式是公意。人民成了美德的公意符号，在人民的公意道德中，个人的价值偏好必须得到矫正。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放弃自己个体的价值偏好，不然就不能成为共和国公民。 “人民”道德是总体性的或共同体的公意伦理,不是有个体差异的实质伦理脉动。罗伯斯庇尔遵循卢梭的教导,要建立具有公德的国家——人民共和国,要求每个公民都有美德。本来，每一个公民是个体,有自己的价值偏好，但人民是总体或共同体,其道德形式是公意。人民成了美德的公意符号，在人民的公意道德中，个人的价值偏好必须得到矫正。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必须放弃自己个体的价值偏好，不然就不能成为共和国公民。 。罗伯斯庇尔说：“自由是人所固有的随意表现自己一切能力的权力。它以正义为准则，以他人的权利为限制，以自然为原则，以法律为保障。”这里的所谓“正义”，也是人民道德的公意，所谓法律指人民公义的自然法理衍生的法律秩序，人民公意的自由是在这种法律秩序保障下的自由行为。在人民民主的国家中，法律保障的是人民公意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想象的自由。所以，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自由就是为了人民公意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人民”是道德的化身，人民意志等于道德良心，等于正义。人民民主专政 以人民集体的道德做为每个的道德规范，以人民

我初到香港时，住在一个曲径通幽的旧山村，村民爱养猫，满村是猫，人称隔猫村。邻里有个十五岁光景的女孩子，叫Yukine。一天我用余食喂猫，有两只小猫来食。一只干瘦，长得不好看，一只长得圆润，特别好看。我驱赶长得不好看的小猫，想只让长得好看的小猫食，不料被Yukine看见了。Yukine趴在围墙上对我说：我刚学英文时，不懂I am born是什么意思。“我出生了”？中文的动词是主动态，英文是被动态，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我被出生了"。我觉得英文的意思对。我的生命起点不在我自己手里，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不能决定我的身体的美或丑、我的心性的明朗或忧暗、我的意志的坚韧或软弱，我自己的诞生完全是偶然的造化，不是我出生了自己，而是我被出生了。我读的语文课本中有儒家的道德命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充满主动态的九个字令我好生恐惧，觉得像我这样生性弱小的人的生活希望被剥夺了。这样的道德命令没有给被出生就生性脆弱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想象的余地，比如我天生就没有修身齐家的能力。在这九个字的道德命令面前，丑小猫没有能力去践行一种主动态的道德生活，只有自己倒霉，只有暗自哭泣。丑小猫倒霉全因为自己如此被出生了，它活该？谁会给丑小猫带来安慰？马太、马可和路加还有约翰讲的故事中有好多麻风病人、妓女，他们都是一些没有能力去践行主动态的道德生活的人，他们只能甘于受歧视，还得怪自己的不是，为什么自己会被出生成这个样子……。正当他们绝望时，耶稣突然闯进人间，给麻风病人、妓女和弱小的人带来上帝的国。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event，就像it is born降临我。我的生命在主的怀抱里第二次被出生，这种重生对像我这样弱小的人来说非常重要。第一次出生受伤的可能性太大，被出生的我很可能没有能力选择我觉得的美好幸福。在主的怀抱里重新被出生，我没有力气的生命就可能完全不同了。被主出生的生命，不带有要我成为某种理想的道德规定的人的命令，主只是抱着我。可是，不仅当时的犹太人，就是后来的许多基督徒，都有一种道德主义的圣人追求，要求每个人必须追求道德化的人格，据说道德化人格的实现，就是理想社会的实现，还说这就是上帝的国。我不觉得理想社会的实现就是上帝的国。耶稣说：“日子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可1：15）。上帝的国不是我们人建造起来的，而是从人的一切可能性和历史限制的彼岸撞进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来的。我有时想，在主的怀抱中重生后，我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主让我仍然活在此时此地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活在此世此刻，既不是为了献身给建设人间天堂的道德事业，也不是随无常的风把我这片落叶般的身子任意吹到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而是在挚爱、忍耐和温情中拥有我此时此地的生命。读保罗的信，觉得他有时性子急，烦恼不安，为一所罗马的教会因吃何物起纠纷而忧心忡忡。保罗的处境并非充满光润，他满目伤心。但他没有说，吃什么无所谓，更没有论断谁对谁错。他并不泰然，脾气好像也不小，但他……Yukine突然停住不说下去了，她看到我正在给长得不好看的干瘦小猫喂食。我知道，她刚才给我讲的是《福音书》中讲的故事。听了后，我羞愧万分。我经历了一个伦理事件。后来我搬迁，再也没有见过Yukine，时常想她。Yukine讲给我听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些生活伦理，也给我留下了温暖的时间和空间，就像母亲给孩子或孩子给母亲讲完故事或老朋友之间讲完故事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心里明朗或好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