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門閥政治》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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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马关系固然有个人情谊为纽带，但又不仅如此，它更是一种以家族集团利益为基础的长期发展起来的相互为用的政治关系。如果家族集团利益发生矛盾，个人情谊一般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所以当西京覆没，元帝将立时，王敦居然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②；明帝初立时，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钦信，欲诬以不孝而废焉”③。元帝惮王氏家族太强，也图用亲信以抑王氏。当王氏家族极力抗拒此举，甚至王敦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时，以恭谨见称的王导实际上也站在王敦一边。所共天下”云云，并不是王与马平衡的稳定的结合，而是在定的政治环境下出现，又依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政治现象。当王氏家族认为有必要又有可能废立或自代时，“王与马共天下”的平衡局面就会有破裂的可能。当王氏家族的权势盛极而衰时，别的家族也可以起而代替王氏居于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地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1 -
西晋統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吴人孙惠在上司马越书中说：“自先帝公王，海内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兽” ①。王衍一伙惨死在石勒之手，又增加了一堆尸骸。他们在北方彻底失败了。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州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由于皇族劫余无多，建邺的司马睿更不得不依傍具有号召力量的士族琅邪王导。这样，在北方具有雏形的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在南方就成为一个新朝政权的基本结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 司马越与王衍／6 -
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土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包括强王权力）的装饰品，那未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土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页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即在于此。当王敦以诛刁协、刘隗起兵时，王导实际上站在王敦一边，时人并不以王导为逆，也不以刘隗、刁协为忠。土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写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じ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算天下，这应当从门土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予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入忠好求之。如果门间土族的状況及其彼此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民族关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如果历史出现了这种情況，司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算取的。不过这是晋宋之际的问题，本书将在最后论及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16 -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据《晋书》卷一O一《刘元海载记》，刘渊起兵助颖，其从祖刘宣反对；刘宣力主结鲜卑、乌桓为援，联合各个胡族共同反晋，以求兴匈奴邦族，复呼韩邪之业。刘宣认为西晋的宗王都是匈奴的仇敌，所以坚決反对起兵拯救任何一个西晋宗王。刘渊则另有心机，认为匈奴不起兵则已，起兵当为崇网峻阜”，而不为"培塿”。从浅处理解，刘宣欲结鲜卑、乌桓反晋以夺取政权，看起来像是崇冈峻阜”，但事成之后与鮮卑、乌桓共有天下，以夷统华，终究还是培巎。从深处理解，刘渊援司马颖起兵，先已分享强藩名分；如果能进一步从司马颖手里取得政权，那就是中原正朔，上国衣冠，华夷都将归心于他。这就是说，先附司马颖为培”，正是为了最终成为崇网峻阜”。观刘渊以后建国称汉，追尊刘禅，俨然是光复汉家旧业，而不以呼韩邪单于自居，其心机怀抱，似确如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26 -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中，出总戒麾的绛、灌、卫、霍之臣，历代皆有，这种人的行事并非皆如东晋的王敦。王敦之所以为王敦，东晋强藩之所以多如王敦，其历史的原因，一是皇权不振，一是士族专兵。一旦皇权力求振兴，土族无力专兵，门阀政治就会逐漸出现变化，不过这已是淝水战后的事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小 引／37 -
