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

目 录

前言 (Ⅲ)

黄文弼先生传略 (V)

第一编

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 (3)

1957—1958新疆考古调查简记 (8)

新疆地形古今谈 (16)

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 (22)

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37)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39)

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 (43)

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 (52)

河西古地新证 (63)

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 (68)

古西王母国考 (70)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74)

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 (76)

重沦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 (81)

论匈奴族之起源 (85)

前汉匈奴单于建庭考 (91)

第二编

吐鲁番考察经过 (97)

《高昌陶集》叙言 (109)

吐鲁番发现墓砖记 (112)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 (u5)

雅尔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128)

兽形足盆形象考释 (149)

高昌史事略 (157)

高昌疆域郡城考 (162)

高昌国麴氏纪年 (170)

高昌国官制表 (179)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 (184)

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校记 (194)

张怀寂墓志铭校记 (198)

绢画伏羲女娲神像图说 (200)

第三编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 (205)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210)

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 (216)

焉耆考古调查简记 (222)

轮台考古调查简记 (231)

库车考古调查简记 (237)

汉文写本残纸简释 (268)

释刘平国治关城诵 (271)

伊犁考古调查简记 (275)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284)

若羌考古调查 (291)

第四编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299)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316)

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340)

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題 (343)

罗布淖尔考古简记 (357)

罗布淖尔汉简考释 (375)

英文提要 (409)

前 言

日前文物出版社约请我为黄文弼先生编一个论文集，出于两个原因的考虑我欣然应命。一，为了纪念这位考古学界的老前辈，我国西北考古的开拓者，理应同其他著名考古学家一样，出一部带有纪念性质的集子；二，他的文章都是与他的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包含着不少第一手资料；他所提出的选题和论证的内容，在目前仍然为学术界所需要，从学术意义讲，出这样一个集子还是很有价值的。

十年浩劫过去后，我清理了黄文弼先生的遗稿，将他生前拟编而未完成的《西北史地论丛》，由我继续整理完成，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印数不多，没几天的工夫就卖光了。他在50年代出版的《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都印数不多，在市面上早已绝迹。至于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等，目前即便是在大图书馆也难得找到了。这些书当前在国内外都有需求，但再版已非易事。

我想如果能从黄文弼先生的全部历史研究和考古著作中选择比较重要的论述部分，摒除图版、说明以及一些次要繁琐的部分，集为一册，这样不仅出版比较容易。对广大读者也会带来很大方便。这部集子就是本着这样的意图进行编选的。

黄文弼先生的史地论述和考古论述是不大容易分开的，在他的历史论述中往往包含着他所亲身考察的地理、考古内容，而在他的考古著作中又往往包含着他的历史、地理研究心得；把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通为一，正是他治学的特色。在编这个集子时考虑到这一点，不强为区分。

他的历史考古著作，绝大部分内容是与西北有关，尤其集中在新疆地区，在新疆又可划分为几个重点考察地区，本着这样一个现实，这部文集也以地为纲，分为几编，以便读者。

本书所收黄文弼先生的著作，起于20年代，迄于60年代，最早的著作距今已整整60年了，60年的变迁本身就包含了它的历史阶值；但学术毕竟是后来居上，因而本书有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有些论点在他晚年已有更改。为保留他治学进展的原貌，我只作了点文字上的订正，其他概不变动。

本书的编辑整理虽着手甚早，但由于我还担负着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专力进行，因而时断时续，拖延时日，实感歉疚。本人水平有限，加以精力分散，整理中的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指正。

这本书是在文物出版社的热心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在此谨向关心和帮助这本书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今天正逢先父94岁的诞辰，我希望在他95诞辰之际，这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以此作为对这位在艰难岁月中奋斗了一生的学者的一点纪念。

黄 烈

1987年4月23日

黄文弼先生传略

黄 烈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先生字仲良，1893年4月23日诞生于湖北汉川县黄家嘴。幼年家境清寒，父为木匠，后改业从商，始渐富裕。

先生于清末民初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刻苦好学，成绩优异。其间，辛亥革命的浪潮激发了先生求取新知的愿望，他决计离开家乡，负笈京师。

1915年，先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门。在这所最高学府里，浩瀚的图书典藏，广博的学术领域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废寝忘食，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中，眼界大为开阔。

