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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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述:“姚昱一风尘下吏,偶辖一省海外学务(时充湖北留学生监督),无端撄留学生之逆鳞,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驯致酿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回国。”后来,鲁迅把这事写到小说《头发的故事》中,小说中的N先生说: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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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见《鲁迅家庭和当年绍兴民俗·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45页)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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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鲁迅主持召集了中山大学各科系主任紧急会议,提出营救被捕学生。会上的情况,据当时在场的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兼政治训练部副主任何思源回忆说:
他决定下午召开紧急会议,朱家骅知道后也参加了,戴季陶没有参加。到会的不一定都是主任,有主任和各部门负责人,也有教授,但没有青年人参加。我参加了这个会。
鲁迅坐在主席座位上,朱家骅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请大家来说话,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他们。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走他们?有什么罪?被抓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人!”
这时,朱家骅就说:“关于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
鲁迅对朱家骅说:“学生被抓走了,是公开的事实,被捕的学生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的三大政策的那一条政策?”
朱家骅依势压人,则说,“我们要听政治分会的,党有党纪,我们要服从。”
鲁迅继续驳斥:“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当时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
朱家骅强词夺理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
鲁迅坚决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鲁迅和朱家骅的对立已公开并到了最尖锐的时候了,无转圜之地。鲁迅主张营救学生,他坚持说:“这么多学生被抓去,这是一件大事,学校应该负责,我们也应该对学生负责。”在那样的情形下,公开支持鲁迅的人不多,会议没收到预期的效果。(《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36—23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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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编者黎烈文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5月25日《自由谈》的版面上,终于刊出了这样一条启事:
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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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有一张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生理:63.3;德语:60;化学:60.3;组织:72.7;伦理:83;物理:60;平均:65.5。在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
这成绩也就是如鲁迅自己说的,“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藤野先生》)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胸怀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漏了题目,他才考得这样的成绩。他们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些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这使鲁迅非常悲愤,使他更痛感到祖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令人多么难堪。他恨恨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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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引文时有删节的。我没有去找《沈阳事件》原书来对照,不知道省略号代表的字句是什么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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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书店报馆还收到一张盖着“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紫色木印的恐吓信,信是油印的,收件单位用毛笔填写,里面说:
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计,拟对于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于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各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字,如鲁迅,茅盾,蓬子,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字,以及反动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较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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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闻成仿吾作文,用别的名字了,何必也夫。
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
但近半年来,大家都讲鲁迅,无论怎样骂,足见中国俏无鲁远就有些不大热闹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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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
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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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产文学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接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更确切些说,是接受了日本福本和夫的左倾思想,就以提倡革命文学之名,要把苏联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照搬过来。在他们的论战文章中,已经把他们的主张说得很清楚了。按照这种主张,文学将不再是文学,而是“一个阶级的武器”,是“机关枪,迫击炮”;而作家也不再是作家,只是无产阶级的战土;作家从事创作的前提,是“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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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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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已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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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教育部欠薪,鲁迅和周作人都在任教的北京大学也有一点欠薪,而周作人任教的燕京大学是外国人办的,是不欠薪的。当时稿费和版税收入周作人也比鲁迅要多些。比较起来周作人的收人情况要好些。张学义作《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情理诠释》一文(载《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里,根据他们两人的日记做了一个统计:1923年1月至7月,鲁迅的收人是1398元,周作人的收人是2904.19元。在当家的羽太信子看来,主要是周作人在负担这个大家庭的费用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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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鲁迅传,是记不是而论太多,或者说,是涂抹在鲁迅脸上的脂粉太重太厚,从而使鲁迅变得可爱而不可信,甚至是可怕又不可信。鉴于以往鲁迅传写作的经验,朱正先生选择的方式是以“记”为经脉,以“信”为魂魄,扬弃先验界定,淡化甚至空化价值判断,以还原鲁迅真面目为本。因此,写作方式是历史的,不是文学的。我喜欢这种比较干净的、老实的写法,没有脂粉的遮蔽、没有概念的语障,没有意识形态的“隔”,也没有“春秋笔法”的旁敲侧击。 (查看原文)