《南齐书》卷一七《舆服志》日：“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0《太平御览》卷六八二引《玉玺谱》日：“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日司马家是白板天子。”《通鉴》晋永和八年（35年）六月胡注：“江南之未得玺也，中原谓之白板天子。”案天子无传国而被讥为白板大子。就言自署天子，如同无信物根据的板授之官②。程大昌《演繁露》卷一O注：“白板天子，言不得玺，如无告命官也。”白板天子是没有权威的天子，它的存在，靠若干家士族的支撑。每家士族为了门户利益，都力图挟制天子，使其他士族屈从于己。所以东晋天子只有在各家士族门户地位平衡、利益均活的条件下オ能自存，而要长期保持这种平衡，使之不被破坏，又是十分困难的事。《晋书》卷六《元帝纪》谓中宗（元帝）失强臣，自亡齐斧。”齐斧，受以征伐，象征权威。实际上，元帝从来就没有驾驭强臣的齐斧”，强臣也不允许元帝握有这种齐”。王敦之乱，正是元帝欲用刁协、刘隗为齐斧”以驭强臣而促成的，其结果是齐斧”未效，强臣先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小 引／37 -
虽然如此，东晋政权毕竟还是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其政局的发展，就是几家门阀土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复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在皇权不振、土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平衡的维持，稳定的取得，往往有赖处其利而无心者”这样的强臣。在少数这样的强臣中，都鉴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入。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治晋史者似乎未曾充分留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 小 引／37 -
郗鉴重回建康，据本传说，遂与帝谋灭敦”，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信息。都鉴灭王敦之谋，内容如何，史籍无徴。据下年（太宁二年，32年）明帝讨伐王敦时都鉴的擘划，参以《晋书》卷七四《桓彝传》明帝将讨敦，“拜彝散骑常侍，引参密课”之事，可知郗鉴所课主要是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制王敦。其时门阀士族虽不支持王敦簒夺，也还没有坚決站在朝廷一边。朝廷对王敦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所以明帝只能筹之于较低的士族人物都鉴、桓彝，而郗、桓筹兵，也只能求之于门阀土族以外的流民。这是影响明、成两朝政局的一件大事，值得细细探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40 -
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少。《食货志》载应詹表日“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案指太兴二年三吴大饥，死者甚伙之事），皆已反还。江西良田，旷废来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偿，皆如魏氏故事 ”应詹所谓流民反还江西，当是大率言之，其中有未还者，多成为士族大姓的僮客。稍后东晋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徴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流民与流民帅／43 -
东晋扬州近郡，农民兴发甚难，徴流民为兵，就成为势在必行之举。尚在道路转徙的流民，生计未立，无籍可稽，一般说来，还难于成为徴发对象。对于他们，必须先有一个使之著籍的过程。眼下可以徴发的，只能限于已经庇托于大姓、定居营生的流民②。因此，晋元帝时出现了一些处置流民的法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流民与流民帅／43 -
据《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东晋之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于是而有给客制度的出现。据《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南充州条，晋元帝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2作）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而江北荒残，不可检实。”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于主人户中，其用意在于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避传》，东莞徐澄之与臧現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ロ，遂世为京口人。依情理度之，徐氏、臧氏所率流民居京回者，以社会地位论，既有士有庶以经済状况论，当有地主、僮客与自耕农。但要进步指实这种区分，估计各自所占的比例，探究这些人所受给客制度的影响，则是困难的事。 给客制度本身，还不是东晋直接徴发流民为兵。但是流民既已著籍，东晋朝廷徴发他们就有了根据，所以出现了同年所颁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的诏令，见《晋书》卷六《元帝纪》。这是以诏令形式放免为私家僮客的流民而徴发之，而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军队以对付王敦。“ 为了对付王敦。所以被徴发者，其万人配刘隗镇淮阴，万人配戴渊镇合肥，名日备胡，但实际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同时，检校流民也是为了限制南北大族荫占流民的特权，这又成为王敦起兵的口实，成为南北大族多支持王敦起兵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流民之为僮客者为兵，被门阀士族视为一项可一而不可再的弊政。强发之兵也不甘驱使，没有战斗カ。所以王敦第次南下时，刘隗、戴渊之兵还救京师，一战即溃。虽然如此，当东晋面临王敦第二次起兵威胁的时候，东晋可以用来对付王敦的力量还是只有流民。不过，朝廷绝不能再采取徴发流民之为江南诸郡僮客者的老办法，而是...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流民与流民帅／43 -