先生在北大学习的后期，适逢蔡元培先生掌校，蔡先生励行整顿，革除旧习，倡导新风，发起进德会，实行六不主义，先生热烈拥护，成为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先生终生从事学术事业的思想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

先生于19]8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国学研究所助教，其后历任讲师、副教授。在国学研究所的前一阶段，继大学所学，着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二程子哲学方法论》等书。其后转向目录学的研究，著有《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等，对我国旧籍目录的创新作出了贡献。

这期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及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深深地影响了先生，使他在思想意识和治学方向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还在19世纪末叶，一些外国旅行者在新疆沙漠中发现了古代遗址和大量的古文字文书，从而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随后形形色色的外国探险者、考察家、学者接踵而至，穿梭式地活动在我国新疆以及毗邻的内蒙、甘肃一带。随着他们的足迹所至，我国大量的珍贵古籍、艺术品，简牍、文书等流散国外。迨至民国，我国学术界渐渐知道了我们失去的文化财富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痛心之余，激起了研究西北的热潮。爱国心和探求新学问的精神，激励着先生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

当时田野考古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刚刚注意到的一门科学，特别是西北考古，过去还没有留下中国考古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沈兼士教授的领导下开办了古物陈列室，先生从事古物的整理，从而对古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大成立考古学会，先生是最早的会员。

1927年，曾数次出入我国西部边疆考察的世界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又来到我国，他准备率领一个由欧洲人组成的所谓远征队再次到新疆考察，腐朽的北洋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已经觉醒了的我国学术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止珍贵文物资料外流，反对斯文赫定无条件的考察。经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的多次交涉，达成了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采集品归中国。先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考察团，成为考察团我国5名学者之一，专事考古；其他尚有徐炳昶、袁复礼等先生以及5位学生，共计10人。当时的学术界对西北研究的热情虽正高涨，但真正愿意投身荒漠，涉险犯难，去进行科学实践的人却寥寥可数，这一批学者可谓开风气之先。

先生在他的日记中明确地记载着，他们的责任有二；一为监督外人，二为科学考察。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两条的。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真《长征记》中写着：“（中国学者）负有按照新国家主人和新时代的要求赞同或反对我的意见而参加我这考察团的责任。”他们在斯文赫定眼中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而黄文弼先生是一个敌人的味道多了一点的人。

1927年5月，先生随团由北京出发赴内蒙、新疆考察，历时3年余。他的工作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27年5月至1928年初在蒙古考察，第二阶段为1928年初至1930年春在新疆考察。前一阶段是随大队行进，与斯文赫定等一道工作。在内蒙，先生的主要发现为贝勒庙北的金元古城、黑柳图的汉代兵营遗址、额济纳河及天仓北的汉代古堡等。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就是由先生首先在古堡中得到，同团贝格曼相继在附近地点大量掘出的。先生的工作得到斯文赫定的好评。斯文赫定在他的《长征记》中介绍了黄文弼先生的工作后，紧接着说：“我把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为的是可以得到一个观念，能明了和中国学者们合作，对于一个在中国境内的西欧考察团有多么大的价值，要只是我一个人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诺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现在不只是有书（黄文弼曾带有6箱古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我愿知的一切！我说中国团员对于我的考察事业增加无上的价值，现在大家该了解我了吧！”但是斯文赫定也有他不如意的时候，他这一次考察还有另一目的：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要取得新疆境内的航空权，所以他们的考察团中还有8名德国航空人员。这种单方面的航空权显然是不平等的，是有损国家主权的。当斯文赫定向新疆省当局交涉时，遇到了很大阻力，这个阻力就是来自黄文弼及其同伴。他们为了捍卫国家权益，向新疆当局力争不能同意斯文赫定的要求，包尔汉先生就充当了黄文弼先生等与新疆省长杨增新的中间人。斯氏的要求失败后，德国航空人员全数回国。黄氏日记中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先生第二阶段的考察重点是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古代遗址，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这两个地区取得的。成功与困难是孪生的兄弟，谁也不会奢望没有困难的成功，但在当时的新疆，政治的恶劣和自然的险阻给考察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杨增新是从前清蝉联下来的主持新疆省政的官吏，实行闭关自守，抗拒革命力量和新生事物。他自然对于考察团来新疆并不欢迎。考察团设在额济纳河的气象仪器，被他的侦探当作大炮，报告了他。他如临大敌，派出了一团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线。当地们发现考察团的团长并不等于军队的团长时，才有条件的放行。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日子，黄文弼先生与新疆外交署长樊耀南过从甚密。樊是一个有革新头脑的人，他相信属于新势力的考察团的中国团员，对促进新疆的变革将会有帮助。他与黄先生是湖北同乡，同乡之谊更加深了他们的关系。

