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器徒然袋 : 雨

没有染上多余色彩的纯洁小生命在柔弱的母亲怀中努力地求生。世上竟有人不祝福她的诞生，我想我无法容忍这样的现实。

我们不是常用被玷污、失贞等形容这些事情吗？…… 对女性来说，就连这样的说法，都会让她们深感愧疚。她们会遭人白眼看待，对吧？所以遭到侵害的一方尽管是被害者，却会有一种不道德的罪恶感。相反的，犯罪的一方却没有什么罪恶意识。社会的结构是扭曲的。女性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她们站在彻底的不利立场。

不可能光是遭到一次侵犯，品性人格就会变得下流，或是肉体变得污秽，根本没这种道理。污秽是一种社会概念，个人的肉体不可能产生物理变化。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因此而改变了，那都是因为世人以充满偏见的眼光去看待被害人导致的。

“怎么会暧昧不清？”我感到不悦，“怎么想都是外甥女被玷污了。其他还能怎么解释？我身为她的亲人，最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那是当然，可是这成不了决定性的证据。是否犯罪，是非常难以判断的。第三者无从判定。” 大河内嘴角依旧下垂，他一脸苦涩： “而第三者硬要判断的话，就必须从双方口中追根究底地问出当时的具体状况。例如衣服是自己脱的还是被脱的？有没有被扯破？有没有相当于伤害的行为？若是有的话，是哪里被打？还是被踢了几下？关于X行为本身，也必须巨细靡遗地问个一清二楚。” “这……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就算不要脸，可是不问怎么会知道呢？” “光靠暧昧模糊的信息，是非常难下判断的。例如说……一开始是被打得很惨，但被打着打着，中途放弃抵抗，X行为本身心甘情愿的——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反过来的情况也是有的。情侣或夫妇之间，也有到完事之前都还甜甜蜜蜜，你侬我侬，后来才闹翻吵起来的情况。是暴力伤害还是QJ，中间界限十分微妙。再说，即使完全没有踢打这类暴力行为，只要对抵抗的女性霸王硬上弓，就算QJ。纵然完全没有抵抗，只要侵害内心抗拒的人，也应该算作。” “就算不抵抗也是吗？” “那当然了。”大河内板着脸说，“你想想，比如说一个彪形大汉摆出恐怖的表情瞪人，光是这样就算恐吓了。有一些女性也会因此吓得浑身发软，根本无法反抗。此外，像是拿债款当把柄，或是抓住某些弱点，这也算是恐吓吧？还有假意亲切地接近人家，加以哄骗，要求肉体关系，这些全都算。” “不管再怎么高唱男女平等，惟有这个问题，还是得另当别论。因为不管条件再怎么完备，男女之间还是有着壁垒分明的生理差距。” “女性要QJ男性是很困难的。即使女性硬逼男性发生X关系的状况，如果男方没有那个意思，行为本身还是无法成立。如果成立，就表示男方也有那个意思，对吧？” “再加上现今的日本社会，对女性来说，遭到侵害的事实、受到侵害的体验，就已经足以成为恐吓材料了。我们不是常用被玷污、失贞等形容这些事情吗？” “对女性来说，就连这样的说法，都会让她们深感愧疚。她们会遭人白眼看待，对吧？所以遭到侵害的一方尽管是被害者，却会有一种不道德的罪恶感。相反的，犯罪的一方却没有什么罪恶意识。社会的结构是扭曲的。女性在社会中没有立足之地，她们处在彻底的不利立场。” “可是大河内先生，法律是平等的吧？就算是女性，司法也会保障她们的人权，不是吗？可以诉诸法律吧？” “很少人会揭发这类事件，因此受到法律制裁的例子极少，所以有愈来愈多的笨蛋不把它当成犯罪，变成恶性循环。” “为什么不揭发？难道被害人不想揭发吗？那样的话，女方也有问题吧？虽然实际情况教人难以启齿……可是就算是这样，或是根本没想过要报案揭发的话，也不太对吧？” “正确地说，不是不报案，而是无法报案。不过，是无法报案所以不报案，还是不报案才会变得无法揭发，这部分问题很复杂。” “理由就像我先前说的，因为太丢人了，因为遭到侵害本身就是件可耻的事。” “因为丢人就忍气吞声……这太没有建设性了。” 没有必要为提出正当的主张感到羞耻吧，然而大河内却板起脸说道： “你说得没错。可是……委托司法判断的话，被害人就必须在公开场合发表我刚才说的哪些巨细靡遗的细节。她们必须高声宣言：我被人如何如何地侵犯了。” “这……” 说得也是，我也觉得这似乎太残忍了。明明只是主张自己的人权遭到蹂躏，原本应该不是什么残忍的行为，却会令人感到残忍，这正证明了女性是社会上的弱者吧。 “没错。”大河内说。 “这真的是很残忍。不管是谁，不得不回想厌恶的体验都一样痛苦。原本被害人揭发加害人的恶行，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然而在现今社会里，它却成了一种耻辱。所以循正当手段主张人权的行为，就变成了是丢人现眼……” 不可能光是遭到一次侵犯，品性人格就会变得下流，或是肉体变得污秽，根本没这种道理。污秽是一种社会概念，个人的肉体不可能产生物理变化。如果一个人的人格因此而改变了，那都是因为世人以充满偏见的眼光去看待被害人导致的。 “QJ事件伤害的并不光是肉体，那是摧残自信与尊严的行为，因此和单纯的暴力伤害不同，非常敏感复杂。例如说，即使鼓起勇气报案了，被害人面临的也是坎坷而愚昧的现实。与其要与所有世人为敌，倒不如闭嘴隐忍下来要好多了，所以状况完全没有改善。” “若是想做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有相对应的觉悟——就是这么回事。” “毅然面对的态度固然必要，但在现今社会里，这样做只会平白吃亏，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算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但强迫每个人都要如此，也太残忍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必须觉悟将面临到多么可怕的遭遇是吗？” “我不是在说只能彻底觉悟地承受这艰难的状况，而是必须认清这样的状况，再做好觉悟去面对。” “所以说，”大河内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的意思是，必须从社会开始矫正起，好让女性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毅然的态度。” “可是这需要时间。不是一两天就能成功的事，而且也不是修改法律就可以改变的。改革习惯和社会观念是需要莫大耐心的工作。换句话说……很遗憾，从现状来看，被害人获得救济的道路等于是已经断了。” 我的心情陷入一片黯淡。 其实，方才听到的这些事，不必大河内来说，我也明白。 可是听他这样逐一解说，我禁不住深刻感到这个社会的制度有多么地荒唐愚蠢。但是这么说的我，若不是家中有人受害，连想都不会去想到这些事吧。 不，这若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会是如何？某某家的女儿被某某给玷污喽——若是听到这样的传闻，我就算不会露骨地轻蔑，嘴上同情的慰问中，难道不会掺杂着若干嘲笑吗？ 就算说的人没那个意思，听的人会不会这么感觉？当我应答“好惨，真可怜”的时候，话中深处有对加害人的愤怒吗？如果那只是单纯的同情，岂不是等非同于侮蔑？因为同情只不过是优越感的另一面罢了。 这样的话……如果这事发生在别人家，或许我也会扮演不负责任的一般大众，去轻蔑被害人。我老实地将我的想法告诉大河内。 可是大河内再次以中指叩叩敲起桌上的书，说着，“不对，不是这样。” “这世上不存在什么一般大众，有的只是众多的个人。当个人不愿意为个人的行为负责时，就会戴上大众这个面具。这是在模糊责任归属，将之转嫁给不特定多数的卑鄙行为。例如说，就算个人说出来会遭到围攻的暴论，只要藏身于所谓匿名性的隐身衣背后，立刻就能够摇身一变，变成一般论。这就是通过隐蔽专有名词，将个人大众化。这么一来，就可以不经任何议论，使人把粗劣的愚见错以为仿佛获得了民意支持的正论一般。你刚才说扮演一般大众，但这种说法和那类低劣的家伙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在扮演的可是你这个个人，而不是你不断地膨胀，变成了大众。” 大河内这番话也没错。 我辩解似的回答： “呃，我说扮演一般大众，唉……是情非得已这样的意思。唔，我自己也不例外，心中多少怀有那种歧视性的……该说是偏见还是什么……我不太会说，总之是那类麻烦的东西，然后呃，每当我看到自己这样愚蠢的一面，都会深自反省……唉，该这样说才好吗？” “是啊，你这样说的话，我就不会有半点异议了。”大河内以教师般的口吻说，“你能用这样的自觉，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事。因为以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对此有没有自觉。有无自觉，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