般说来，拥众南来而止于江淮间的流民帅，或者门户不高，或者虽有门户背景但本人不具备名士风流旨趣，与东晋政权及当朝士族是格格不入的。祖逖出于北州旧姓，但据其本传，逖本人好侠“，有豪气”，史臣谓其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亦为贪乱者矣。”蔡豹出陈留高门，而其本传谓豹有气干”，其素质不类土族子弟。苏峻本传谓其本以单家，聚众于扰攘之际”，门第与品格均不得入于士流。刘遐、郭默诸将也都出自寒微，习于行阵。只有都签，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政治之中，故得以尚书之职徴辟台城。但是都鉴部属仍然只能屯驻合肥，他本人出镇时也屡居江北，与上述诸人大体相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流民与流民帅／43 -
王舒在广陵，节制流民帅不使南渡，非常严格。《晋书》卷八一《蔡豹传》，豹退守下邳，徐龛击其辎重，豹既败，将归谢罪，北中郎将王舒止之。……元帝闻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围豹，……执豹，送至建康斩之。”蔡豹有战败之失罪不至死，蔡豹之死，疑与他的流民帅身分以及企图南来情节有关。流民帅在北方多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有恃功反噬之心。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 流民帅少有内辅京师以备宿卫的机会，与东晋政权互相猜忌，所以他们也都不愿脱离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以为朝廷绶急之用。他们最担心的是被朝廷夺兵。祖逖过江，其兄纳、弟约均居官建康，逖本人也曾被徴为琅邪王军咨祭酒，但逖仍居京口，不离部众。王敦首次进逼京都，元帝曾召居兰陵相的流民帅苏峻讨伐王敦，苏峻观望形势，迟回不进，也是由于有所顾忌。此当为永昌元年（32年）春间之事，其时郡鉴尚未南来，流民帅与东晋朝廷之间，尚未打通关节。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流民与流民帅／43 -
瞻是南士冠冕，对琅邪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朝廷为了应付王敦之乱，以纪瞻为领军将军。他于宿卫六军中威望最高，六军对他敬惮袛肃。据《北堂书钞》卷六四引《晋起居注》，晋制：“领军闲无上直之劳，可得从容养疾。”其时纪瞻年迈在病，朝廷以之为领军，意在借重其威望而又得遂其闲养。王敦再逼京都，明帝请瞻卧护六军”。而郗鉴适有都督从驾诸军事之命，宿卫六军除已知护军应詹、左卫庾亮在前应敌之外，其余部分当在从驾诸军之中。不过六军寡弱无力，真正起作用的，是以郗鉴密谋而得入援的流民帅。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流民与流民帅／43 -
明帝经历了王敦之乱的剧烈震动，对王氏家族更有戒心，亲庾亮、疏王导的意向越来越明显。《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体》：“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治城公(王导)知。导既视，表答日：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案裴启著《语林》，成书时上距明帝才四十来年，所载掌故多可信。即令情节有违，要当为其时人对王、庾关系观感的反映。明帝成年在位，潜谋独断（《明帝纪》），虽袒庾而不纵庾，庾、王之间还不具备公开进行倾轧的政治气候。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郗、王家族的结合／52 -
卞壶两次罪责王导，此事与庾亮有无关系，史无明证。但是当庾、王矛盾滋生之时下壶作此表现，无疑是对庾亮有利的值得注意的是，王导在受到卞壶前一次抨击之后，仍然不顾嫌疑，私送郡鉴赴徐州之任，使卞壶再得回实。这足以证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这两个家族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当然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怒、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支持王导，王导联结郗鉴，其背景就是这样。 家族之间的相互支援，婚和宦是重要途径。宦，指仕途的提携，如明帝时王导为司徒，辟都鉴子都昙。婚，指互为婚烟以相固结，如王氏两代娶都氏女。《世说新语雅量》：“郡太傅在京口，遺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都，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①郡鉴选中了王导侄王義之，嫁女与焉。都、王二族交好，所以郡氏求婿，首先选定琅邪王氏这一家族，然后于此家族范围内访求之。这就是说，婚烟先是求族，然后择人。都、王通家，子弟交游甚密。《郗愔传》愔在临海，“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恂（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云云。王羲之兰亭修禊中相与赋诗者有郗昙，诗见冯性讷《诗纪》卷三三。王羲之く杂帖》，有不少与都氏书束，备见《法书要录》。郡昙墓中有许多王羲之书法遗物，见《陈书・始兴王伯茂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郗、王家族的结合／52 -