1928年夏天，正是黄先生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进行考察活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杨增新被樊耀南刺杀，樊耀南又为金树仁所处决的事件。新上台的金树仁对考察团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密令沿途道、县监视黄文弼先生的行动，并阻止他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田去考察，命令他回到迪化。在政局动荡的时候，一些老于世故的道、县官僚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金树仁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经过一些周折，黄文弼先生还是实现了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计划。

穿越大沙漠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探寻埋藏在沙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这对于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占代文明和地理变迁，将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但在横穿这一条宽达500公里，寸草不生，滴水皆无的所谓真沙漠地带，是要付出很大代价，以至会献出生命的。斯文赫定在1894年横穿大沙漠时几乎把同伴、牲畜、仪器全部丢光，连他自己也只是侥幸地捡了一条命。其他著名探险者像斯坦因等人根本不敢作此尝试。而在我国历史上，一千五百多年前，高僧法显就曾成功地穿越过。法显描述他这一段行程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莫理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田。”当时的沙漠比现在要窄。黄先生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次非凡的旅行的。我曾不只一次地听他说过：“我们是探险而不是冒险。”他总结了斯文赫定失败的教训，依靠有经验的维族同胞作响导，选择了合理的路线，调整了装备。在准备工作完成后，于1929年春从沙雅塔里木河畔出发，以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成功地穿越了大沙漠到达于田，他在描述这一段行程说：“由沙雅至于田，在荒寞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六天，辛苦备至。”法显用了一月零五天，而他用了一月零六天。他在沙漠中确曾觅得若干古址，采集到陶片、铜钱、古文书残纸等，也发现了若干干涸的古河床，考察了它们的流向。这些，为日后他提出南河说找到了可靠的依据。

先生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除了南部东段外，几乎都踏查遍了，他重点调查或发掘的地区有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等地，发现遗址极多，采集亦甚丰富．

吐鲁番是先生工作过而且富有成果的另一地区。他曾于1928年春和1930春两度在此工作，重点发掘过古交河城，得到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国历史纪年有很大价值。

举世闻名的罗布泊地区，过去仅有少数几个外国学者考察过，先生于1930年春踏上了这个地区，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他最富有成果的发现是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简牍。这是汉通西域后最早的一批简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还找到了与黄龙元年木简并出的一块麻纸，对于我国造纸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先生在新疆三年多的考察，获采集品80余箱，于1930年秋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北平。尚处在幼年时期的我国考古学界，由于先生考察的成功，而得到鼓舞。在北大为先生举行的报告会上，代理校长陈大齐教授说：“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沈兼士教授说：“我国的科学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材、经济及环境均有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七年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于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功。”

在北平，先生一方面仍在北大国学研究所从事采集品的整理研究，一方面担任女师大等校教授。1931年出版了《高昌砖集》，次年出版了《高昌陶集》。

先生在学术上是一个敢于创新，又十分谨严的学者。当他在研究中，发觉自己的工作尚不够充分，新的思考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所证实时，他决计再赴新疆。1933年开始了第二次新疆之行。这一次是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的身份，在教育部的资助下进行的。但在进入新疆后，混乱的政治局面和战火纷飞的军事形势，使他无法按计划进行工作，只得南行到罗布泊地区考察，这正是他要补充工作的地方。他选择了比上次偏西的一条道路进入罗布泊，因而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一次工作过的烽燧台遗址又有新的收获。此外他找到的罗布泊北的一段丝绸古道以及古渠遗址和屯垦遗迹，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发现。1934年他返回北平，在沙滩红楼整理所得的资料。

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古代文明，使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文物和古迹，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许多重要文物都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和整理，破坏十分严重。有识之士对此十分不满，发出强烈呼吁。国民党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一点文物伪保护整修工作。1935年先生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的名义派驻西安整理碑林。他以广博的学识，规划并主持了这一工作。先生邀请梁思成先生设计了建筑布局，在重重困难之下，他终于以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任务，新的西安碑林于1938年以全新的姿态向游人开放。在这一段事务繁忙的时间里，他还担任西北科学考察团专任研究员，挤出夜晚的时间，继续整理西北考察的资料。