苏峻之乱，又ー次引起东晋政局的剧烈变动。原来，执政的庾亮一意孤行，坚持徴召有平王敦之功的流民帅苏峻（时为历阳太守）入朝，为苏峻所拒，酿成动乱。乱平后京邑丘墟，物议沸腾。庾亮为了平息群情，不得不暂退一步，请求外镇以求自效。成和四年（32年）三月，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中枢政柄又入王导之手。王导修治残缺，勉力经营。他否定了温峤请求迁都豫章、三吴豪杰请求迁都会稽之议，改善了帑藏空竭的困难状况，政局又趋稳定。成和六年冬，蒸祭太庙，诏归胙于王导，且命导无下拜，王导声望达于顶点。但是这时王氏分处内外的兄弟群从死表略尽，王民门户势力远不足以支撑王导当权，何况具有特殊地位的庾亮又近在肘腋之间。然而王导终于得以排除困难，掌握政权，使王氏家族地位历久不衰。此中原因，除王导自己善处兴废”以外，主要是由于郗鉴屯驻京口，以军事实力支持王导。都鉴的一些措置，使庾亮出镇之后庾、王相持的十二年中，东晋政局维持了表面的平静，没有再出现类似王敦、苏峻之乱那样的内战，东晋元气得以缓慢复苏，这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59 -
到了南朝，任防《述异记》犹谓毗陵多虎。《太平御览》巻一七O引《輿地志》说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日：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直到南宋汪元量《京口野望》诗，尚有南徐白昼虎成阵”句，见《增订湖山类稿》卷二 就是这荒芜筼瘠的地方，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颖川庾亮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現，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徒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84 -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统治民族，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往往需要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而且一般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取得这种成就，统治民族个别上层人物的意愿固然重要，但还要等待统治民族本身进化到一个必要的水平，这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而统治民族能否得到足够的时间以完成本民族的进化，又要看是否具有民族内部和外部的安定条件，即本民族内部是否能取得协调而不至于内乱频仍，是否有其他民族至少在军事力量上强大到足以代替这一民族的统治地位。 十六国各个民族政权，其统治者特别是其创业人物，往往具有较强的汉化倾向，往往崇尚儒学，联络士人，以求创业成功。但是不要很久，其民族内部的守旧势力抬头，影响这个政权的政觉个政权就会出现倒退的趋势。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根到底总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还很低下，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地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通过民族斗争达到民族融合，在经济、文化水平低下，交往条件落后的时代，不能不是一个漫长的反复的过程。当卷入这一潮流的民族较多，这些民族又都处在活力旺盛的阶段，它们卷入这一潮流的步骤又参差不齐的时候，过程尤为漫长，尤为曲折。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并不足以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间的隔阅，从而也不足以消除南方政权与北方政权之间的民族隔阂。如果说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军事上有某些偶然因素的话，那么苻坚败归洛阳时众犹十余万而不能阻止前秦的瓦解，而且瓦解前秦的正是前秦朝臣所虑的鲜卑人和差人的武力，这种情况就不能概视之为偶然了。 我们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在相当程度上被他的民族政策的成就暂时掩盖起来。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228 -
晋政权彻底败落的过程。东晋末年政局，由主相相持演变为两藩对立，再变为孝武帝死后两藩联合以抗中枢，再变为一藩失败一藩成功，再变为桓玄暂得独揽权力而成篡局。在这十余年瞬息变化的政局中，不论是皇帝，是相王，是权臣，是藩镇，是士族，没有一个人得以成为时局的重心。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破坏了，而皇权政治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中枢既昏乱，又虚弱。如果说有什么势力在这十余年中真正起了作用，那就是上下游两强藩所倚恃的军队，上游是以杨佺期雍州兵为主的军队，以襄阳为巢穴；下游是刘牢之的北府兵，以京口为驻地。 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条件下，只有刘牢之、杨佺期的军队具有澄清局势、恢复安定的潜在作用。但是这些怆荒武将并不理解自己能起的作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具备使自己的军队完全脱离门士族附庸地位的意识。他们没有一定的方向，始终只是在百年口政治造成的速宫里跌跌撞撞。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五 小结／272
作者: 田余庆
isbn: 7301003617
书名: 東晉門閥政治
页数: 356
定价: 5.40元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89-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