抗战开始后，先生的工作和生活都起了较大的变化。他辗转在大后方，主要从事于教学工作，1938年任西北联大历史系教授；随后又受聘任四川大学教授，接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继续从事考察报告的写作。从1938年至1942年，他奔波在川陕之间。1942年任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主任。19 43年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点在教育文化及古迹古物，1944年返校。

抗战的那几年，先生的生活很不安定，有时弄到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的困窘地步。他的藏书大部分没于战火，为了工作不得不添补一些。但有时为了吃饭，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他教课的范围比较广泛，曾开过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美术史、蒙元史、西北边疆史等课程。除编写讲义外，主要从事西北史地的研究，不少有关西北史地的文章是在那个时候写出的。那时考察采集品已不在手边，但他还是利用文字资料和图片进行工作，《罗布淖尔考古记》一书的长篇绪论，就是客居四川崇庆县斗室中写成的。先生是习惯于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人，蒙、新考察期间的日记，大半是在一天艰苦跋涉之后，在夜间写成的。因携带的蜡烛有限，有时只能借助月光，有些路线图是在零下十多度，迎着风沙骑在骆驼背上画就的。抗战期间的城固和崇庆，不仅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在城固点土蜡烛，在崇庆点菜仔油灯。而先生却有夜间工作的习惯，通常是晚间八点后开始工作直到凌晨二三点，一灯如豆的黯淡之夜，先生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这样的日子一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1947年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之聘，回到北平担任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考察报告的编写。1948年《罗布淖尔考古记》出版。这是一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的大型著作，在日本曾被影印。

先生在解放前从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似乎对政治比较淡漠，但他的正义感和爱憎分明的态度还是有所表现的。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动员他到台湾，遭到了他的拒绝。最近发现为李大钊同志营葬的捐款簿上有先生的名字，在白色恐怖下作这样的政治表态，是难能可贵的。

1949年先生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北平的解放，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国家蒸蒸日上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深深地激励了他。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先生也曾受到过一些不公正的对待和流言蜚语的中伤，但他不以为意，仍然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到1957年先后出版了《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专著。先生在《罗布淖尔考古记》的自叙中曾慨叹该书历经周折，经十余年始得问世；而在解放后不到八年就有三部著作问世，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他在昔日考察资料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书稿付印后，感到有再到新疆补充考察，进行新的探索的必要，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的的变化更是吸引着他，乃决定作第四次新疆考察。1957年，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体弱多病，由于他要求坚决，终于得到批准，率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队又前往新疆。过去他在新疆考察，交通工具只是骆驼和驴马，现在有了汽车，空间变得小了起来，这增加了他多看一些地方、多做一些工作的愿望和勇气。他以一年多时间，跑遍了天山南北，行程万里，特别是对过去没有做过多少工作的北疆，进行了广泛的踏查，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遗迹右不少新的发现。并在焉耆、库车等地进行了发掘，有不少新的收获。这一次是带病考察的，1958年回京后，健康状况已不容许他再度远行。

他在编写考古报告之余，决心拿出更多的精力，从事一些长期研究成果的写定，《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就是其中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实地考察所得，提出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有一条北与塔里木河相平行的大河，汇流于古代的罗布泊，也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南河。这一条河源于蒲犁，经皮山，于田、抒弥、精绝、且末、鄯善与车尔臣河汇合东流人牢兰海。他认为南河在汉晋时尚未断流，推测其东西断流和改道过程发生在5至8世纪间。这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果得到更充分的肯定，那末，关于新疆南部沙漠中一些重要古代遗址的湮没、丝绸之道的改线，新疆南部古代文明的兴衰都将得到新的解释。对于新疆的农田水利建设也有现实意义。

先生从事考古学和古代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达半个世纪。他有深厚的汉学根底，受过新思潮的陶冶和新的治学方法的锻炼，加以他的研究工作是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他的研究成果中往往包含着考古、历史，地理、民族、社会等多方面的综合内容，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风格。

他对罗布泊的考察研究，成绩卓著。1930年当他发现海水已浸灌到北部，他的观察结果迅速传到欧洲，引起了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斯文赫定博士、郝勒博士等陆续前来观测。但他们都只侧重阐明其地理学上的意义，先生则根据罗布泊的变迁，河流改道等地理因素的变化，结合他的考古发现，阐明楼兰的历史，汉晋及以后内地与西域关系的变化，西域交通路线的改变，诸绿洲古国历史的变化，以及我国古籍记载的正误等一系列问题。他对罗布泊发现的汉简作了详密的考释，弄清了一些为史籍所不载或含混难解的西域职官。《释居卢訾仓》从地望到释文，都纠正了前人之失。

先生结合他在吐鲁番的发现，整理出了高昌国麴氏纪年，论证了高昌国官制和高昌疆域郡城等。这些对高昌史的研究都很有价值，可以说对高昌史的研究作了奠基的工作。他从高昌出土陶器的研究，论证了新疆彩陶的断代，否定了安特生对我国彩陶来自西方的臆说，提出了两期推进说，并肯定了新疆陶器形制受内地的影响。这在当时都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见解。

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古代遗址，他作过较深入考察的有数十处，对焉耆、龟兹、于阗等古国都城及主要遗址，他都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进行了考证，指出了今地所在。他的许多文章都涉及到大大小小遗址的考证，为今后的研究和发掘提供了线索。

先生对于古代的西域民族，也结合考察进行了研究。他在第一次蒙新之行，就注意了民俗学的调查。他关于大夏、大月氏的故地及西徙，对西域诸国的分布以及种族问题，都作过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启人思路的见解，为推动进一步研究作出了贡献。

先生在旧中国度过了他的大半生。旧中国黑暗的现实，使他厌恶官场，逃避政治。解放后他对新中国寄与了极大的希望。先生从他几十年的学术实践中，深感理论思考的重要性。当中国科学院举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时，先生满怀热情积极参加。他还学习俄文，冀图吸取新的学术营养。他热心参加院、所的各项政治学习和活动。1957年在新疆考察时，曾在乌鲁木齐演说，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新疆在汉唐以来即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反击了别有用心者分裂新疆与祖国关系的谬论。1965年，先生任第四届政协委员。他感谢人民对他的信任和委托，常以能把自己的余生贡献给社会主义的祖国而自豪。他虽有很强的个性，但也能平易近人，特别是年轻人向他请教问难，他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他对少数民族青年愿意更多倾注心血，在新疆考察时曾带了五位民族干部，让他们边干边学。他时刻关怀着西北考古事业的发展，当他听到任何一项新的发现和读到新的研究成果时，都感到无限喜悦和欣慰。他甘当铺路的石子，希望宽广的道路在他披荆斩棘过的地方延伸开来。他曾怀着深情厚意告诉过新疆的同志，那些地方值得工作，那些地方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值得探索。

正当这位终生从事学术事业的老人，欲以夕阳晚照的精神，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贡献最后的光和热的时候，60年代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在那“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先生十分不解地承受了他所承受不起的灾难，身心俱损，不幸于1966年12月18日离开了人间，终年73岁。三反五反运动和“文革”大抄家证明，他是一身清白的受害者。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先生得到了平反昭雪，他未完成的工作也得到了续成。我为先生整理了《西北史地论丛》于1981年出版。考古所的同志为他整理的《新疆考古报告》（1957－1958）已在1984年问世。其他待整理的著作也将陆续完成。先生的学术成果并没有随同他的生命一同消失，而是随着西北之学的广泛开展，更加引入瞩目。先生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鼓舞着新的一代：1983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千古之谜》，其中就有描写先生荒漠考古业绩的内容。一些报刊和著作中也有介绍先生的爱国精神和学术贡献的。

如果先生的事迹能对后来者起一些引导和鼓舞作用的话，先生是会含笑于九泉的。最近获悉，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宫川寅雄教授发起，日译先生的《罗布淖尔考古记》等8部著作，正由日本土居淑子教授、田川纯三先生等积极进行，将陆续出版。他的成果将在国内外产生更大影响。

About the Book and Its Author

This book embraces most of the papers on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geograhpy by the late prof. Huang Wenbi.

Perhaps some words about the author's life will facilitate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are given in the author's book.

Huang was born in 1893 of a rural family in Hubei of central China. The years of his childhood and youth bore a witness to those most dramaticil scenes in the conflict of two civilizations in modern China. He first entered a new-styled middle school in his hometown, and having finished learning there came to Bejing and began to study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first modern top seat of learning in China. The famous liberalist thinker Cai Yuanpei's directorship during Huang's later terms turned the university into a forum of various thoughts. This lent a lot to Huang's identification with new values, as evinced in his affillation of the Morality Promoting Association or in his seeing learning, in harmony with its modern professionalization, as a lifelong and full-time pursuit, instead of straddle over a scholar and an official, a typical s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His major at the university wa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fter graduation he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inology. He devoted several years to research of the Neo-Confuciz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published the book On the Methodology of Two Chengs' Philosophy. Later, is interest once shifted to bibliography and brought out New Classification of Old Chinese Books.

The Sino Sweddish expedition to Northwest Chirta in 1927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his archaeological career, although several yeers earlier he had joined the newly-established University Association of Archaeologists and had written an article on artistic archaeology. "Today I come out into the open field and bid farewell for the time being to the days of bending over the desk" he said excitedly in his dairy of the departure day.

Chinese scholars'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It had converged with an eager attention to the newly-discovered ancient documents into an academic trend, which, lat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science was invested with new life. Still virgin to Chinese archaeologists, that desolate land had become a haunt of foreign explorers, of whom Stein, Hedin and Pelliot are but several big names. They entered the region sheer unchecked and went home heavily loaden, provoking an ambivalence from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Huang's generation: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ist alienation or repugnancy. In 1927 when Hedin came to Beijing for another expedition he found himself confronted with an unsupple intellegentsia.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after chaffer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at endorsed a joint expedition and maintained a Chinese ownership of the findings. Thus, Huang was enrolled in the joint team, both as an explorer and a defender of China's antiguities. This duality seems to have manifesteditself in Huang in a less cryptical way.

Huang's maiorjobin the expedition was archaeological recon naissanee and collec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one he traveled with the whole team from Beijing traversing Inner Mongolia into Xinjiang. The Etsin-gol inscribed slips now familiar to every student of the field were first discovered by Huang at one spot, and a little later, in a great number, by Bergman at another spot nearby. Of this trip Hedin had vivid narration. The second phase of work was conducted in Xinjiang with the emphasis placed on the Turfan Basin and the sites skirting the Tarim Desert. Most of Huang's important discoveries were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His exploration lasted more than three years. When he reappeared in Beijing in 1930 with some eighty crates of finds,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circles still in their boyhood was given much stir. Not a man of literary talent, Huang's description of the trip was but "full of hardship".

The subsequent years he spent on sorting and studying his collections and teaching at some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He published, as the result of his exploration, Inscribed Bricks from Gaochang and Pottery from Gaochang along with some articles. With the financial aid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had another archaeological tour to Xinjiang but was badly hedged about by the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re. He once went to Xi'an and took charge of the renovation and relayout of the Stele Forest.

The eight year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made his life quite a precarious one. He taught at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Sichuan University. Most of his books were brought to naught by flames of war. He now wrung food out of his lean bookshelf, now managed to replenishit. This added to the difficulty of his writing the report on his exploration, which was often done deep into the night under a primitive oil-lamp.

Not long after the war he returned to Beijing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ping (Beijing) Academy, to complete his long report, which went into publication a year later under the title of Exploration around Lop-nor.

After Liberation in 1949 he served a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ithin a few years he got other four of his long reports published. In 1958 at the age of 65 years, he led a team for the last time to Xinjiang. His late years passed peacefully in his study until the adv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collapsed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 the pandemonium of the August of 1966, and died at a snowy dawn of the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Consider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that gives a special feature to Huang's research the papers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have been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by the regions explored instead of the disciplines approached.

Part One consists of 16 papers, either on subjects of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ense such as "On the Origin of the Xiongnu People" and "Notes on the Kingdom of Western Goddess", 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that concern Xinjiang or more broadly Northwest China such as "Topography of Xinjiang Past and Now"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Kingdoms and Ra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ll the papers in Part Two are in this or that way related to Turfan, especially to the ancient Gaochang Kingdom.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traits of ancient Turfan, history and boundary of Gaochang all to gether with criticism of stele and brick inscriptions make up the bulk of this section. Part Three includes 11 pep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arim Basin.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s, field work was more exciting here with many important sites reporfed. For the sake of the abundance of discoveried, the papers pertaining to Lop-nor, a region falling geographically under Tarim, have been compiled into an independant unit, viz. Part Four, in which the function of the region in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ountries to her west,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area, the ethnicity of some ancient native peoples and ancient inscribed wooden slips are discussed.

A preface with a short biography is given by Prof. Huang Lie, a historian and son of the author. (by Huang Ji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